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起“江南”，大多數人腦海里浮現的，可能是小橋流水、烏篷船、白墻黛瓦，以及雨打芭蕉的聲音。

今天我們不談風景，而是來聊一件你可能沒聽說過的事：曾經強大無比的江南省，竟然被一刀切成了江蘇和安徽兩個省。

更讓人唏噓的是，如今這倆省一個飛速騰飛，一個相對落后。

在講故事之前，得先明白，江南這地方到底有多好。

首先就是地理氣候的優勢，這地方不像北方那樣干冷荒涼，而是濕潤溫暖，一年四季都適合種地。早在宋元時期，江南就是“魚米之鄉”的代名詞。水稻年年豐收，河流縱橫交錯，交通、灌溉、運輸都方便得很。

其次是地形。江南不像山多地少的西南，也沒有那種沙化嚴重的土地荒漠，這里的土地平整肥沃，非常適合搞農業，也利于建城設鎮。

再加上水多、雨多，氣候宜人，整個地區早在唐宋時期就聚集了大量人口。人多了，商人、工匠、讀書人也多了。宋代以后，江南的城市一個接一個興起：蘇州、杭州、揚州、南京……你隨便挑一個放在地圖上，那都是當時響當當的繁華都市。

有意思的是，江南不光種田厲害，科舉也猛。清朝乾隆年間的統計顯示，江南一省的進士數量占全國近一半。古人說“天下英才，半出江南”，不是隨口夸，是有數據做支撐的。

而且經濟也是真繁榮。明朝中期，江南一省的稅收就占了全國的三成。那會兒全國都盯著江南的錢袋子，誰不眼紅？

所以你說，這地方厲害不厲害？可正是因為“太厲害”，麻煩也來了。

如果你把地圖攤開來看，會發現明朝的江南省，不是現在意義上的“江南地區”。那時候的“江南省”，幾乎囊括了今天的江蘇、安徽、上海的大部分，甚至還包括浙江北部和江西一小塊。

這樣一個省，面積廣闊、地理資源優越、經濟發達、人才密集。對于統治者來說，這種地方很容易“尾大不掉”。什么意思？就是權力過于集中，容易出亂子。

再加上地方的財政能力強，讀書人多、文人墨客多，難免就有些人心思活絡。清朝初年，統治者一邊要穩定江南的稅收來源，一邊也想削弱這塊地方的政治力量。

于是，分省就成了必然選擇。

最早的操作出現在清順治二年（1645年），那時清政府設立了“江南巡撫”、“安徽巡撫”和“操江巡撫”，等于是開始分頭管理。到了康熙六年（1667年），干脆就設了兩個布政使，江蘇一套班子，安徽一套班子，開始真正意義上的行政分治。

再后來，乾隆年間徹底把江蘇和安徽確立為兩個完全獨立的省。這場分家的動作持續了八十多年，最終完成。

歷史學者考證，當時的劃分依據是水文地理和政治管理的現實需求：江蘇水系發達、土地肥沃，適合搞細致的財政和糧食征收；而安徽地形復雜，山地多一些，管理上得更靈活。

所以江南不是一夜之間被拆的，而是一步步、逐漸完成的過程。

現在大家習慣性地把江蘇看作富裕省份，把安徽當成內陸經濟較弱地區。

江蘇之所以強，第一靠的是地理位置。它不僅沿海，還有長江穿城而過。南邊靠著上海，北邊連著山東，東西又靠近日韓和長三角經濟圈，是實打實的“天選之地”。

比如南通，原來只是個農業小市，如今憑借地理位置、港口和現代產業發展，成了“新一線”城市之一。

蘇南地區（如蘇州、無錫、常州）更不用說，早在明清就是商業重鎮。改革開放后，外資企業像潮水一樣涌進來，富士康、三星、西門子都設了廠，GDP年年往上漲。

而安徽呢？情況復雜多了。

安徽的最大問題，是“被內陸化”。雖然有長江穿過，但大部分城市卻不在主航道上。更重要的是，安徽地理分布呈現“南北割裂”，南邊靠近黃山的徽州文化濃厚，北邊則靠近中原，說話、習俗都不同。

這種南北文化差異，直接影響了經濟模式、社會結構，連招商引資的思路都不一樣，結果發展就不均衡。

安徽也有工業基礎，比如合肥搞科技，蕪湖造車，馬鞍山有鋼鐵，但整體“點多面弱”，支撐不起來。很多地方還靠傳統農業和資源型產業維持，轉型難、速度慢。

再一個問題是人口流出嚴重。大量青壯年去江蘇、浙江、廣東打工，留在本地的人口結構老齡化加劇，消費力也弱，產業鏈難以完整。

2023年，江蘇GDP達到了12.8萬億，全國第二；而安徽是4.71萬億，雖然排第十一，但相差將近三倍。這個差距，是幾十年積累下來的結果。

這種經濟差距，不僅體現在賬面數字上，也在慢慢影響兩地人的性格、價值觀和生活節奏。

江蘇人整體更務實，看重規則，講效率。尤其是蘇南那一帶，民間資本活躍，教育重視，父母從小就安排好子女的成長路徑。你跟蘇州人聊投資理財，他能給你講半小時不帶喘氣。

而安徽人，特別是山區出來的，多數家庭重視“苦讀翻身”。合肥這幾年因為“教育熱”成為家長心頭好，重點高中、培訓機構爆棚，但整體還停留在“靠教育改變命運”的階段。

很多安徽人會說“我們苦一點，但吃得苦中苦”；江蘇人則更習慣講“不要瞎忙，要搞效率”。有意思的是，兩地人在外地常被誤認為是“老鄉”，但真要細說，彼此都知道差別挺大。

雖然分成兩個省已過去兩百多年，但江蘇和安徽之間的聯系從未斷過。

比如人流。每年安徽有超過300萬人在江蘇工作生活。在南京地鐵里，有不少人說的是六安、阜陽的口音；在蘇州的工廠里，也有很多宿州、亳州來的打工者。

再比如經濟合作。近年來，長三角一體化戰略將安徽納入統一的區域規劃。合肥作為科創重鎮，逐漸成為江蘇企業擴展的試驗田；蕪湖造車、銅陵有色金屬產業也在給江蘇產業鏈提供補給。

還有文化。徽文化逐漸通過博物館、書院、非遺等形式走出去；江蘇的園林、昆曲等傳統項目也在向安徽擴散。

盡管分省已定，但“江南”作為一個文化母體，還在滋養兩地。也許未來不是“誰帶誰飛”，而是兩省優勢互補，共建一個“新江南”。

江南分省，是歷史必然。但站在今天看，有點復雜的心情。

我們當然理解分省的政治邏輯——防止地方權力過大，優化行政管理。但也得承認，一刀切之后，江蘇吃到了沿海政策的紅利，而安徽的部分地區則被邊緣化。

一個省的發展，不僅靠資源和位置，更靠制度安排和長遠規劃。我們不能只盯著GDP比拼，更該看到背后的區域平衡問題。

現在國家提出“新質生產力”“區域協調發展”，其實就是對這種歷史失衡的反思和矯正。

所以江蘇不是注定就該富，安徽也不是注定就得慢。只要機制合理，誰都有機會翻盤。合肥的逆襲就是例子，靠科技、人才、規劃，硬是在“中部”闖出了一條“新江南路”。

江蘇和安徽，曾是一體；今天雖然分隔，卻仍有千絲萬縷的聯系。或許有一天，“江南”不僅是個文化概念，也會是區域協同的典范。

只希望未來的中國，不再有“誰富誰窮”的對比，而是“誰快誰帶著誰一起跑”。

《清代江南省分設研究》——陳旭麓，上海人民出版社

《江南的歷史地理與文化發展》——李伯重，北京大學出版社

國家統計局官網2023年度各省GDP數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