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尋常的一天，內蒙古烏蘭察布盟集體草原上（今內蒙古武川縣西）放牧的一群牧民，正用黝黑的手點著旱煙，閑極無聊地曬著太陽，瞇著小眼默默看著支書帶來一群穿著學生裝，精神頭很足的青年人沿著舊日的黃土古城墻邊走邊摸，時不時用手指指點點墻上那些每天都在卻看不懂的痕跡。

后來，聽趕集回來的人說，山岡上倒了半邊的黃土墻上刻著的字也念“武川”，自己住的地方竟然出了三代開國皇帝，這不是聊天打屁吹牛皮又多了猛料。

“有些人生來就在羅馬，而有些人生來就是牛馬”，牛馬也不一定就不能去羅馬。有時候，真是不禁感嘆天地之間是否真有流轉不定的王氣和宿命，時而分散，時而聚集，這一聚集便會引出一個烽火連天，英雄輩出的時代。

公元六世紀初，原本蒸蒸日上，一片和平安定的北魏突然暴斃之后，中原大地也接連發生變故，反正魏晉南北朝，五胡十六國亂是常態，又一次開始了長達百年的“吃雞”競賽。而此后歷經三代頂尖帝王，無數良將賢臣，整合北方，從而結束500年生死亂世統一中國，最終帶領中國歷史重回高點的北周、隋、唐三代開國之祖皆出于武川鎮。

北魏天興初（公元398年），道武帝拓跋圭將其東部地區的高門弟子及豪杰兩千戶遷到北部居住，分居武川等六鎮，以鎮守邊塞，防衛北方的柔然。

北周開國帝王宇文泰四世祖宇文陵，“隨例徙居武川”，由鮮卑遷武川，成為武川鎮第一次見于史書。

隋文帝楊堅五世祖楊元壽，“魏初為武川鎮司馬”。

李淵三世祖李熙“領豪杰，鎮武川，因家焉”，安家于武川，熙生天錫，天錫生虎，虎生，生淵，淵是為唐高祖。

而且，據《舊唐書》記載，三代帝王經常“出武川，過故宅，祭先人”，在唐太宗李世民稱帝前，三代帝王都默默把戶口掛在武川鎮，不曾遷往長安。

以中國人的慣性思維和概率思路，能出三代頂尖帝王的武川重鎮，不說是帝都魔都，高低也得是洛陽開封吧。但是，按當時北魏朝廷的官方說是武川重鎮，其實就是戶不過千，男丁不滿兩千的小軍鎮，在北魏老元家眼里就是個臭要飯的，流放社會殘渣的地方。

區區一個彈丸之地，何至于走出三代帝王？三百余年王氣所聚！我們要理解帝王輩出的時代性，我們首先要聊聊這三家的發展史。

前面我們聊到北周前面的北魏，在北魏孝文帝改革之后，不說政通人和，也得是歌舞升平，如果不出意外的話，終結南北朝大統一的事業得由老元家來完成了。

但是不出意外，那還能叫意外嗎？萬丈高樓平地起，大起大落靠自己。北魏皇親大貴族們在洛陽一通大吃大喝，狂嫖濫賭下，完全忘記了幫助自己吃糠臥雪、守衛邊疆的老兄弟們，還不斷發配囚犯戍邊，完全污名化六鎮弟兄，當年世守邊陲六鎮的宇文家、楊家等勛貴則由“國之肺腑”逐步淪落為鎮戶、府戶，身份低下，由是引起六鎮軍民的普遍不滿。

更要命的是，天氣也出意外了，連年冬天大雪，夏天干旱，春天不下雨，秋天不刮風，六鎮軍民一開始還是覺得都是鮮卑老兄弟，皇上不能不管我吧，向朝廷申請發糧救濟。北魏朝廷直接來了個已讀不回，六鎮軍民一合計那不行啊，我手里有刀，車棚有馬，不能餓死啊，反了，史稱“六鎮起義”。

六鎮起義，歷時8年，波及華北、關中十余省，長期在北魏核心統治區域拉鋸，在北魏朝廷、葛榮及爾朱榮等一系列豪杰的拉攏分化下，武川鎮出生的宇文、楊、李三家始終秉著“留得青山在，老天爺餓不死瞎家雀”，或歸順朝廷，或跟著起義軍亂跑，但武川鎮出身的幾家勛貴始終緊緊抱在一起，大有“要做桃園三結義，不學瓦當一炷香”的意思。

最后，隨著北魏和爾朱榮的同歸于盡，宇文泰另立天子，割據關中，而楊堅、李淵兩表兄弟也乘風而上，成了柱國大將軍。更在后來，楊堅把女兒嫁給了宇文家做了皇后，長期以外戚身份把持了北周國政，順理成章完成了騰籠換鳥。武川鎮勛貴們以武力功業為藍本，以貴族聯姻為手段，漸漸形成中古時代威震天下的關隴軍事集團，為中國歷史注入一道新的武魂。

也許，歷史就像一個有趣的連載作家，偏偏就想讓魏晉南北朝的紛亂再來最后一個高潮——煌煌天命，最終選擇了武川鎮的乞丐、囚徒承接了德運，讓已經摸到大統一門檻的北魏死在了建立豐功的前夜。

先賢講歷史的進程總是在合適的時候，選擇合適的人，由這些英雄人物加快或滯緩歷史的進步過程。把孝文帝漢化改革和六鎮起義的過程合起來看，一方面是鮮卑人穿漢服，說漢話，寫漢字的漢化合流，在升斗小民眼里卻是元氏貴戚聯合漢人地主窮兇極惡的竭澤而漁，萬萬千千漢人和少數民族在盤剝下，均只能明面上跟你斯斯文文，背地里找好你家祖墳。

而在草原上，鮮卑宇文、獨孤和漢人楊、李的通婚，讓血終于流淌在了一起，被流放的漢人和鮮卑人在遙遠的流放地合成一個新的族群，帶著北風的呼嘯和勁力掃盡洛陽的腐朽落葉，充分說明民族大團結，不僅是上層的利益互通，更重要是同村人的同吃同住同勞動。

另一方面，分蛋糕的時候，也不能忘記了早先做蛋糕的兄弟。在北魏元家還姓拓跋的時候，北魏政權的首都還駐在平陽（今山西大同），離北疆前線還近在咫尺，選派到武川等地流血流汗的都是族中好男兒，在平陽的達官貴人們還時刻記掛著氏族親情。一搬家到了洛陽，可算是“闖王進了北京城了”，六鎮軍民就成了歷史遺留問題，為人處世忘卻舊恩，總是要被反噬的。

最后，每段悲痛的歷史，都不會白白流過。自公元188年漢末黃巾之亂起，到隋滅陳的500年間，有群星璀璨的三國，也有得國不正的晉朝，有子弒父、兄殺弟的五胡亂華時代，也有努力彌合民族矛盾的苻堅、北魏孝文帝。

時至今日，我們應進一步正視這段民族融合的歷史，北方南下的游牧民族，不是野蠻人，一群生在天地間，逐水草的自由牧人。

兩晉之后，中國歷史在世家大族的帶領下走向了死胡同，田連千里、千丁一戶的世家大族們用手上的政權源源不斷地把鄉間的稻谷吸進長安、洛陽，化成自己屋堡的雕梁畫壁。而南下牧人打碎了世家大族統治千秋的幻想，牧人們尚未脫去氏族兄弟情義下的均田制度，又讓“一夫百畝”的王道幻想實現，讓中原大地上自耕農家庭復活。

目光轉向南朝，巧合的是，6世紀前后的南朝諸位開國國君也大體上集中在蘇南這一小塊區域。晉之亡，則劉裕生于京口，南朝蕭氏蕭道成、蕭衍生于武進之南蘭陵，陳霸先生于吳興，都集中于蘇南幾縣之中，真可謂是“京口酒可飲，兵可用”！

南朝這幾位開國皇帝多是中原漢人南下的流民后代，這些流民帥前赴后繼，用漢人最后的武力給病懨懨的南朝門閥致命一擊。南北合流后，華夏九州不再因一些白面金粉，體弱多病，寄生在萬千百姓身上的門閥貴族的吸血而羸弱不堪，一朝抖擻，遠邁秦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