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來自微信公眾號：一知半論，作者：格拉古艾爾，題圖來源：視覺中國

今年，全國有1335萬考生同時走進高考考場，爭奪寶貴的高等教育資源。針對這一極度稀缺的資源，不同國家根據其社會共識建立了不同的分配機制。從經濟學的邏輯看，大體上分為兩種：

一種是以“高考幣”定價的高等教育體系，其特征是國家組織統一的標準化考試，考試成績具備一定的主權貨幣的屬性；另一種則不組織此類考試，信用主體較為分散，主要依靠市場機制完成分配，姑且稱之為以法幣定價的高等教育體系。

從這一理論框架出發，本文試圖分析這兩種分配機制各自的利弊，掛一漏萬，歡迎討論和補充。

本文邏輯： 一、“高考幣”定價的高等教育體系 公平，公平，還是公平 二、法幣定價的高等教育體系 全球“消費者”和頂級“供應商” 三、“高考幣”定價，要公平還是要效率？ 基礎教育：內卷、雙減、零和博弈、成本、價值觀 高等教育：三方博弈、論文工廠、供需失衡、耗材 國際競爭：留學生，世界大學排名，學伴，高等教育套利

一、“高考幣”定價的高等教育體系

縱觀歷史上各種稀缺資源的分配機制，高考制度無疑是其中最平等的，這種平等體現在極致的機會平等，“只看分數”最大程度上避免了財富和權力的干預，而這兩者在其他稀缺資源的分配上往往是無孔不入，且起決定性作用的。

“小鎮做題家”進入社會之后的無力感正由此而來，但做題家的身份最起碼保證了他們不用赤身面對金錢和權力的傾軋。

筆者也是做題家中的一員，我們之前的人生被高考所概括，之后的人生由高考所開啟。作為高考制度的既得利益者，我在情感上對這一制度充滿感激，與之相關的思考，無關好惡，僅為理性層面的思辨。

疊甲完畢，進入正題。

高考成績的本質是國家統一發行的、全民普遍接受的“貨幣”；這種“貨幣”既是用來兌換中國高等教育的交換媒介，也是中國學生和高等教育的計價單位：中國學生被高考成績所定價，“唯第一學歷論”體現的正是社會對這種定價的信仰；中國高校則被錄取分數所定價，相比于各種大學排名，錄取分數才是中國高校的本立命之本。

從這個角度觀察，高考成績具備非常鮮明的主權貨幣的特征。

1、國家信用背書

主權貨幣由央行壟斷發行，其價值來源于國家主權信用，依托制度和法律維護其公信力。高考由教育部統一主導，由國家制定考試標準，通過各項法律法規確保成績同樣具備國家級的公信力。

2、標準化

主權貨幣的標準化程度之高無需贅言，高考同樣奉行極致的標準化。從命題到閱卷，從高考報名到每場考試時間，從試卷印刷到答題卡填寫，標準化貫穿始終。這種極致的標準化保證了高考成績在省內具有絕對可比性，在全國范圍內具有相對可比性，這種可比性賦予了高考成績貨幣般的價值屬性。

3、強制性

主權貨幣作為法定支付手段具有“強制性”，國家強制規定市場主體不能拒絕用法幣進行交易。同樣的，高考成績也具有“強制性”，國家明確立法，規定所有公立高校必須依據高考成績作為主要錄取標準，意味著高考成績一定能兌換國內稀缺的教育資源，如同金本位下的美元能夠直接兌換黃金。

以上三點制度設計確保了高考成績以國內稀缺的高等教育資源為錨，以國家信用為背書的內在價值，我們姑且稱其為“高考幣”。在這一體系下，教育部門對高考難度的調節極為關鍵，難度高低決定“高考幣”供應量的多寡。

理想中“高考幣”必須如法幣般穩定，從而維持其對教育資源的“購買力”，這也意味著“高考幣”的總量也必須同教育資源一樣具備稀缺性，過多或過少的“高考幣”必然引發“通脹”或“通縮”，導致錄取分數線劇烈波動，從而失去“價格信號”的功能，影響社會對高考制度的穩定預期。事實上，絕大部分省市本科錄取分數線常年保持穩定，教育部門在維護“高考幣”的穩定性上能力不輸央行。

當然高考成績和主權貨幣之間也存在一些差異。其中最核心的大致有兩點：

1、價值儲藏

區別于主權貨幣，高考成績沒有價值儲藏的功能，“高考幣”不可積累，不能保值，僅能在有限的時間內兌換高等教育資源（從高考出分到填報志愿結束），過期作廢，價值歸零。換言之，“高考幣”每年由國家定向發行給高考考生，年年清零，年年洗牌。

2、交換自由

高考成績不具備真正的交換自由。“高考幣”不能交換，不能轉讓，只能由“高考幣”的生產者（考生）為自己兌換教育資源。

其實正是這兩點區別讓高考制度實現了極致的“機會平等”。因為“高考幣”不可積累，不能保值，所以沒人能通過持續不斷的高考建立穩定的競爭優勢，從而形成馬太效應。

在這個世界上，積累財富可以換取更多的財富，積累權力可以換取更大的權力，但積累十六年高考成績最多只能換點直播打賞。

另外，“高考幣”不具備交換自由使得財富和權力面對高考成績往往束手無策，相比于費盡心機扭曲這套國家信用背書的定價體系（極有可能觸犯法律），跳過高考往往是更理性的選擇。

協和4+4引起公憤的核心，其實在于董某通過“美本”跳過高考進入中國頂級學府，這本質上是中美兩國高等教育體系間的“套利行為”，即用美元兌換“高考幣”，這點會在后文詳細展開。

董某之流的套利行為，嚴重削弱了社會多元化的人才選拔機制的公信力，協和也因此被釘在“走后門”的恥辱柱上。當頂級學府自身缺乏公信力，民眾只能將共識集中于國家信用背書的高考之上，多元歸于一元。

所以老百姓總說“高考是人生中最公平的競爭”，縱使高考弊端再多，它在民眾心中的地位都無法撼動，因為它“公平、公平、還是tmd公平”。

是的，從機會平等的角度看，高考制度近乎完美，如果說任何評價體系都有“鉆空子”的可能，那高考一定是公眾心目中最堅固的堡壘，最公平的處女地，高考成績也一定是最能凝聚社會共識的指標，甚至是全民的信仰。

“中國不能沒有高考，就像西方不能沒有耶路撒冷”。一個人履歷再優秀，如果第一學歷不那么光鮮亮麗那也很難贏得中國社會的廣泛認可，因為第一學歷背后是相應的高考成績。反之一個人如果在考中拔得頭籌，那他一定會被認為有真才實學，而非仰仗家庭托舉。

這種極致的機會平等給了無數中國學生和家庭一個“只要足夠努力就能接受高等教育”的預期，這使高考成為了一個全民廣泛參與的分配機制，絕大部分中國家庭從孩子出生起，就會在教育上持續穩定地投入，為全民基礎教育打下堅實的基本盤，這也使得中國的高校能夠最終實現“為本國篩選和培養人才”的使命。

二、法幣定價的高等教育體系

大洋彼岸的美國沒有發行類似的“高考幣”（教育部可能都要被Trump給撤了），對機會平等也不如中國社會這般在意。所謂“美國高考”的SAT考試由完全獨立于政府的非營利組織College Board主辦和管理，不具備法律強制性，完全由高校自愿采納，其信用背書和中國高考有本質區別。

和其他稀缺資源一樣，美國對高等教育資源的分配同樣是市場主導的，高校自主決定錄取標準，自行確立培養目標和方式，在市場博弈中形成共識，能最大程度滿足市場需求的高校，最終會在競爭中脫穎而出，從而有能力募集更多稀缺資源促進高校進一步發展。

在這一機制下，區別于“高考幣”定價的中國高等教育，美國高等教育的交換媒介和計價單位即美元本身，學費即公眾對高校的估值。當政府不發行“高考幣”用以決定教育資源的分配，直接采用主權貨幣無疑是效率最高的選擇。

放眼全球，不組織國家統一的標準化大學入學考試的國家往往都需要承擔比較高昂的大學學費，如美國、英國、加拿大、澳大利亞，他們還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都為全球熱門的留學目的地。

這也不難理解，用法幣分配教育資源比依據“高考幣”天然更具有開放性。以美元定價的高等教育更是可以借助美元超主權貨幣的地位絲接入全球市場，學費體現出的是全世界對美國高校的共識，美國高校的信用背書自然是全球通行的硬通貨。

在這種影響力的加持下，美國名校可以“挺起腰板”用全獎網羅世界各地的人才，鞏固自己的學術地位；也可以“放下身段”招攬全球權貴，換取進一步發展的資源。正如哈佛大學里不能沒有互聯網極客扎克伯格，也不能沒有名門出身的溫克萊沃斯兄弟。所以讓美國名校成為名校的，究竟是凌晨四點的圖書館還是學生家長的花名冊，我想沒人說得清。

其實這點在高校的收入結構上也可見一斑，美國藤校的收入中捐贈基金+學費的占比一般會超過50%，中國985高校的收入則主要依賴財政支持，而中國學生的學費，可能都不夠付美國學生助學貸款的利息。

收入結構的差異直接決定了中美高校完全不同的發展目標和辦學理念。簡言之，美國高校“對下負責”，注重學生的培養，如“供應商”服務“消費者”般照顧學生多元的訴求。無論學生志在科研，就業，還是個人成長，高校往往都有資源提供相應的支持。

中國高校“對上負責”，對學生和市場的訴求往往反應遲鈍，甚至視而不見。科研才是高校最為看重的指標，高校對學生的培養往往是paper生產過程中的附產物。這恐怕是“高考幣”定價的高等教育體系最大的隱憂，后文將以此詳細展開。

在市場機制的作用下，美元定價的高等教育最終孕育出了一批世界頂尖的高校，能夠虹吸全球的人才和資源；但相應的，美國本土學生在學費和成績兩個維度上不得不面對全球競爭。全球化使得資本可以自由流動，人才可以自由流動，有錢人家的小孩也可以自由流動；但中產家庭，資質平凡的美國本土學生只能眼睜睜看著學費上漲。

美國的大學，尤其頂尖大學，本質上不是美國人的。這給了美國社會與中國截然相反的預期，“高等教育的機會如此渺茫，不如趁早放棄”。如果不想放棄，那可以選擇高中畢業之后加入美國海軍陸戰隊，并在伊拉克服役，退役后便可利用《退伍軍人教育援助法案》進入俄亥俄州立大學完成本科學業——這是美國副總統萬斯的親身經歷。相比之下，高考都顯得非常容易。

顯然《鄉下人的悲歌》不僅僅是美國產業工人的悲歌，所以當“鄉下人”執掌大權，必然會對這套體系開刀，Trump政府和高校的博弈，本質是想把美國高校，變成美國人的高校。

總之，以美元定價的教育體系最終造成的結果，大體上能用一個現象來概括：美國可以批量培養全世界最頂尖的人才，他們向往星辰大海，他們敢于打破常規，他們是天才也是瘋子，他們渴望改變世界；同時，這套體系也培育出全世界最大的陰謀論受眾，他們相信地球是平的，他們覺得5G會致癌，他們害怕疫苗勝過病毒，他們敢于沖進國會大廈拉屎，他們憤怒，迷茫，絕望，他們渴望一個領袖來砸爛這一切，不惜任何代價。

三、“高考幣”定價，要公平還是要效率？

只談效率不談公平，以法幣定價的教育體系無疑是最有競爭力的；只談公平不談效率，“高考幣”定價的教育體系一定是無可指摘的。

那么如何評價“高考幣”定價的教育體系的效率？答案是“這很難評”，因為教育包羅萬象，對教育質量的評價本質上是對人的評價，取決于每個看《哈姆雷特》的讀者的價值觀。但是我們可以思考，這套體系在哪些方面明顯違背了社會對教育的共識。

基礎教育：內卷、雙減、零和博弈、成本、價值觀

前文所述，為了賦予高考成績主權貨幣般的價值，標準化和全民廣泛參與是高考的核心特征。“高考幣”的價值在于影響高校錄取分數線，而不能像法幣那樣作為擴大招生的資源，高校錄取人數的多少取決于財政支持，更多的“高考幣”總量并不能創造更多的招生增量（只會造成分數線的“通脹”），這使得高考注定是一場零和博弈。

全民廣泛參與的，同質化的，對極度稀缺的高等教育資源的零和博弈最終會造就什么，想必每個看到這里的人都非常熟悉，熟悉到高考的情景甚至還會反復出現在我們夢里。

社會共識中理想的教育體系應該鼓勵學生全面發展，即所謂的素質教育。現實中在高考的指揮棒下，基礎教育永遠陷于“唯分數論”的囹圄，學生從小被困在這一體系中，將所有時間和精力投入“高考幣”的挖掘，“以刷分為主，以學習為輔”。這其中必然伴隨極大的資源浪費，且這種浪費體現在每個學生的時間，精力和身心健康之上，有極強的負外部性，無法被體系識別和量化。

但如前文所述，“中國不能沒有高考，就像西方不能沒有耶路撒冷”，“高考幣”的零和博弈永遠無法被撼動，唯一能做的是盡可能控制競爭的烈度。

于是2021年國家出臺“雙減”政策，堅決為義務教育階段減負，力圖將“高考幣”的內卷控制在高中階段。從個體層面看，課外培訓可以增加挖掘“高考幣”的競爭力；但從整體層面看，通過市場機制將社會資源高效導入“高考幣”的零和博弈反而會增加運轉成本，甚至造成整個體系崩潰，即“合成謬誤”。當城市里的學生在輔導班之間疲于奔命，縣城里的中學便會推行更殘酷的作息制度，用學生的“如廁自由”對抗差異懸殊教育資源。

體系的崩潰或許危言聳聽，但個體的崩潰早已屢見不鮮，當我們探討教育體系的效率，請不要忘記某些中學教學樓里的防護欄，那些逝去的年輕的生命，才是這套體系最令人心痛的成本。

“高考幣”定價的教育體系更深遠的影響可能在于價值觀層面。這套體系在學生形成三觀的重要人生階段，塑造了一整套零和博弈的價值取向，并強行灌輸給幾乎每一個人。

“提高一分干掉千人”“你的對手在看書，你的敵人在刷題”“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我就是一只來自鄉下的土豬，也要立志去拱了大城市里的白菜”

這種前現代社會的思維方式一旦形成，如果不持續學習，恐怕很難改變。但失去了“高考幣”的激勵，又有多少人能重拾主動學習的動力？很多人會調侃“高三是自己人生知識水平的巔峰”，如果此言不虛，那思維方式恐怕也不會有很大轉變。

所以我們很難相信，一個人的成功不必以他人失敗為代價；我們很難相信交換可以創造價值；我們相信競爭勝過合作；我們相信掠奪勝過貿易；我們相信“資本家”一定剝削了打工人。我們面對競爭，還是習慣用零和博弈的思維解決問題，所以我們人在哪里卷在哪里（想想那些無處不在的篤信末位淘汰，狼性文化，弱肉強食的管理者）。

非常幸運的是，筆者上學時碰到過不止一位真正相信“成長比成績更重要”的老師，他們的理念是這場零和博弈中難得的清醒和關懷。

一言以蔽之，“高考幣”定價的高等教育體系，在基礎教育階段，以極其高昂的成本，通過灌輸零和博弈的價值觀，完成通識教育和人才篩選。這樣的激勵機制恐怕早已偏離了我們對教育的期待，體系中的KPI越高，反而意味著成本越高，這也是教育部近年來嚴禁炒作“高考狀元”“高分考生”的原因。

高等教育：三方博弈、論文工廠、供需失衡、耗材

區別于法幣定價的教育體系中學生和高校間近似于“消費者”和“供應商”的關系，“高考幣”定價的教育體系在高等教育階段，實質上涉及三方博弈：手握“高考幣”的學生，提供教育資源的高校，和負責買單的財政。

志愿填報階段，考生具有較強的話語權。對于高校而言，爭奪高分生源本質也是一場零和博弈，從考生手里收集更多的“高考幣”是招生的核心KPI，也是社會評價高校的金標準。

使top2成為全民共識的根本，是top2在各省斷崖式領先的錄取分數。這一定程度上解釋了高校在招生上的狂熱，某些高校不惜為此詆毀對手院校，甚至給考生開空頭支票。用“高考幣”評價高校，評價的不是高等教育的質量，而是在為高校的社會影響力估值。

因為“高考幣”不能保值，也不能作為高校發展的資源，所以一旦錄取結束，學生在三方博弈中的話語權幾乎立刻歸零，這種極短的有效期使得“高考幣”在實現“機會平等”的同時難以孕育“長期主義”生存的土壤。

對于高校而言，其發展更多取決于財政支持，這其中占大頭的早已不是躺著就能領的財政撥款，而是激勵性的“科研收入”，這一轉變使得身居top2的北大2023年收入低于清華，浙大，上交，屈居第四。

在這種激勵機制下，中國的高等教育體系已然產生了深刻的變化，一切以科研為導向，而短期內科研成果的評價又以論文為核心，這使得中國高校正在潰縮成一座座呼呼冒煙的“論文工廠”，而人才培養正在退化為論文生產過程中的附庸。

如今大學校園里一切評價指標幾乎都與論文掛鉤，形成一種“萬般皆下品，惟有paper高”的優績主，本應多元的價值取向坍縮成一元，同質化競爭又成為主旋律。大學高中化的同時，科研造神運動也蔚然成風，以至于經常鬧出“本科期間發表10篇SCI”這類“畝產萬斤”的笑話。

一切以科研為導向的背后，是高校對學生及市場需求的完全忽視。絕大部分中國家庭對高等教育的訴求非常簡單，就是希望通過一紙文憑換一份體面的工作，這點在張雪峰的直播間中體現得淋漓盡致。然而，對于有志于就業的本科生，我們的高校只會開設一門，由往往沒有任何就業經驗的輔導員主講的“大學生就業輔導”，作為對學生需求的全部回應。

尤其在名校，“就業”這一選擇帶著天然的恥感，幾乎沒有成績前50%的學生選擇本科直接就業，這和廣大學子進入大學前的訴求形成一種滑稽的反差，“不想發SCI的大學生不是好的打工人”，當本科生約等于失敗者，用人單位又有什么理由不學歷歧視呢？

最終大量年輕人在這套激勵機制的引導下，渾渾噩噩的通過保研或考研被輸送至“論文工廠”的流水線，構成生產paper的中堅力量，造成研究生供需的極度失衡。

當研究生遠遠供過于求，學生便會成為實驗室里動輒百萬的儀器中最不值錢的“耗材”。某些實驗室哪怕湊不齊一套儀器，也能招到大把研究生，所謂科研倒更像是手工作坊里的“土法煉鋼”。

哪怕經費充裕的實驗室，“老板們”往往也舍不得將資金投入在“耗材”的保護上。因為就算實驗室里學生集體患癌，也沒必要擔心，只需輕巧地將他們“移出群聊”，再以“消防檢查”為名規避調查，便可繼續平步青云。

他們為何如此有恃無恐？根本原因恐怕還是在“高考幣”定價的教育體系上。這所廣州知名985大學23年鬧出如此滔天輿論之下，24年高考，考研錄取分數線不降反升，高分生源仍然趨之若鶩。在學生，高校，財政的三方博弈中，學生話語權之低微可見一斑，如同草芥般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

而真正掌握paper生產能力的科研工作者們，才是這套激勵機制的價值中樞，他們之于高校，就如同不斷印刷科研經費的現金奶牛，拿捏著高校的生命線，維系著高校的運轉，他們的權力在這一過程中，瘋狂擴張，并逐漸失去制衡，有些屠龍少年最終忘記了科研理想，他們用paper建立起自己的山頭，成為世人口中的學閥。

拆解完這套“高考幣”定價的高等教育體系，是時候評價一下它的效率。從數據上看，中國SCI科技論文數量，近10年間持續飛速增長，從2013年約20萬篇，增長至2022年73.65萬篇，漲幅超過260%，并于2021年完成了“趕英超美”，成為世界第一，占世界份額接近30%。

2023 中國卓越科技論文產出狀況報告——中國科學技術信息研究所

然而論文數量增長的背后的，同樣存在隱憂。中國SCI論文撤稿數量常年位居榜首，學術不端屢見不鮮；論文篇均引用次數也顯著低于傳統科研強國，科研灌水習以為常。從專利數量上看，科研成果轉化率也顯著偏低，2020年中國發明人擁有“三方專利”5897項，遠遠落后于美國的13040項。

最令人感到擔憂的是，SCI論文數量仍在加速上漲，絲毫看不到邊際效用遞減的跡象。誠然，我們的科技水平在過去十年中取得了長足的進步，但這樣的增速恐怕早晚會使SCI論文數量這一指標和實際科技創新能力逐漸脫鉤。

人人都知道這種紙面上的繁榮一定孕育了論文堆砌出的泡沫，但很少有人能說清這套“高考幣”定價的教育體系，將如此多年輕人零成本輸送給科研，這其中有多少人學到了東西，創造了價值；又有多少人在影響因子的數字游戲里浪費了青春？

在這樣的背景下，“破五唯”應運而生。國家希望通過打破人才評價中存在的“唯論文、唯職稱、唯學歷、唯獎項、唯帽子”從而實現高等教育治理從“數量導向”到“質量導向”的轉型。

筆者認為，高等教育從量到質的轉變，離不開研究生群體從量到質的轉變，換言之，是將有志于科研的人才配給于真正在做科研的導師，而不是讓不得不讀研的學生跟著不得不做科研的導師一起灌水。當研究生成為稀缺資源，那些“土法煉鋼”的手工作坊才有被出清的可能，那些逼著學生喊“爸爸”的導師才能學會最基本的尊重。

實現這一點的關鍵在于，在這場已然極度失衡的“三方博弈”中，重新聽取學生群體長期被忽視的訴求，變“耗材”回“人才”，盡可能支持學生多元的發展需要，給不想從事科研的學生一條體面的出路，讓科研的歸科研，讓就業的歸就業。

國際競爭：留學生，世界大學排名，學伴，高等教育套利

最后談談來華留學相關的話題，這個問題相比之下沒有那么嚴峻，卻更容易觸動公眾敏感的神經。前文著墨最多的基礎教育階段的內卷，和高等教育階段的“唯論文”，本質上是效率問題，往往容易被掩蓋在漂亮的KPI之下，而留學生問題則關乎公平，更容易被公眾拿著放大鏡仔細檢視。

“高考幣”定價的高等教育體系對國際留學生的吸引力遠遠低于法幣定價的高等教育體系，這點毋庸置疑。中國“雙一流”高校留學生占比普遍低于10%，遠低于歐美名校；在華留學生中“非學歷生”占比較高，來旅游的多，來學習的少；生源結構也以發展中國家為主，亞洲居多，非洲次之；這些國際化相關的指標長期拖累中國高校的國際排名。

平心而論，這沒什么大不了，對留學生吸引力不足，是“高考幣”定價的制度設計本身所決定的。我們對高校的估值根植于對高考的“信仰”，這點無論如何都不可能被沒經歷過高考的“老外”所理解。

沒有任何一份榜單能夠量化“清北”在中國老百姓心目中的神圣地位，也沒有任何一種方式能讓留學生們明白，和他們同坐一間教室的中國學生曾經付出過怎樣的艱辛。對留學生吸引力不足并不妨礙高校貫徹“為本國篩選和培養人才”的使命，在高等教育公平和效率的選擇題上，我們早就填上了“不患寡而患不均”的答案。

但問題出在有些高校想“全都要”。

在學生，高校和財政的三方博弈中，“世界大學排名”無疑是資方最為關切的KPI之一，而“世界大學排名”涉及的多個評價維度中，“國際學生比例”絕對是其中最容易用來“刷榜”的指標。

不需要從零開始建立國際合作，不需要額外設置英文授課項目，不需要花大價錢購買科研設備，也不需要擔心投資科研項目的不確定性，只需無腦提高來華留學生待遇，便可“多快好省”地實現高校的“國際化”，從而在世界大學排名中攻城略地。這使得來華留學生反而成為中國高校互相爭奪的“稀缺資源”。

所以留學生們能在中國高校住最好的宿舍，拿最多的補貼，受最寬松的管理，只要通過最低的門檻便可享受實實在在的特權。然而，在“高考幣”定價的教育體系中，本土學生不具備任何稀缺性，所以不可避免地成為高校競逐各項KPI的“耗材”。

將這一點發揮到極致的，是山東某知名高校的“制度創新”，“學伴”項目充分利用了校內普遍過剩的人力資本（本土學生），服務于稀缺資源（來華留學生），提高了該校對稀缺資源的競爭力，從而提升了其“國際影響力”，充分滿足了資方的核心訴求。

此舉從經濟學的角度看是極度理性的，事實上，該校的錄取分數也沒有因“學伴”事件的滔天輿論而降低，進一步說明了該舉措在現有激勵機制下的合理性。唯一考慮不周的點在于，該校不小心忘記了本土學生居然不是“耗材”而是人。

這種既要又要，使得高校在留學生錄取上往往動作變形，“協和4+4”折射出的是“高考幣”定價的教育體系面對“國際化”時的無奈，為提升國際影響力而敞開的大門，往往成為“消息靈通”之人的“高等教育套利”的機會，這種局面恐怕短時間內難以扭轉，高校也不得不為此長期經受公眾的質疑，而這種質疑極大挫傷了高校自身的信用，這種信用的受損，使得社會共識更加凝聚在國家信用背書的“高考幣”之上，構成一個怎么也解不開的死循環。

沿著上述邏輯，在高等教育資源分配上有兩個方向或許值得我們努力。

短期需要在“高考幣”作廢，即本土學生進入高校后，盡可能維持其“稀缺性”，倒逼高校在滿足“資方”設置的KPI的同時，盡可能照顧學生多元的訴求，實現真正的“三方博弈”。讓科研的歸科研，讓就業的歸就業。基于近年的出生人口統計，我對此保持樂觀。

長期則需要為高等教育創造更多的信用主體，用“高考幣”定價和法幣定價兩條腿走路，滿足社會對人才培養多元化的需求，讓高校在競爭中真正用自己的教育質量取信于社會，而非僅僅為“高考幣”背書。讓公平的歸公平，讓效率的歸效率。這一點上有些國家做出了非常成功的示范，篇幅所限，日后另寫文章填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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