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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洪武二十六年的南京城彌漫著肅殺之氣，錦衣衛的緹騎穿梭于街巷，將藍玉案的牽連者押往刑場。

這位曾在捕魚兒海大破北元的名將，此刻正被剝皮實草懸掛在城墻上，成為朱元璋震懾群臣的籌碼。

至此，陪朱元璋打天下的34位功臣，只剩下湯和、耿炳文等4人，朱元璋為何獨獨放過他們？

朱元璋稱帝時，身邊環繞著34位開國功臣，這些出身淮西的袍澤兄弟在鄱陽湖血戰中為他擋過箭雨，也在北伐大都時與他同食干糧。

在明初開國的 34 位勛貴中，竟有 30 人最終遭遇慘烈結局：

徐達相傳因賜食蒸鵝而死，李善長全家七十余口血染刑場，藍玉被剝皮實草制成警示標本，馮勝、傅友德等名將接連遭難。

這種近乎瘋狂的屠戮源于朱元璋對皇權的極度恐懼，出身赤貧的他始終無法擺脫“乞丐皇帝”的自卑心理。

所以當看到徐達、李善長等人在朝堂上的影響力與日俱增時，他敏感地察覺到：這些功臣的存在就是對朱家江山的潛在威脅。

徐達、常遇春等將領在戰場上為他沖鋒陷陣，李善長、汪廣洋等文臣在后方籌措糧餉，但這也成為朱元璋的心病：

在洪武三年大封功臣時淮西籍占比近百分之九十，他們通過聯姻、結黨形成了盤根錯節的關系網絡，甚至在朝堂上出現“淮人治天下”的局面。

胡惟庸案的爆發讓朱元璋坐不住了，胡惟庸與李善長是同鄉兼姻親，在擔任丞相期間廣結黨羽。

朱元璋正愁沒有機會對他們下手，轉眼就在胡府搜出“甲兵十萬”的偽證，他終于找到了清洗功臣集團的借口。

此案最終歷時十年，共牽連三萬余人，徹底瓦解了淮西集團的核心力量。

在這場腥風血雨中，有4人卻奇跡般地存活下來。

首先是湯和，他是朱元璋的發小和起義的引路人，在洪武年間長期擔任重要軍職，手握重兵。

但這位老將早在洪武二十二年便敏銳感知到帝王猜忌的陰云，立即主動上疏懇請卸甲歸鄉，言辭懇切地表示愿歸老桑梓，為朝廷鎮守東海之濱。

朱元璋大喜，不僅賞賜良田美宅，還特賜丹書鐵券，此后湯和深居簡出，每日飲酒下棋，絕口不提朝政。

這種徹底的退讓，讓朱元璋放下了戒心。

耿炳文是擅長防守的將領，早些年就被派往西北戍邊，長期鎮守大同、太原等戰略要地。

他的軍事風格與徐達、藍玉等進攻型將領截然不同，更注重穩固邊防而非開疆拓土，這種“守成”特質恰好契合了朱元璋“安內”的需求。

此外耿炳文為人謙和，從不參與朝堂黨爭，甚至在胡惟庸案中主動交出所有往來書信，以示清白。

郭英也是朱元璋的同鄉兼連襟，在洪武年間歷任禁衛軍統領、遼東總兵等要職，卻始終未被卷入政治漩渦。

他的秘訣在于“三不原則”：不結黨、不居功、不逾矩，郭英每次出征歸來總是將戰利品悉數上繳國庫，自己僅留隨身兵器。

更關鍵的是他的妹妹郭寧妃是朱元璋的寵妃，這種姻親關系也成為他的護身符。

作為明太祖朱元璋的義子，沐英的人生軌跡與那些血灑朝堂的開國功臣形成鮮明對照，他以征南右副將軍之職率大軍平定云南后便長期駐守這片西南邊陲。

不同于深陷政治漩渦的同僚，沐英在滇地推行屯田墾殖、興修水利工程、興辦官學書院，將昔日的蠻荒煙瘴之地治理得阡陌相連。

義母馬皇后薨逝時，他悲痛欲絕以至嘔血，太子朱標早逝的噩耗傳來，更因哀慟過度一病不起。

這種源自幼年收養之恩的親情紐帶，加之遠離權力中樞的地緣優勢，讓朱元璋對這位鎮守邊疆的養子始終保有罕見的信任。

在洪武朝的血腥清洗中，沐氏家族成為極少數得以善終的開國勛貴。

朱元璋的屠戮政策短期內確實鞏固了朱家皇權，但從長遠看卻為明朝埋下了隱患。

靖難之役時，建文帝朱允炆身邊已無可用之將，最終被朱棣推翻，而那些幸存的功臣家族，如沐英的后代世鎮云南，反而成為明朝邊疆的穩定力量。

在絕對權力面前，忠誠與功績遠不如“無害性”重要，湯和的退讓、耿炳文的低調、郭英的謹慎、沐英的遠離，無一不在證明這個道理。

而朱元璋的血腥手段，終究未能阻擋歷史的滾滾洪流。

參考資料：

《明史》（卷 125-130）（清）張廷玉等撰，中華書局 1974 年版。

《明太祖實錄》（卷 130、卷 257）（明）胡廣等修，臺北 “中央研究院” 歷史語言研究所校印本。

《皇明祖訓》朱元璋親撰

《明史紀事本末?胡惟庸之獄》（卷 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