衡陽市委市政府、衡山縣委縣政府應當從此案中深刻汲取教訓，全面依法糾錯是對現任衡陽市政協副主席、衡山縣委書記戴新賢政治能力的考驗，是衡山縣委縣政府是否勇于擔當的政治勇氣的試金石。

2014年，衡山縣中控國際紙業有限公司（以下稱中控紙業）被衡山縣法院強行裁定破產。在破產過程中，衡山縣原兩任縣長秦方進、蔣青、衡山縣法院原法官胡小平利用職權勾結串通，將中控紙業評估為1.78億的資產強行壓低至7377萬元拍賣且強行過戶。而買受人正是給他們行賄的中控紙業股東、衡山新金龍紙業有限公司股東（以下稱新金龍公司）呂建榮。

法網恢恢疏而不漏。2020年，經中紀委批示、湖南省紀委監委成立專案組查辦。衡山縣原兩任縣長秦方進、蔣青、衡山縣法院原法官胡小平、中控紙業原股東呂建榮均已由于濫用職權罪，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受賄罪、職務侵占罪等被判刑16年至6年不等。這起黑幕重重的破產腐敗窩案才徹底大白于天下。

至今仍被新金龍公司侵占的中控紙業

全面回顧該破產侵占案件，在破產受理、破產管理人選定、債權審查、宣告破產、資產評估、資產拍賣等各個環節，都涉及受賄、瀆職、濫用職權等違法犯罪行為。中控紙業破產案實際上是“假破產、真侵占”，應依法撥亂反正。

因此，理應全面糾正該案中所有涉及違法犯罪行為的破產程序。從破產受理環節起，重啟債權審查、重整、財產評估、拍賣、分配等一系列工作流程。

另還查明，原重整程序也違法。為了實現促成呂建榮犯罪團伙低價侵占衡山中控資產的非法目的，相關犯罪分子（胡小平、蔣青、秦方進等）在招標文件上公然列明呂建榮團伙實際控制的新金龍公司享有優先重整權，阻礙其他意向重整投資者。

不僅如此，原破產管理人賀小電團隊不僅無破產管理人資質，還故意未按時提交重整計劃草案，致使中控紙業徹底喪失重整機會，最終導致中控紙業只能進入破產清算程序，破產重整程序形同虛設。

中控紙業資產拍賣過戶裁定已因惡意串通被撤銷，法院判決書證實，新金龍公司是惡意串通、侵占中控紙業財產的直接主體。給中控紙業造成重大損失，不得繼續參與中控破產案件，不得以自己或他人名義再次參與中控紙業重整、資產競拍等各環節。

鑒于呂建榮團伙犯罪事實，當時湖南省紀委專案組明確指出衡山中控紙業破產案存在全程違法違規及犯罪問題，并責令衡山縣法院即刻進行全面糾錯。

然而，專案組撤離后，衡山縣法院卻采取“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陽奉陰違態度，在無可辯駁的犯罪事實面前，衡山縣法院迫于壓力于2021年僅撤銷了拍賣和過戶裁定，但對該案中的其他程序和違法作出的裁定、決定等均未作任何處理及糾正。

原破產管理人— 湖南綱維律師事務所和賀小電團隊（包括賀小電、李志堅、林小兵及其他律師成員）在無破產管理人資質的情況下，向法院提供虛假材料，掛靠他人名義競聘破產管理人。

賀小電團隊非法擔任破產管理人期間與蔣青、秦方進、買受人新金龍公司、評估公司、拍賣公司等惡意串通，違法干預中控紙業破產重整、拍賣、資產過戶，導致中控紙業資產被低價處置、惡意侵占持續十年，給中控紙業及其投資人、債權人造成特別巨大直接的經濟損失。

基于上述犯罪事實，蔣青、秦方進、胡小平等法律專業人士（包括賀小電，其因癱瘓未到案接受審判）與呂建榮犯罪團伙相互勾結，利用破產手段實施職務侵占。

蔣青、秦方進、胡小平三人判決書中就瀆職犯罪部分已清晰闡述其客觀行為，該破產案件系司法人員、官員與不法商人勾結炮制的冤案，情節極為惡劣。依據相關判決書所列證據，衡山中控紙業破產案是因利益驅使，人為制造的“假破產、真侵占”案件。

特別是蔣青、胡小平的刑事判決書已經明確載明“中控紙業破產財產拍賣人與買受人在破產財產拍賣過程中惡意串通……”，“中控破產管理人、破產案件審理法院、買受人新金龍公司涉嫌相互串通，造成債務人賤賣債權資產，嚴重損害了中控紙業全體債權人的合法權益”。

當全體債權人以為曙光再現時，在衡山縣法院以及破產管理人的包庇縱容下，一方面，被新金龍侵占的資產未能實際收回；另一方面，處置進展無限停擺。

自撤銷拍賣裁定生效至今長達五年，衡山縣法院在沒有法律依據的情況下一直以保密為由，秘而不發，致使中控紙業資產仍被新金龍公司等違法主體持續非法占用，用于生產經營獲取巨額利益，甚至用中控資產抵押新增貸款。

破產案件至今已十年有余，所謂的糾錯措施僅限于有限的書面形式，既不公開透明，也缺乏實質性的糾錯，債權人的合法權益實現遙遙無期。

債權人多次向衡陽市紀委、市委法院系統巡察組、縣政府、法院、管理人反映及實名舉報，但都猶如石沉大海，毫無回應，后經再次向湖南省紀委信訪實名舉報，2025年1月4日，湖南省紀委組織專題會議，介入了解本案情況。

面對如此清晰確鑿、無可辯駁的違法事實，衡山縣法院與破產管理人不僅沒有依法將違法主體新金龍公司清退，反而動用職權公然維護其非法利益。

舉報人認為衡山縣法院、破產管理人，前赴后繼充當違法犯罪保護傘，公然持續違法，甚至用新的違法手段掩蓋舊的犯罪事實，不惜以身試法地為其服務，其行徑嚴重背離司法公正，極力掩蓋新金龍公司的犯罪事實，具體表現為：

當眾多債權人要求追究新金龍公司法律責任，明確指出其為侵占資產的犯罪主體時，衡山縣法院法官、破產管理人竟公然違背法律邏輯與事實真相，以“無判決書認定新金龍犯罪，它不是犯罪主體，所以要保護其所謂投入”為由進行狡辯。這種罔顧刑事判決書中已確認的“惡意串通”等違法情節，強行割裂法律關系的強詞奪理，本質上是對司法正義的公然踐踏。

從法律層面而言，即便刑事判決書未直接認定新金龍公司“構成犯罪”，但依據《刑法》第223條串通投標罪、第313條拒不執行判決、裁定罪以及第399條執行判決、裁定濫用職權罪，其參與惡意串通、拒不返還資產的行為，完全符合共犯構成要件。

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刑事判決認定的事實更可直接作為民事訴訟中的定案依據，且衡山縣法院已明確裁定撤銷中控紙業資產拍賣及過戶程序，這一裁定本身即已宣告新金龍公司對涉案財產的占有自始無效。若其拒不返還，根據《刑法》第314條非法處置查封、扣押、凍結的財產罪及第270條侵占罪，已涉嫌構成刑事犯罪。

然而，衡山縣法院與破產管理人不僅沒有主動向公安機關、檢察機關提交刑事控告書，依法追究新金龍公司刑事責任，也沒有依據《民法典》第1165條提起民事訴訟，要求其承擔侵權賠償責任（包括財產貶值損失、違法經營所得、資金占用利息等）。

這種長達十年的持續性包庇行為，使得舉報人不禁質問：斗膽如斯，明目張膽的包庇行徑底氣何在？難道衡山縣是法外之地？衡山縣司法體系究竟是法治防線，還是違法者的“天堂”？衡山縣法院相關人員難道與新金龍公司沒有利益勾連？又是誰在背后充當保護傘？

在衡山中控資產過戶裁定被衡山縣法院撤銷兩年后，新金龍公司竟公然利用本屬中控的資產做抵押，2023年6月21日獲得湖南銀行衡山縣支行3000萬元貸款；2023年9月28日至2024年2月2日獲得中國銀行衡山縣支行3500萬元貸款（相關情況已獲銀監復函證實），共涉嫌騙取6500萬元銀行貸款，而衡山縣法院、破產管理人乃至涉事銀行，對此不僅知情，更采取了默許縱容態度。

衡山縣委、縣政府相關領導、衡山縣法院、破產管理人，在明知此前腐敗案件及事實已經真相大白，且省紀委已經再度介入的情況下，仍然對犯罪團伙的犯罪事實視而不見，以會議紀要的形式進行庇護。

衡山縣多次召開縣委、縣政府組織的會議，會議紀要內容包括確認非法買受人新金龍公司對中控紙業的投入享有產權，以維護社會穩定為借口，利用公權力幫助新金龍公司進行所謂的“脫困”。

衡山縣委、縣政府多次指示衡山縣法院不得對新金龍公司侵占的財產變更登記到中控紙業名下，且不接管財產（導致中控紙業財產被新金龍公司長期無償侵占非法生產、被用作抵押擔保詐騙銀行貸款）。在省紀委再度介入并明確要求立即退還財產的情況下，半年過去，新金龍公司仍公然侵占中控紙業財產進行生產牟利。

更令人震驚的是，衡山縣法院在向監管部門匯報案件工作時，蓄意隱瞞案件中涉及法院違法操作及新金龍公司不法行為的關鍵證據與核心信息，致使紀委、上級法院等監督管理部門被嚴重誤導，作出錯誤決策與指導。

尤為惡劣的是，在2025年1月4日，由湖南省紀委牽頭召開的多部門“辦好案件的后半篇文章”協調會上，已明確全面否決衡山縣法院提出的所謂解決方案（簡稱“方案一”），即繞過法定拍賣程序，單方面提出由新金龍公司僅補繳3572.9萬元差價，作為處理中控紙業破產財產。

該方案嚴重損害其他債權人合法權益，涉嫌濫用職權為特定企業謀取不當利益。

衡山縣法院方案一被否決后，衡山縣委、縣政府、衡山縣法院再次向省紀委提交新的解決方案（簡稱“方案二”），該方案依然存在多項嚴重違法違規且嚴重偏袒維護新金龍紙業非法利益的內容，具體體現為：

設置不合理競拍門檻：方案中虛構新金龍公司“投入1.8億元改造生產線”的虛假事實，并將承認該虛構投入作為競拍報名前置條件，實質是為新金龍公司量身定制競拍規則，公然操縱拍賣流程，破壞市場公平競爭秩序。

為企業違法騙取貸款背書：2021年12月，衡山縣法院撤銷衡山中控資產違法過戶裁定后，衡山縣法院既未及時將裁定送達相關金融機構，又在新金龍公司隱瞞裁定已撤銷事實、涉嫌騙取中國銀行、湖南銀行6500萬元貸款的問題曝光后，以“維穩”“續貸”為由推卸責任。

違規合并資產清算：提出將衡山中控紙業與新金龍紙業資產進行整體評估、合并清算。此舉不僅混淆兩家企業法律主體界限，更可能導致中控紙業資產被非法轉移、侵吞，進一步損害債權人利益，嚴重違反企業破產清算相關法律法規。

方案二被否決后，2025年3月3日，衡山中控紙業第三次債權人會議上，破產管理人提交的《關于提請債權人會議審議破產財產變價方案（補充）的報告》（簡稱“方案三”），再次將維護新金龍公司非法利益作為核心導向，其內容儼然成為專為新金龍公司“量身定制”的利益輸送工具。

其中，補充變價方案第（三）項第3點尤為荒謬 — 條款規定“資產評估價值為14814.90萬元+破產人生產資質評估價值+新金龍公司占用破產人資產期間應支付租賃費用評估價值”，并明確“若整體評估價值超出預設數值，超出部分利益將無條件歸屬新金龍公司；若低于該數值，則由新金龍公司象征性補償” ，且拍賣成交價與評估價差額需按比例折算。

該條款通過“利益獨占、風險轉嫁”的畸形設計，不僅嚴重違背破產清算公平原則，更將債權人合法權益置于被肆意侵吞的境地。此等罔顧事實、公然偏袒的方案，在債權人會議表決中遭到強烈抵制，最終因未獲通過而成為廢紙。

然而，更令人震驚的是，在上述方案遭否決后，眾多債權人反映，2025年5月上旬，衡山縣法院副院長王衛陽、合議庭庭長楊文龍、主審法官宋德中等多名司法人員，以執行“省紀委的指令”、“化解糾紛”為名遠赴廣東會見多名債權人，卻又提出一套更為荒誕的資產處置方案（簡稱“方案四”）。

方案四試圖忽悠債權人后續表決通過，將司法不公推向極致：

雙重標準的評估機制：一方面要求對新金龍公司占用的中控紙業資產進行評估，另一方面竟允許對新金龍公司所謂的“投入”進行專項審計，并據此認定其“添附資產價值”。該設計刻意模糊中控紙業原始資產與新金龍公司非法侵占行為的界限，所謂"資產與投入評估"實則是精心設計的利益輸送陷阱——表面上通過雙重評估程序佯裝厘清資產權屬，實則以"添附資產價值"為突破口，為新金龍公司侵占中控資產披上“合法”外衣。

荒謬的權責倒置邏輯：方案強行將“中控紙業資產整體價值減去新金龍公司添附價值”作為中控資產歸屬依據，放任新金龍公司后續通過訴訟拖延責任，并支持其就違法競拍支付的7737萬元競買款，反向要求衡山中控紙業退還本金并自2017年起計付資金占用費。此等顛倒黑白的處理意見，實質是為新金龍公司違法侵占行為“合法化”背書。

拖延式分配陷阱：擬定兩次分配機制，先在新金龍公司違法競得的 7737萬元額度內分配，剩下的拍賣款等新金龍公司主導的訴訟結果作為資金分配前提。也就說：即便拍賣成功，所得款項也需優先“償還”新金龍7737萬元，剩余部分則因訴訟長期懸而不決，導致債權人長期無法實現合法權益，形成“合法”拖延債權人受償的惡性循環。

這種本末倒置的安排，本質上是將債權人的合法債權置于違法者的"二次剝削"之下。

衡山縣法院不僅不責令新金龍公司償還貸款、解除抵押，甚至以“保護銀行善意第三人權益”為借口帶抵押拍賣資產。最終唯一目的：除新金龍公司參與競拍外，排斥第三人參與競拍，確保新金龍公司再次以“合法”方式取得資產！更為惡劣的是，衡山縣法院一行竟謊稱方案是省紀委的意見，將其制定的欺騙債權人的荒謬方案甩鍋給監督部門，讓監督部門為其無端背鍋。

從衡山縣法院多次提出的資產處置方案及處理意見導向來看，舉報人稱感覺到每一個方案背后都經過深思熟慮、精心策劃，表面雖有改善、但絕無實質改變，這絕非對公平正義的捍衛，而是一場披著司法外衣、公然為新金龍公司違法行徑“站臺”的鬧劇。

上述行徑嚴重暴露出衡山縣法院與新金龍公司之間可能存在的利益勾結，或其背后有有強大的保護傘，其濫用司法權力、扭曲法律程序的行為，已構成對司法公信力的公然踐踏。

隨著案件調查的持續深入，秦方進、蔣青、胡小平等人已生效的刑事判決書暴露出諸多亟待解決的深層問題。眾多犯罪線索尚未徹底查清，部分應被追責的責任單位仍未受到法律懲處，涉案共犯亦未被依法處理。

衡山中控紙業案件中，相關部門長期對涉事違法企業采取明顯偏袒態度，這種反?，F象引發社會廣泛質疑。債權人呼吁必須對衡山中控紙業案件進行徹底復查，應依法對新金龍公司等涉事主體及其背后的“保護傘”展開全面調查，堅決撤銷這起“假破產、真侵占”的違法案件，重新啟動合法合規的破產程序。

《陳勇評論》認為，持續十多年的衡山縣中控紙業破產舞弊窩案是一起影響極其惡劣，后果特別嚴重、嚴重破壞了衡山縣乃至衡陽市的政治生態、法治生態和營商生態的惡性案件。涉案違法人員之多，手段之惡劣、涉案金額之大、參與程度之深、作案時間之久、令人觸目驚心，教訓極為深刻。

令人欣慰的是，經中紀委批示、湖南省紀委監委、司法機關查辦了主要犯罪人員原衡山縣縣長秦方進、蔣青、原衡山縣法院法官胡小平、原中控紙業股東呂建榮，使得該起“假破產、真侵占”的案件真相得以水落石出。

省、市、縣紀委監委、公安、司法機關應當對該案中各個環節全部涉案機構和人員繼續進行全面調查追責，不能有任何漏網之魚。

衡山縣法院、衡山縣委縣政府本來應該就此正本清源、撥亂反正，繼續推進中控紙業破產舞弊窩案的全面糾錯，及時亡羊補牢，協助債權人及時止損。

但是，在撤銷原非法拍賣裁定后，衡山縣法院4年拒不向不動產部門發送變更資產的通知，繼續任由新金龍公司非法侵占中控紙業資產，充分暴露了衡山縣法院失職瀆職的真面目。其中是否存在關聯人員的利益輸送，紀委監委應當深入調查。

由于中控紙業在破產過程中的很多違法決策是以政府和法院集體名義作出的，全面糾錯存在一定的難度，向侵權主體的索賠仍然困難重重。

但是，衡陽市委市政府、衡山縣委縣政府應當從此案中深刻汲取教訓，全面依法糾錯是對現任衡陽市政協副主席、衡山縣委書記戴新賢政治能力的考驗，是衡山縣委縣政府是否勇于擔當的政治勇氣的試金石。

衡陽市委市政府、衡山縣委縣政府必須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繩，突破一切由利益捆綁而來的重重障礙，積極回應中控紙業當事人、債權人的訴求，毫無保留地、迅速地推進向產權人歸還資產的執行工作。

湖南省高院應督辦衡陽市中院、衡山縣法院此案的執行工作，對于市縣兩級枉法執行的法院工作人員進行嚴肅問責，切實維護產權人的合法權益。

對于此案的進展，《陳勇評論》將繼續保持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