大明王朝一段持久繁榮的黃金時代，當屬萬歷皇帝“親政”后的三十八年。

這三十八年里，雖說萬歷帝大多數時間，都在躲貓貓“怠政”，群臣們也拉幫結派狠掐，朝堂上荒唐事一籮筐，但畢竟繼承了張居正改革留下的雄厚家業，國民經濟依然高速發展。從繁華的商品經濟到“萬歷三大征”的霸氣武功，乃至百花齊放的科技文化，樁樁撐起后世國人的驕傲。

這樣一個“萬歷中興”的時代，正如“血煩”明朝的武俠大師金庸，那聲服氣好評:“（萬歷年間）中國是世界上最先進最富強的大國”。

但叫人唏噓之處，也正在于此：為什么這樣一個擁有“萬歷中興”輝煌的大明朝，坐擁如此“先進富強”的家業，卻為何會隨著萬歷四十八年“薩爾滸戰役”的悲催戰敗，國勢就驟然一路走跌，各種天災人禍一股腦砸來，把這之前還“中興”的大明朝，徹底“砸”進了亡國的深淵里。從強盛到衰亡，“反轉”為何來得如此快？

或許，下面這幾樁“萬歷中興”時代，煌煌史冊中著墨不多的奇怪現象，卻能給這個問題，一些發人深省的答案。

奇怪現象1：外貿發達，國庫空虛

“萬歷中興”年間，萬歷皇帝總是在“哭窮”。可要讓那些造訪明朝的“外商”們聽到這哭窮聲，卻定然大惑不解：你們外貿這么發達，怎么還會差錢？

“萬歷中興”時的外貿財富有多驚人？以西班牙史料的記載，單一個菲律賓馬尼拉，萬歷年間就有200萬比索銀幣輸入明朝，加拿大經濟學家弗蘭克估算說，整個萬歷年間，全世界三分之一的白銀，都被中國人賺走了。當時的歐洲商人，還為此發出了一句羨慕吐槽：“中國皇帝（萬歷）完全可以用白銀砌一座宮殿”。

這話要讓萬歷聽見，不知得什么感想：朕修個宮殿都差錢，你還要朕用白銀砌宮殿？

但這景象，才是一樁咄咄怪事：別看明朝外貿賺盡全世界的錢，但“萬歷中興”年間的大明朝廷，卻真收不來多少錢。幾個海港的關稅收入，每年也不過三四萬兩白銀，一邊是白銀洶涌而來，一邊是大明國庫空虛，窮得掉渣。為何會有這怪事？政策體制等方面原因很多，一個直接原因，卻是實實在在：走私泛濫。

比起“嘉靖大倭亂”時代刀頭舔血的走私買賣來，“萬歷中興”時的走私，卻是“和平”套路：官商勾結。以《明經世文編》《涇林續記》等史料記載，在當時外貿繁榮的廣州，老實納稅的商人，無不受盡官府盤剝。反而是那些走私船舶，只要給官府交足“保護費”，就能打著“合法”旗號撈錢，一艘走私船至少賺數萬兩白銀，“其報官納稅者不過十之一二”，其他錢財全被各級官吏層層扒皮瓜分。

發展到“萬歷中興”晚期，諸如廣州這些黃金口岸，早已形成了一整套“配合默契”的腐敗系統，一級級給走私團伙打保護傘。哪怕七品芝麻縣令，也能“蓋安座而得，無薄書刑杖之勞”。簡直是躺著數錢花。大明朝的歷任兩廣總督，更是賺得盆滿缽滿，單是萬歷年間的兩廣總督何士晉，四年間就從這“配合默契”的操作里，狂撈白銀三四十萬兩。再有錢的王朝，也經不住蛀蟲們這么吃啊！

可這些蛀蟲，何嘗不是“萬歷怠政”養出來的惡果？

奇怪現象:2：“奇葩奏折”泛濫

“萬歷怠政”最嚴重的幾年，缺了的官都不補，以至于六部尚書缺了三個，六部侍郎缺了十個，言官御史缺了九十四個，各省布政使按察使級別官員缺了六十六個，簡直各級衙門都缺官。在職的官員們，一人扛好幾個崗位是常事。那他們是不是都很忙？嗯，忙著寫奏折。

寫奏折這事，自從明太祖朱元璋時代，就是高度重視。明朝官員寫奏折，原本有嚴格的格式體例要求，說幾件事就用幾句話，堅決不能講廢話。明初名臣茹太素，就曾因奏折廢話太多，被朱元璋打得死去活來。可倘若朱元璋看到“萬歷中興”年間明朝官員們的奏折，恐怕會扛起幾米長大刀在路上：“萬歷中興”時的另一樁咄咄怪事，就是這每天扎堆的“奇葩奏折”。

有多“奇葩”，首先出名的毛病，就是又臭又長。明太祖年間，茹太素那篇“招打”的奏折，也不過一萬七千來字，放在“萬歷中興”年間，不過是小兒科。哪怕雞毛蒜皮的事兒，啰嗦個上萬字都是常事。稍微有點大事，奏折寫起來更如開閘洪水。比如平定播州之戰后，主帥李化龍上的《敘功疏》，一口氣寫了六萬字。

比冗長字數更坑的，卻是內容不著調。“萬歷中興”年間的明朝大臣們，寫奏折一個賽一個有才，氣勢磅礴的排比辭藻信手拈來，各種大段引經據典的典故，更是洋洋灑灑。還有人喜歡用生僻字詞，不弄暈讀者（萬歷）決不罷休。可這類奏折主題是啥？比如萬歷十九年侯先春的《安邊二十四議疏》，全文幾乎每一段，都是或對偶或排比，“寫作技巧”相當成熟，可該怎么“安邊”，讀來讀去，依然云山霧罩，沒幾條靠譜辦法。

如此風格，正是“萬歷中興”時“奇葩奏折”的縮影，其雷人風格，正如同時代的一句吐槽：“言武備則赤手空拳，言文事則陳詞俗調”——就是不靠譜。

這么又費力又不靠譜的東西，當時的官員們為何如此流行？人家算盤精明著呢：萬歷皇帝怠政，官員們也各個尸位素餐，但樣子總要擺好。一篇“奇葩奏折”寫好，就是“辛勤工作”的遮羞布，里面幾句云山霧罩的段落流傳起來，還能給自己刷知名度，等于是合理合法的偷懶。于是大明朝上梁不正下梁歪，行政效率可以想。

這坑國的效果，正如近代學者許同莘的一針見血：“歷代文章公牘之弊，及國家受士大夫之害，無過于明人者。”確實，打著冠冕堂皇名義的懶政，后果，往往與貪腐一樣可怕。

奇怪現象3：城市繁榮，災沒人救

“萬歷中興”一大亮點，就是繁榮的城市經濟。外國傳教士筆下的蘇州廣州福州杭州等明朝城市，把歐洲各國都看得眼熱。萬歷年間大學士于慎行也曾感慨：北京城里賣油鹽醬醋的小販們，都常見有百萬身家，比他這個“閣老”都有錢。那是不是萬歷年間的大明各地，都是這么繁榮？萬歷四十四年，山東諸城縣舉人陳其猷的《饑民圖》，卻揭開了觸目驚心真相。

陳其猷，進京會試的舉子，他從諸城到北京城的這一路，恰親歷了山東大地饑荒遍布的慘景，然后把他看到的一切，都繪在《饑民圖》里。在《饑民圖》一字一淚的序言里，陳其猷更發出了悲憤的吶喊：出諸城出發離家二十里，滿眼就是餓殍遍野的景象，甚至“人相食”這類末世慘景，當地都已司空見慣。可不遠處的北京城里呢？依然到處是“聲歌誘耳”“繁華奪目”，觸目驚心的災荒，在各級官員眼里，竟是“漠然不相關矣”。

看一下地圖上的距離，就可以腦補這樣的場景：山東大地上饑荒席卷，百姓民不聊生。可北京城里卻觥籌交錯，官員士子間的飲宴，每一場都極盡奢華。災民如何？災情如何？沒人知道，也沒人問。這，就是“萬歷中興”時代，細思極恐的景象。

而陳其猷所描述的景象，當時并非孤例，《明經世文編》里就記載了大量萬歷年間“災情薦至”“民食土矣”“（難民）東西顧而不知所往”的景象。但是朝堂之上，無論怠政的萬歷還是互掐的群臣，卻始終不見有多么重要的反應，更不見大明朝有多么緊急的賑濟。繁華的“萬歷中興”時代，明王朝的災情預警能力，乃至國家的抗風險能力，就在這滿朝的“磨洋工”間，無情降到冰點。

再比照接下來，晚明災害四起，民亂四起的景象，萬歷年間的這些“災異”，是多么觸目驚心，亦多么發人深省的伏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