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皆為工人，自幼酷愛讀書，以致家父一再抱怨：你生錯了人家，應該生在書香門第才是。那時，我也覺得自己會不會是投錯胎了。及至年長，見識不少書香門第出來的各色人等，才發現自己其實很幸運。華夏民族當中，最愚昧的并不是不讀書的人，而往往是讀書人。過去有說，人生識字糊涂始；如今發現，人生識字愚昧起。書香門第出來的孩子，身上未必一定有書香味。就算有書香味，通常也是文弱得不行。更不消說，在一部由梟雄主宰的歷史當中，書香氣的濃淡遠遠比不上精神骨骼的健壯與否更為重要。嵇康能夠臨刑撫琴，不是因為書香氣濃得化不開，而是骨骼非常健壯。

有人說我的《中國文化冷風景》顛覆了整個歷史，其實首先顛覆的，恰好就是兩千多年的讀書傳統。倘若生在書香門第，沒準就跟眾人一樣，沿著那個傳統順順當當地香過來了。就算出格一些，也不過像錢鍾書那樣，將讀書心得做成一部《管錐編》，顯示一下如何博聞強記。幸好沒有投胎書香門第，天然一介邊緣書生，才沒有被兩千多年的讀書傳統所左右，才能夠從《山海經》和《河圖洛書》這兩個華夏文化的源頭開始，重新審視中國文化連同中國歷史。

還有那部論《紅樓夢》的專著，也是如此，因為小時候讀不到，也不了解紅學泛濫到什么程度，所以才得以別開生面。有許多讀者都是從閱讀此著開始進入我的文字世界的。

我是不相信“留取丹心照汗青”那類豪言壯語的。人都沒了，還照什么汗青？

我小時候非常柔弱，不會打架，也不會跟人吵架，一點都不頑皮，中規中矩得不行，并非人們如今印象中那個一直以強硬的姿態面對世界的人。后來怎么會變得強硬的？這可能也是我對自己的提問。也許是我輩生不逢時的緣故吧，長身體的時候碰上大饑荒，長知識的時候碰上“文革”，談戀愛的時候被要求晚戀晚婚，成家立業的時候沒有住房。具體到我自己身上，改革開放的時候，沉緬書海，不懂得為自己撈錢；學府執教的當口，又正好幸逢不得不表示一下良心的時刻，然后當了十幾年的講師。所有應該得到的全部錯過了。驀然回首，教過的學生都成了教授了，自己依然站在起跑線上。到了海外，又不無驚訝地發現，但凡中國人出沒的地方，無論學府還是傳媒還是什么，游戲規則全都一樣，就連潛規則也一樣。你們問我身份認同，我不知道自己算不算有身份。能夠證明我身份的，不過是一本美國護照和一張美國駕照。既不愿與難民為伍，也不想高攀知識分子行列。曾想自比伯夷叔齊，可是翻開歷史一查，史書上寫著，人家是貴族，不是工人家庭出身的。以前高校里胡亂混著，還可以跟在人家后面自稱貧下中教，如今連這個稱呼都自行放棄了。過去讀美國小說《隱形人》覺得很好玩，哪曾想，自己也成了隱形人。落到這種地步，你們說說看，不強硬，還活得下去么？

好在我不算怎么孤獨，總有些朋友可以說說話。與其說是因為寫了幾十本書，不如說是因為有了網絡世界。倘若不是因為網絡傳播的緣故，可能不會有多少人知道曾經有個叫做李劼的人存在。那幾十本書，就算將來出版了，也跟我本人毫無關系。因為那時很可能我已不在人世。死去元知萬事空。人死了，書雖然還會繼續活著，但跟作者本人卻毫不相干了。我是不相信“留取丹心照汗青”那類豪言壯語的。人都沒了，還照什么汗青？

《金剛經》里有說，不著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我的尷尬在于，想著相都沒法著。我有什么相呢？無相可言。但正因為無相可言，所以下筆沒有任何束縛，自說自話，天馬行空。前不久網絡上流傳我那篇談論北京文人墨客的文章，你們問我是否得罪人。其實你們看看我在《梟雄與士林》一書（即臺灣版《百年風雨》）里如何臧否20世紀那些政治領袖和文化泰斗，就應該知道，我對文學名人的評說，算是很客氣的。再讀讀我怎么談論西方自亞里士多德到康德到海德格爾、維特根斯坦的思想演變，讀讀我如何月旦先秦諸子的高低優劣，讀讀我如何調侃喬伊斯那么頂級作家的文字，就可以明白，北京城里也罷，上海灘上也罷，那些個詩人作家，只要提到名字，不管褒貶如何，其實都是抬舉了。有位局外人的海外作家就曾指出，我的《文學備忘錄》提了太多不值得談論的文人墨客。

有人將我比作持筆笑傲江湖的人物。我確實喜歡俠客。但在文字間的那些酣暢淋漓、快意馳騁，似乎并非本性。但凡跟我有過交往的人，都會覺得，區區性本和善。偶爾出言不遜也是童言無忌，并且往往是說了別人都不肯說的話。

精神困境恐怕是一種富貴病吧。像我這一貧如洗之人，想染還染不上呢。

我的寫作，主要分兩大類，一類是思想的，主要由論著和評論構成；一類是審美的，主要體現在小說寫作里，尤其是上海三部曲和三部歷史小說里。網絡上流傳的評說北京文人墨客那樣的文章，在我的寫作中，占的比例很小，并且很不重要。

過慣了校園生活，一下子淪落紐約街頭，起初有些不習慣。那感覺就是空空蕩蕩。殊不知，正是那樣的空空蕩蕩，突然發現自己空前地自由，想寫什么就寫什么，根本不在乎聽眾的有無，完全處于自言自語的狀態里。自己寫給自己看的論著，是最精彩的；自己說給自己聽的故事，是最好聽的。僅一年半的時間，我就寫了三部歷史小說，一部40萬字，一部60多萬字，最后一部20多萬字。從來就沒有那么開心過。即便悲劇，也悲劇得痛快淋漓。一面寫，一面流淚，面對那些自己虛構的人物悲痛欲絕。

我其實很想跟大家談談小說，除了我自己的除了曹雪芹的，還有許多小說家，都是我非常想談論的。我很迷戀小說敘事藝術。我尊敬所有在敘事藝術上有貢獻哪怕有獨到之處的同行。尤其是喬伊斯、普魯斯特、卡夫卡或者卡爾維諾，還有福克納，等等。

我的宗旨是，寫作不是為了生存，相反，生存是為了能夠寫作。漢語寫作的最大困境，恐怕在于寫作的生存意味太強了。不少當年的先鋒作家，其才華最后都被生存需要所出賣。你們問我，為什么我說大家其實都活得很可憐，我的意思是，從我的角度看為生存而寫作的同行，很可憐。而從他們的角度看我，也會覺得我很可憐。因為我一無所有。他們擁有的名聲地位職稱房子票子車子娘子孩子，我全都沒有。到底誰可憐呢？只能互相可憐了。這就好比當你可憐賣笑女時，得小心人家一旦傍上高官大款后反過來可憐你。把文人聚到一起的什么會，弄不好就成了青樓。所以我曾對諸多在文學上成名成家的人，咕噥過一聲“妓院”，提醒他們小心成為青樓中人。

你們問我，精神上有什么困境，這恐怕是一種富貴病吧。像我這一貧如洗之人，想染還染不上呢。倘若我像當今學府的許多學者教授，盲目追隨德里達、薩義德，也許我會陷入困境。假如我迷失在某種意識形態幻覺里，可能會有困境。但我如今是個連著相都無處可著之人，還可能會被什么困境打擾么？

當今漢語寫作的作品成就以及相應人物的存在本身，就已經意味著文藝復興。

人生一世，最終是個選擇的結果。選擇有時是意識到的，有時是下意識的。除了從農場考上大學是我強烈地意識到的之外，挺身而出，異國他鄉，都是下意識的。因為華夏民族有《山海經》人物傳下的擔當傳統，所以血脈里會有擔當的沖動。擔當過后的悄然離去，也是有傳統的。不求回報。這一切在古代都是無言的，不言而喻的。

這陣子家母病危，無法回去探視相伴，經常思念得苦。印度禪師有言，所謂菩薩般的人物，并非被供在寺廟里，而是在日常人生里不聲不響地活在當下，無欲無求，不給他人壓力，像一陣微風般拂過。這番描述，正是我母親的寫照。真是說來慚愧，以前一直沒有讀懂過我母親，一個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紡織女工。直到她老人家病危，才猛然意識到，母親此生，淡如水，輕如風。倘若說，我的無相是生存所迫，那么以后的努力方向，也就是母親的輕淡了。

曾寫過兩篇有關中國式文藝復興的文章。有人質疑說，中國哪有文藝復興，簡直是天方夜譚。我的回答是，當今漢語寫作的作品成就以及相應人物的存在本身，就已經意味著文藝復興。這根本不需要談論不談論的。當然了，中國式文藝復興最早最典型的歷史地標，是《紅樓夢》。再當然了，這樣的復興，跟曹雪芹那樣的人物，毫無關系。人家只是做自己想做的事，選擇自己想要的人生，書寫自己想寫的文字，而已。復興不復興的，只跟民族有關，跟個人無關。因此，在這個意義上，作為個人，我又很不愿意談論文藝復興。與我何干？等到大家全都復興去了，我惟有悄悄地走開。放心好了，一片云彩都不會帶走的，全部歸你們。

你們問我，如此異國他鄉的，是幸，還是不幸，我只能回答說，生存不幸寫作幸。上蒼待我不薄。這16年來，我寫了20多本書。其中包括6部專著和9部長篇小說。但不要以為我會覺得很有成就感，恰好相反，我覺得空空蕩蕩。這些文字，一旦問世，就像長大的兒女一樣，都不再專屬于我，而屬于整個讀者世界。

遙想當年，坐在農場的考場里應考時，多么向往學府生涯。事實上，上世紀80年代的那些日子里，也確實享受了一下自由自在的學術空氣。但好景不長。到了海外之后，曾滿心以為，美國的學府應該是大有作為之地。結果在海外東亞系里轉了圈，看了眼，不瞞你們說，遠不如80年代的一些中國高校中文系、歷史系、哲學系。十幾年過去，回首當年，倒吸一口涼氣。幸虧沒有入伙海外東亞系。

文章來源：岸邊捧沙文史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