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起“江南”,大多數人腦海里浮現的,可能是小橋流水、烏篷船、白墻黛瓦,以及雨打芭蕉的聲音。
今天我們不談風景,而是來聊一件你可能沒聽說過的事:曾經強大無比的江南省,竟然被一刀切成了江蘇和安徽兩個省。
更讓人唏噓的是,如今這倆省一個飛速騰飛,一個相對落后。
在講故事之前,得先明白,江南這地方到底有多好。
首先就是地理氣候的優勢,這地方不像北方那樣干冷荒涼,而是濕潤溫暖,一年四季都適合種地。早在宋元時期,江南就是“魚米之鄉”的代名詞。水稻年年豐收,河流縱橫交錯,交通、灌溉、運輸都方便得很。
其次是地形。江南不像山多地少的西南,也沒有那種沙化嚴重的土地荒漠,這里的土地平整肥沃,非常適合搞農業,也利于建城設鎮。
再加上水多、雨多,氣候宜人,整個地區早在唐宋時期就聚集了大量人口。人多了,商人、工匠、讀書人也多了。宋代以后,江南的城市一個接一個興起:蘇州、杭州、揚州、南京……你隨便挑一個放在地圖上,那都是當時響當當的繁華都市。
有意思的是,江南不光種田厲害,科舉也猛。清朝乾隆年間的統計顯示,江南一省的進士數量占全國近一半。古人說“天下英才,半出江南”,不是隨口夸,是有數據做支撐的。
而且經濟也是真繁榮。明朝中期,江南一省的稅收就占了全國的三成。那會兒全國都盯著江南的錢袋子,誰不眼紅?
所以你說,這地方厲害不厲害?可正是因為“太厲害”,麻煩也來了。
如果你把地圖攤開來看,會發現明朝的江南省,不是現在意義上的“江南地區”。那時候的“江南省”,幾乎囊括了今天的江蘇、安徽、上海的大部分,甚至還包括浙江北部和江西一小塊。
這樣一個省,面積廣闊、地理資源優越、經濟發達、人才密集。對于統治者來說,這種地方很容易“尾大不掉”。什么意思?就是權力過于集中,容易出亂子。
再加上地方的財政能力強,讀書人多、文人墨客多,難免就有些人心思活絡。清朝初年,統治者一邊要穩定江南的稅收來源,一邊也想削弱這塊地方的政治力量。
于是,分省就成了必然選擇。
最早的操作出現在清順治二年(1645年),那時清政府設立了“江南巡撫”、“安徽巡撫”和“操江巡撫”,等于是開始分頭管理。到了康熙六年(1667年),干脆就設了兩個布政使,江蘇一套班子,安徽一套班子,開始真正意義上的行政分治。
再后來,乾隆年間徹底把江蘇和安徽確立為兩個完全獨立的省。這場分家的動作持續了八十多年,最終完成。
歷史學者考證,當時的劃分依據是水文地理和政治管理的現實需求:江蘇水系發達、土地肥沃,適合搞細致的財政和糧食征收;而安徽地形復雜,山地多一些,管理上得更靈活。
所以江南不是一夜之間被拆的,而是一步步、逐漸完成的過程。
現在大家習慣性地把江蘇看作富裕省份,把安徽當成內陸經濟較弱地區。
江蘇之所以強,第一靠的是地理位置。它不僅沿海,還有長江穿城而過。南邊靠著上海,北邊連著山東,東西又靠近日韓和長三角經濟圈,是實打實的“天選之地”。
比如南通,原來只是個農業小市,如今憑借地理位置、港口和現代產業發展,成了“新一線”城市之一。
蘇南地區(如蘇州、無錫、常州)更不用說,早在明清就是商業重鎮。改革開放后,外資企業像潮水一樣涌進來,富士康、三星、西門子都設了廠,GDP年年往上漲。
而安徽呢?情況復雜多了。
安徽的最大問題,是“被內陸化”。雖然有長江穿過,但大部分城市卻不在主航道上。更重要的是,安徽地理分布呈現“南北割裂”,南邊靠近黃山的徽州文化濃厚,北邊則靠近中原,說話、習俗都不同。
這種南北文化差異,直接影響了經濟模式、社會結構,連招商引資的思路都不一樣,結果發展就不均衡。
安徽也有工業基礎,比如合肥搞科技,蕪湖造車,馬鞍山有鋼鐵,但整體“點多面弱”,支撐不起來。很多地方還靠傳統農業和資源型產業維持,轉型難、速度慢。
再一個問題是人口流出嚴重。大量青壯年去江蘇、浙江、廣東打工,留在本地的人口結構老齡化加劇,消費力也弱,產業鏈難以完整。
2023年,江蘇GDP達到了12.8萬億,全國第二;而安徽是4.71萬億,雖然排第十一,但相差將近三倍。這個差距,是幾十年積累下來的結果。
這種經濟差距,不僅體現在賬面數字上,也在慢慢影響兩地人的性格、價值觀和生活節奏。
江蘇人整體更務實,看重規則,講效率。尤其是蘇南那一帶,民間資本活躍,教育重視,父母從小就安排好子女的成長路徑。你跟蘇州人聊投資理財,他能給你講半小時不帶喘氣。
而安徽人,特別是山區出來的,多數家庭重視“苦讀翻身”。合肥這幾年因為“教育熱”成為家長心頭好,重點高中、培訓機構爆棚,但整體還停留在“靠教育改變命運”的階段。
很多安徽人會說“我們苦一點,但吃得苦中苦”;江蘇人則更習慣講“不要瞎忙,要搞效率”。有意思的是,兩地人在外地常被誤認為是“老鄉”,但真要細說,彼此都知道差別挺大。
雖然分成兩個省已過去兩百多年,但江蘇和安徽之間的聯系從未斷過。
比如人流。每年安徽有超過300萬人在江蘇工作生活。在南京地鐵里,有不少人說的是六安、阜陽的口音;在蘇州的工廠里,也有很多宿州、亳州來的打工者。
再比如經濟合作。近年來,長三角一體化戰略將安徽納入統一的區域規劃。合肥作為科創重鎮,逐漸成為江蘇企業擴展的試驗田;蕪湖造車、銅陵有色金屬產業也在給江蘇產業鏈提供補給。
還有文化。徽文化逐漸通過博物館、書院、非遺等形式走出去;江蘇的園林、昆曲等傳統項目也在向安徽擴散。
盡管分省已定,但“江南”作為一個文化母體,還在滋養兩地。也許未來不是“誰帶誰飛”,而是兩省優勢互補,共建一個“新江南”。
江南分省,是歷史必然。但站在今天看,有點復雜的心情。
我們當然理解分省的政治邏輯——防止地方權力過大,優化行政管理。但也得承認,一刀切之后,江蘇吃到了沿海政策的紅利,而安徽的部分地區則被邊緣化。
一個省的發展,不僅靠資源和位置,更靠制度安排和長遠規劃。我們不能只盯著GDP比拼,更該看到背后的區域平衡問題。
現在國家提出“新質生產力”“區域協調發展”,其實就是對這種歷史失衡的反思和矯正。
所以江蘇不是注定就該富,安徽也不是注定就得慢。只要機制合理,誰都有機會翻盤。合肥的逆襲就是例子,靠科技、人才、規劃,硬是在“中部”闖出了一條“新江南路”。
江蘇和安徽,曾是一體;今天雖然分隔,卻仍有千絲萬縷的聯系。或許有一天,“江南”不僅是個文化概念,也會是區域協同的典范。
只希望未來的中國,不再有“誰富誰窮”的對比,而是“誰快誰帶著誰一起跑”。
《清代江南省分設研究》——陳旭麓,上海人民出版社
《江南的歷史地理與文化發展》——李伯重,北京大學出版社
國家統計局官網2023年度各省GDP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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