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學員到教官

1928年7月，我們迎來了畢業考試。高級步校對學員要求十分嚴格，所學十二個科目門門考核。除四項共同科目(射擊、刺殺、投彈、隊列)外， 其余八門——戰術學、戰役學、軍兵種學、司令部工作、參謀業務、圖上作業、政治和外語，均是閉卷筆答。最后，每人還要寫一篇論文。我以全優的成績通過了畢業考試，并榮獲優秀學員獎狀和紅星獎章。

我考慮當時中國工 農紅軍的作戰方式主要是游擊戰和運動戰，為學以致用，所寫論文選題是 《步兵團山地進攻》,獲得“優秀論文”獎。后來，由共產國際軍事部翻譯 成中文，送回國內，作為紅軍學校的軍事教材。

畢業典禮后，我被任命為高級步校的軍事教官。我在高級步兵學校學習雖然只有短短一年，但收獲頗 豐，在學校嚴格管理和教官們認真、負責、科學地教學以及黨團組織的教育 幫助下，我的軍政素質得到很大提高。

莫斯科高級步兵學校不僅履行了國際主義義務，為中國、越南、朝鮮等 國培養了許多軍事干部，對世界無產階級革命運動作出了貢獻，更為蘇聯紅 軍培養造就了大批優秀的將領和軍官，為第二次世界大戰和蘇聯衛國戰爭的 勝利建立了不可磨滅的功勛。

我入校時，與瓦杜丁、安東諾夫、馬利諾夫斯 基是同屆、同系，不同班。與勃列日涅夫是同屆、不同系的同學。瓦杜丁是 中級指揮系三班班長，安東諾夫是四班學員，馬利諾夫斯基是七班學員，勃 列日涅夫是政治系十班學員。

在這幾個人中，我與瓦杜丁最熟悉，而且關系 很好。在基輔步兵學校時，我們就比較談得來，到高級步校后，課余時間， 仍時有交往和閑談。我與他都是校射擊隊和歌詠隊隊員。與其他幾位，則是 一般認識，見面打個招呼，寒暄幾句，并無深交。

那時，馬利諾夫斯基、勃列日涅夫還不是共青團員。瓦杜丁、安東諾夫、馬利諾夫斯基從高級步校畢 業后，一起入學伏龍芝軍事學院深造。

蘇聯衛國戰爭時期的瓦杜丁 20世紀50年代的安東諾夫

20世紀50年代的馬利諾夫斯基

瓦杜丁歷任蘇聯紅軍副總參謀長兼作戰部部長、沃羅涅日方面軍司令、 烏克蘭第一方面軍司令等職。在列寧格勒保衛戰、斯大林格勒保衛戰、庫爾 斯克會戰、第聶伯河會戰和基輔會戰中立下赫赫戰功，晉升為大將軍銜，榮 獲“蘇聯英雄”稱號。

安東諾夫曾任蘇聯紅軍第一副總參謀長、總參謀長，衛國戰爭中戰功顯 赫，被授予大將軍銜和“蘇聯英雄”稱號。

馬利諾夫斯基曾在伏龍芝軍事學院擔任教官，后任集團軍司令、方面軍 司令。德國投降后，他率外貝加爾方面軍，在粉碎日本關東軍的滿洲遠東戰役 中擔任主要突擊，功勛卓著,直接支援和幫助了中國人民的抗日戰爭。曾榮獲 “蘇聯英雄”稱號，并授予元帥軍銜。1957年，接替朱可夫任國防部長。

勃列日涅夫與我同歲，同年加入蘇聯共產黨。衛國戰爭中曾任集團軍和 方面軍政治部主任，勝利后擔任過總政治部副主任。后來進入了蘇共中央 委員會主席團。1964年，他領頭導演了克里姆林宮的“宮廷政變”,一舉 推翻了赫魯曉夫，并出任蘇共中央總書記兼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

1957年11月，在慶祝蘇聯十月革命勝利四十周年期間，我曾到高級步兵 學校參觀。離開近三十年了，重返母校令我很激動。學校變化真大，新建的 校部、教學、學員大樓和訓練場更加壯觀，更加適用，學校面貌為之一新。

在校榮譽室，我認真觀看了不同歷史時期的許多校友的照片和簡歷，其中有蘇聯紅軍的著名軍事家朱可夫、華西 列夫斯基、科涅夫、戈沃洛夫、羅科索 夫斯基、梅列茨科夫、格列奇科、鐵木 辛哥、巴格拉米揚、莫斯卡連科、麥列 茨科夫、帕伏洛夫等。

我站在榮譽室正 廳，凝望著鮮紅的軍旗和列寧、斯大林 畫像，莊嚴、肅穆、恭敬地致以軍禮， 向母校對國際無產階級革命作出的卓越 貢獻致敬!

向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和蘇聯 衛國戰爭中英勇犧牲的校友致敬!同 時，感謝高級步兵學校對我以及所有中 國同志的教育和培養。

在莫斯科高級步校學習時的勃列日涅夫

在共產國際從事軍事教育工作

1928年7月底，我向學校報到，烏里揚諾夫給我出示了兩個命令：一個任命我為高級步兵學校中級指揮系射擊學教官，另一個任命我為共產國際軍事部參謀。

烏里揚諾夫看我有點茫然，微笑著說：“分配你留校工作，是學校 的決定，共產國際不同意，他們希望你去軍事部。雙方協商，相互都做了點 讓步，最后決定讓你在這兩個單位兼職。也就是說，你的編制在高級步兵學校，行政、組織、供應都由我們負責，工作則主要由共產國際軍事部安排。 他們那邊有事情要你做，你就去做。沒有事情的時候，你就回學校教學。我 們考慮，這樣一來、很難讓你擔任一門學科的主管教官。今后，就臨時補缺 吧，重點是戰役學、戰術學和射擊學。無論在那邊的工作有多忙，都不要忘 記翻閱教材，隨時為教學備課。"

第二天，我去共產國際，在干部部辦理了報到手續，在保衛部領取了 證件，佩戴上共產國際專用徽章。證件和徽章是蘇聯“契卡”統一制作、 控制發放的。持證件和徽章者，可以自由進入共產國際、蘇共中央、蘇軍軍委以及一些重要單位的辦公大樓。保衛部再三強調，要妥善保管、嚴格 使用、不準轉借、不能丟失，調離共產國際時，立即繳回。

之后，軍事部 部長特列依采爾將軍接見我。他說： "去年曾安排你回國，由于時局緊 張，交通不暢，未能成行。今年中國代表團又提出讓你回國，共產國際和 高級步校都沒有同意，原因就是這里的工作更需要你。

現在，中國黨派來 的留學生很多，根據中國革命形勢的要求，他們急需學習軍事技能，提高 軍事素質。但是，他們中的大多數俄文還不行，達不到獨立聽課的水平。 不宜由蘇聯教官直接教授，我們打算將中國留學生集中起來，教學是由蘇 聯軍方負責，你們這些既能教授軍事又能兼職翻譯的人才則是校方和學員 之間的橋梁。沒有橋梁就不能過河。

智林斯基同志，你今后的工作就是要 擔當這個橋梁，把中國同志的軍事教育搞好，這就是我們不同意你回國的 原因。希望你能理解，并且盡自己最大努力完成任務。

在蘇聯從事對中國 同志的軍事教育，雖然不如回國直接上戰場那么痛快，但對革命的意義和 貢獻卻非常大。我相信你會無條件地服從組織決定，具體事宜將由共產國 際東方部負責，你去他們那里受領任務。”

他的一番話，把我的嘴堵住 了。想申請回國的念頭，只好打消。

東方部部長米夫和中共中央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張國燾一起接見了 我，張國燾向我介紹了當前中國軍事留學生的大致情況，米夫指示我先到蘇 聯紅軍莫斯科步兵學校中國科任職和任教。

在蘇聯學習軍事的中國留學生

從1925年起，共產國際開始成批接受中國的赴蘇軍事留學生。

當年10月，第一批由中國共產黨、中國國民黨和西北軍派出的軍事留蘇 學員抵達蘇聯。常乾坤、王弼、師哲、吉合、馬宗顯和我都屬于這一批。

第二批是1927年蔣介石叛變革命后，我黨從上海工人和參加河南“紅槍會”的農民中選派了一些同志到莫斯科參加共產國際組織的軍事野營訓 練。我和吉合擔任排長，曾涌泉擔任翻譯。當年秋天，參加野營訓練的中 國學員轉到東方大學軍事班繼續學習軍事，1928年秋，又轉到莫斯科步兵 學校中國科。

第三批是1927年秋，國內派來八十余人，共產國際從中山大學畢業生 中挑選了十一人，一并送到莫斯科步兵學校學習，其中有伍修權、梁振鴻 (廣東人)、彭文暢(曾就讀于黃埔軍校)、甘瑞、傅汝霖，郭景淳(江西 人)、羅文炳(江西人)、李星若(河南人)、董汝誠(陜西人),尤赤 (上海工人)等，后來該校的中國留學生陸續增加到約二百人。

共產國際還 選派了若干人到炮兵學校學習，其中有朱瑞、郭化若、張義吾、熊惕辛等。

選派了若干人到列寧格勒軍事政治學校學習，其中有蕭勁光、傅鐘、李卓 然、曾涌泉、李特、陳昌浩等。

選了四人到伏龍芝軍事學院學習，他們是左權、李榮、程啟科和屈武。

選派了幾位到航空學校學習飛行和機械，其中有 唐鐸、郭先、徐介藩。當時，我在莫斯科高級步兵學校學習，并兼職軍事野 營訓練隊的排長和教官。

第四批是南昌起義、廣州起義失敗后，選派了一批參加過武裝起義的同 志到蘇聯學習軍事，其中有劉伯承、劉安恭、唐赤英、張西林、陳林、尹伯修、陳忠、李修業、湯慕禹、張克舜、陳復生、鄒鈞等。

同時，通過共產國 際中共代表團，從中山大學和一些地方政治、經濟、工業院校的中國學員中 選調一些同志轉入蘇聯各個軍事學校，其中有方復生、張錫龍等。我仍在莫 斯科高級步兵學校學習，畢業后，擔任了教授中國軍事留學生的軍事教員。

第五批是1928年秋，東方大學軍事班的和高級步兵學校十六班的學員 (劉伯承轉到伏龍芝軍事學院)以及國內新派來的同志， 一起轉往莫斯科步 兵學校，編成中國科。其中有黃火青、陳林、方復生、李修業、萬永誠(在 中央蘇區擔任過江西軍區政委)、羅紹華(擔任過紅七軍團政委)、唐延 杰、林愷等。彭文暢、吉合和我擔任了中國連的排長，伍修權、梁振鴻擔任翻譯 。

第六批是1930年，從上海工人和海員中選派了十幾位同志到莫斯科步兵 學校中國連學習，其中有莊田(原名莊振風)。我在共產國際和高級步校任 職軍事教官。

第七批是1931年，立三路線失敗后，從蘇區紅軍干部和白區地下黨干 部中選派了一批同志到列寧學院學習軍事和政治.其中有許光達、李國華、 胡漢標、段子俊、張箴、吳克堅、盧鏡如、李維漢、孫三、周立、吳誠(王誠)、李春田等，我出任列寧學院的軍事主任教員。

據我所知，從1925年到1933年，在蘇聯專門學習軍事的中國留學生總計 有五百人之多。

此外，在中山大學(后來改名為中國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紅色教 授學院、東方大學、列寧學院和其他地方大學學習、工作的張聞天、王稼 祥、陳紹禹、秦邦憲、楊尚昆、葉劍英(俄文名字尤赫洛夫)、董必武、吳 玉章、何叔衡、林祖涵(林伯渠)、徐特立、夏曦、李國琛、吳亮平、唐友 章、楊之華、李哲石、趙世炎、張志立、陳修良等很多中國同志，都兼學了 軍事或是參加過軍事集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