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考場與馬路：兩個時代的青春寫照

6月的午后，蟬鳴與家長的焦灼交織在考場外的遮陽傘下。

有人捧著祈福的《狀元符》，有人在微信群里曬著“高考加油便當”，仿佛這是命運的大考，能一錘定音決定一個家庭的榮耀與前程。與此同時，另一個不被攝像頭捕捉的世界里，一位穿著藍色工服的外賣騎手擰緊車把，在上海人民廣場準點送達一份“無糖多冰的椰椰拿鐵”，客戶備注是：“我家孩子剛考完數學，要喝這個放松。”

這是2025年的中國，兩個平行世界的年輕人：一個是剛走出考場，手心還有汗的高三學生；另一個，是一位可能高考落榜、也可能是碩士研究生、甚至清華博士的外賣騎手。我們習慣了以高考來丈量人的未來，卻開始在現實中，看見另一把比考試更鋒利的標尺——平臺的算法與勞動力的價格。 “努力改變命運”這句話，并未消失。只是，它的方向被某種更隱形的力量悄然篡改。從圖書館的燈光下，到外賣接單App的閃爍提醒，這一代年輕人發(fā)現，決定命運的，不是“你有多努力”，而是“你在哪個系統里努力”。

你在考試系統里奮斗12年，最終成為一名月薪七千、身心俱疲的辦公室白領；我在騎手系統里拼搏半年，年入二十萬、還能掌控時間自由——到底誰才是“成功者”？誰又更焦慮？誰更自由？諷刺的是，我們所有人都還在勸孩子好好讀書，爭取“跳出外賣命運”；而那個真正實現財富自由的“外賣員”，很可能正在鼓勵自己的孩子，“你可千萬別送外賣”。這就是今天的荒誕：不是“知識無用”，而是“系統置換”。你以為自己在爬高峰，結果是進了迷宮。

二、20萬年薪的騎手，7千月薪的本科生：誰更焦慮，誰更自由？

讓我們回到現實。一邊是送外賣的王師傅，34歲，老家河南南陽，高考落榜兩次，后輟學外出打工。2022年入行送外賣，平均每天跑12小時，月入過萬，旺季月收入能達1.5萬。按照美團發(fā)布的官方數據，一線城市騎手月均7354元，頂尖者年入超過20萬，并非神話。而在三四線城市，外賣員依舊可以通過辛勤奔跑獲取月入過六千的穩(wěn)定收入。另一邊，是24歲的本科畢業(yè)生小陳，來自985高校的公共管理專業(yè)，2024年畢業(yè)，入職某頭部互聯網公司的線下運營崗位，試用期工資6800元，轉正后穩(wěn)定在7200元。入職前父母說，“不要眼高手低，先有個工作最重要”；入職后老板說，“干得不錯，但公司現在不加薪”。中午吃飯時，小陳看到窗外冒著熱氣奔跑的騎手，忽然自嘲地笑了下：“我也拿這點錢，為什么還要被KPI搞到晚上10點？”這不是個例。這是大數據時代的集體劇本——學歷的含金量正在被現實的算賬邏輯清零。

智聯招聘發(fā)布的《2024屆高校畢業(yè)生就業(yè)力報告》顯示：本科生月薪均值為6295元，較前兩年出現明顯下滑。更諷刺的是，“本研倒掛”現象愈演愈烈：碩博應屆生就業(yè)率44.4%，竟低于本科生的45.4%。無數寒窗苦讀的青年，發(fā)現“畢業(yè)即失業(yè)”不再是極端個案，而是統計學意義上的普遍現象。 這邊是騎手穿著雨衣，在暴雨中搶單；那邊是白領穿著正裝，在工位上憋尿寫PPT。一個人掙得多但沒有體面，一個人看上去體面但生活焦慮；一個人用身體換現金流，另一個人用時間換穩(wěn)定性；但最關鍵的是，誰擁有更多的自由權和選擇權？王師傅可以選擇不接單、出去旅游、換個平臺；小陳只能在工位上思考“是996，還是被裁？” 我們終于理解了一個殘酷現實： 在算法調度下的勞動，至少還保留著“多勞多得”的邏輯；而在組織壓迫下的崗位，連“做得好會被獎勵”都不再成立。問題不是你多努力，而是——你把努力交給了誰？你是在為平臺打工，還是為幻覺打工？你是拿時間換錢，還是拿命換KPI？

三、他們?yōu)槭裁磳幵杆屯赓u：不是逃避，而是制度性求生

“學歷高卻去送外賣，是不是浪費？”很多人這樣問。但更該問的是：學歷高，為什么連穩(wěn)定生活的機會都沒有？我們看過太多這樣的故事—— 清華博士莫明墉，創(chuàng)業(yè)失敗后送外賣養(yǎng)活自己，再重新考回清華。985碩士陳濤，從媒體人淪為騎手，之后在視頻中自述“活著就挺難的”。還有38歲的211畢業(yè)生李明，被裁員后隱瞞妻子做起外賣員，只因“還能拿點現金流撐幾天”。 這不是逃避，也不是矯情，而是社會結構在倒逼他們“向下求生”。 在今天的中國，外賣騎手不是邊緣人群，而是一個超過千萬人規(guī)模的勞動主力。他們之所以能在平臺上重新“立足”，不是因為這個行業(yè)優(yōu)越，而是它至少有一套邏輯，是“真實的”：跑得多、接單快，就能多掙錢。反觀傳統白領職業(yè)呢？ 你可以每天準時上下班，匯報得體、溝通良好，卻因為“組織重組”突然失業(yè)； 你可以年年績效優(yōu)秀，卻發(fā)現漲薪幅度不如房租漲幅； 你可以拿著985文憑，卻連一次面試機會都沒有。 這背后不是個體失敗，而是制度失能。為什么年輕人寧愿“下沉”到配送平臺？因為那是少數還能靠邏輯存活的系統。制度沒有給你公平，但你至少能用一輛電動車奪回一點尊嚴； 組織沒有給你晉升，但你至少能在地圖上選一條單子，知道下一站是哪里。 這是一種原始的“確定感”。 而在高學歷的職場幻覺中，最可怕的不是工資低，而是完全無法控制自己的命運節(jié)奏。每一次組織架構調整、每一輪績效洗牌，都可能讓你“歸零重啟”。 外賣不是理想的職業(yè)，但它能讓很多人短暫從幻覺中醒來。 當白領職位變成賭場，騎手系統反而成了避風港。 所以，那些走上電動車的人，不是失敗者，而是現實主義者。他們看清了——這個社會不再獎勵“苦讀寒窗”的邏輯，而只獎勵“低成本高服從”的勞動力。

四、學歷的幻覺，與體力勞動的“虛假自由”

“你讀書那么辛苦，不就是為了不送外賣嗎？” 這是無數父母、老師和主流媒體重復的信條，但現實卻給了它最無情的嘲諷：讀了十幾年書的你，拿著7000元月薪在格子間內卷；沒怎么讀書的他，靠體力工作，一年攢下了你兩年都不敢想的積蓄。 但這真的是“學歷沒用”，“讀書無用”嗎？ 不是。這只是一次幻覺的破滅。

學歷從來不是無用的，它只是被“神話”了太久，久到讓人誤以為，它是一個人生活軌跡的決定性因素，久到忘記了一個社會最根本的事實——文憑并不能修復制度的漏洞。看看今天的年輕人就業(yè)環(huán)境：研究生比例逐年攀升，真實收入卻逐年下降；學歷不斷升級，但就業(yè)崗位卻沒有結構性改善；“內卷”變成了競爭的常態(tài)，“畢業(yè)即失業(yè)”成了統計常識。 我們曾以為學歷是階層躍遷的電梯，沒想到它越來越像樓梯——陡峭、擁擠，甚至已經通向不了樓上。 于是，人們轉身擁抱另一種自由：外賣騎手、滴滴司機、直播博主、平臺個體戶……不為他人打工，不被KPI抽打，不必年年爭一紙評估表。 但那真的是自由嗎？ 不。在多數情況下，這種體力自由只是另一種形式的“系統壓迫”：你可以選擇何時上線，但你知道一天不跑就意味著生活斷流；你可以拒絕差評，但系統的降權懲罰會在你猶豫的一瞬間到來；你以為你是自己的老板，但你不過是另一個算法下的廉價節(jié)點。這不是自由，這是新型的服從機制。 它讓你以為你“選擇了勞動方式”，但其實你只是選擇了不同形態(tài)的被支配。 體力勞動沒有錯，平臺機制也不一定邪惡。但問題在于：我們從未真正擁有一種可選擇的社會結構。你不是在選擇學歷與體力之間的道路，而是在兩個困局之間找出路。 一個是高學歷低保障的“知識陷阱”，一個是體力高強度但隨時崩盤的“平臺陷阱”。 而絕大多數人，只能在這兩者間反復橫跳，尋找一絲喘息的機會。

五、這不是個體選擇的問題，而是結構性供需錯位

在這個社會，我們不斷強調“選擇的自由”，不斷告訴自己：“只要努力，機會就會屬于你。”但現實逐漸暴露出一個冷酷的真相：社會上所謂的“選擇”，大部分時候其實是被迫的，甚至是唯一的選擇。

特別是在就業(yè)市場上，我們不斷看到一個深刻的結構性問題：學歷與工作市場的錯配，以及技能與崗位需求的錯位。 高學歷往往并不能給你帶來高收入，反而讓你陷入“用力過猛”的困境。反觀體力勞動者，他們似乎能通過辛勤付出和短期高強度的工作換取相對較為穩(wěn)定的收入，但代價卻是身體的極限和健康的透支。 這一現象的背后，是兩個極端的供需失衡：一方面，學歷層次越來越高，但合適的工作崗位卻越來越難找；另一方面，平臺行業(yè)的飛速發(fā)展，使得低技能的體力工作成為一些年輕人的“出路”，但這條路的背后，隱藏著對人類勞動的低估和貶值。 這就是今天我們面臨的矛盾：年輕人不再被教育制度“培養(yǎng)”，而是被勞動市場“逼迫”。高學歷的大學生似乎擁有了更多選擇，但實際在面對就業(yè)時，卻發(fā)現這些“選擇”是如此窄小，甚至有些人只能選擇低技能、高強度的工作以維持生計。

這里的“錯位”不僅僅是工作與學歷的錯配，它是社會結構性問題的體現，是教育體系與勞動市場需求之間缺乏協調的結果。當高學歷與高收入之間的連接被割裂，勞動者的身份價值也被重新定義。 學歷貶值，并非簡單的“知識不值錢”，而是社會發(fā)展的步伐和教育制度之間的脫節(jié)。以至于那些曾經通過“努力”試圖改變命運的年輕人，反而被困在了一個“學歷越高，壓力越大”的怪圈里。

相對而言，那些選擇體力勞動的年輕人，雖然收入較為可觀，但他們也在某種程度上“妥協”了自己的自由。他們用體力換取短期內可見的經濟回報，卻不得不在日復一日的奔波中喪失自由，放棄了“休息”的可能，放棄了對人生節(jié)奏的自主控制。 這一切并非偶然。是社會結構性問題的疊加，是教育與就業(yè)之間無法順暢對接的產物，是平臺經濟讓大量勞動力進入了“算法決定命運”的狀態(tài)。

問題在于：這些個體并非沒有選擇，而是在復雜的社會結構下被迫選擇了“最能生存下去的方式”。 無論是“高學歷低收入”的白領，還是“低學歷高收入”的騎手，他們都在為同一個系統付出代價，只是表面形式不同而已。 在這個社會中，真正的選擇已經變成了“被逼迫的選擇”，每個階層都在為自己無法掌控的結構性問題付出代價。這，不是個體的失敗，而是整個社會運轉失衡的結果。

六、從教育到勞動市場：誰在定義我們的未來？

教育，曾經是許多人認為通向美好未來的唯一途徑。考試，成為了衡量努力與能力的標準。然而，今天的現實卻讓這條路看起來越來越不那么“公平”和“理想”。 你努力了十二年，最終拿到一個學歷，理應擁有一個穩(wěn)定的工作，甚至是更好的生活。但如今，越來越多的人發(fā)現，學歷并不是通向高薪和高階職位的鑰匙。 相反，低學歷、體力勞動，似乎成了越來越多人的“實用”選擇。 外賣騎手、快遞員、餐飲行業(yè)的服務員，他們可能沒有高學歷，但他們能賺到相對可觀的收入，甚至能擁有更多的工作時間自由。這讓很多人開始質疑：我們真的把一切都交給了教育，而它真的給我們帶來了應有的回報嗎？

然而，問題并不簡單。 如果我們將問題推向更深層次，會發(fā)現問題的根源不僅僅是“學歷貶值”，而是教育體制與勞動市場之間存在的巨大結構性錯位。 過去的教育體制通過標準化的考試來衡量學生的知識和能力，但在今日的社會，勞動市場已經發(fā)生了根本性的變化。知識和學歷不再是唯一的衡量標準，反而是“能否快速適應市場變化”“能否在高壓環(huán)境中工作”“能否與技術和機器有效配合”成為了求職者最重要的能力。 在這樣的背景下，那些擁有高學歷的年輕人，他們的困境并非是“學歷沒有價值”，而是他們的能力與市場需求的錯配。

我們不斷強調“教育改變命運”，但我們也需要承認，教育制度已經無法跟上快速變化的社會與勞動市場需求。很多年輕人畢業(yè)后面臨的，不是缺乏能力，而是他們的“能力模型”并沒有與當前社會的需求形成有效對接。教育體系仍在用傳統的標準去培養(yǎng)學生，卻忽略了未來社會對人才的真實需求：靈活的應變能力、跨界的知識儲備，以及超強的自我管理和創(chuàng)新能力。 如果教育和勞動市場之間的錯位沒有得到根本解決，未來的教育制度和就業(yè)市場將繼續(xù)陷入這種低效的循環(huán)，從而讓更多的人在教育體系內付出高昂的代價，卻依然無法在市場上找到合適的位置。

七、我們到底需要什么樣的教育與社會結構？

高考曾被視為改變命運的鑰匙，但隨著社會的發(fā)展，特別是平臺經濟與技術的普及，它的作用逐漸被打破，逐漸變得失去意義。今天，我們站在十字路口，正在重新審視教育的價值以及勞動市場的供需關系。 這一切的根本問題，正如我們所看到的：我們花了十二年為考試拼搏，卻可能被“平臺算法”推倒在地。教育和勞動市場，曾是我們社會發(fā)展的兩個核心支柱，而現在，它們在很多層面上已經不再相互支撐，而是開始呈現出一種斷裂和錯位。 如果不及時調整，社會將無法為每個人提供真正的機會，公平將變得更加遙遠。真正的“未來”，應該是一個擁有靈活且有利的社會結構的未來，讓每個人都能找到屬于自己的位置，無論是通過高學歷，還是通過其他方式。未來的教育，必須走向多元化，而勞動市場，也必須容納更多的“非標準化”路徑和多樣化選擇，只有這樣，才能避免更多年輕人在“系統”中迷失。

八、重新定義“成功”：教育與勞動市場的自我修復之道

當我們談論“成功”時，似乎總是圍繞著一個既定的標準：好的大學，好的工作，穩(wěn)定的收入，合適的家庭。但正如我們從外賣騎手和高薪白領的對比中看到的，成功的定義已經不再唯一，社會變革的速度遠超傳統教育與職業(yè)道路的框架。 那么，我們該如何重新定義“成功”？是依舊通過單一的學歷通道，還是通過靈活多樣的技能路線？我們知道，過去的教育和勞動市場是建立在一個相對穩(wěn)定、可預見的社會結構基礎上的。在那個時代，擁有學位是職場晉升的直接通道，掌握一技之長是安身立命的根本。然而，今天的社會已經進入了信息化、數字化的洪流。快速變化的技術和經濟結構，讓很多傳統的教育模式和職業(yè)路徑陷入困境。那些不斷變化的行業(yè)，迫切需要具備實際操作能力的人才，而不是僅僅憑借學歷獲得的工作機會。

1.從“學而優(yōu)則仕”到“學而優(yōu)則能立”

過去，我們一度相信，“學而優(yōu)則仕”是通向成功的捷徑。但如今，這個口號似乎越來越無法與實際對接。對于當代年輕人，學到的是知識，但能否成功卻更多地取決于能否將這些知識轉化為應對社會和市場挑戰(zhàn)的能力。

而這些能力，不再僅僅依賴于學校提供的課堂知識，而是更需要通過工作中的實踐經驗、跨領域的學習以及對自我能力的不斷提升。例如，自媒體、自由職業(yè)者、平臺經濟這些領域，給了大量“非傳統”職業(yè)路徑上的年輕人，新的機會和可能。如今，“學歷”不再是唯一的敲門磚，而是知識更新與自我革新的能力，成了我們定義“成功”的關鍵。

2.平臺經濟的雙刃劍：體力勞動與知識勞動的融合

平臺經濟無疑是當代社會最為典型的產物之一。它帶來了從外賣騎手到直播博主、滴滴司機到自由職業(yè)者的多元職業(yè)路徑。但平臺經濟的興起，也讓很多傳統的“體力勞動”開始反映出其內在的復雜性。平臺勞動雖然提供了快速的現金流和靈活的工作方式，但也存在著“去人性化”的弊端：缺乏長期保障、缺乏發(fā)展空間、無法享受社會福利。這使得平臺經濟成為雙刃劍，既賦予了勞動者自主性，也削弱了他們的社會安全感。

對于很多年輕人來說，選擇送外賣、做直播或者做滴滴司機，往往不是出于理想主義，而是面對現有教育和社會體系中無法為他們提供保障的“制度壓迫”。他們試圖通過體力勞動獲得經濟自由，但這只是他們在被限制的選擇框架內，做出的最現實的“妥協”。事實上，這種“自由”本身，是建立在勞動者不斷被算法和平臺邏輯所控制的基礎之上。

3.從“成就自己”到“塑造社會”

如果我們只從個人層面去討論“成功”，那么就會局限于某種“個人奮斗論”的框架之中。但如果我們從社會和制度層面去反思這個問題，就會發(fā)現，“成功”的真正含義，應該從“我能成就自己”轉向“我能如何塑造社會”。 也就是說，我們不再僅僅把目光放在個體如何通過學歷和個人努力成就夢想上，而是應當關注，如何通過社會制度的完善，讓更多人都能享有公平的機會。教育與勞動市場必須具備更強的適應性與包容性，只有這樣，才能在不斷變化的時代中，給更多年輕人提供通向“成功”的多重路徑。

在這個過程中，我們看到的不是“知識貧乏”的群體，而是信息不對稱、教育失衡、就業(yè)結構失調帶來的群體焦慮。我們不能再依賴過去的教育模式去為未來的就業(yè)市場做準備。我們必須通過更多元化、更靈活的教育方式，提供多層次的技能培訓，解決就業(yè)市場與教育體系之間的錯配，創(chuàng)造出一種更加包容與公正的社會。

九、教育的未來，社會的未來

高考只是一個起點，而不是終點。

學歷，也許只是你進入社會的通行證，但如何在這條路上走下去，才是你真正的選擇。今天，我們站在十字路口，教育與勞動市場的關系已經不再簡單，社會變革的速度遠遠超出了教育體制的適應能力。 高學歷的年輕人困在職場焦慮中，低學歷的年輕人拼搏在體力勞動的賽道上，他們的命運，是否能有更多的選擇，是否能改變這種固化的結構？這是每個人，乃至整個社會，都該思考的問題。 未來的教育，必須實現從“知識傳授”到“能力培養(yǎng)”的轉變，而勞動市場也必須接受更多元化的身份和職業(yè)選擇。只有這樣，我們才能迎接一個更加公平、更具包容性的未來。

就業(yè)與收入數據：美團一線城市騎手月均7354元，三四線城市5556元以上：美團2024年騎手收入報告，2024屆畢業(yè)生平均期望月薪6295元，較前兩年下滑：智聯招聘《2024大學生就業(yè)力調研報告》，本科生就業(yè)率45.4%，碩博生就業(yè)率44.4%：智聯招聘《2024大學生就業(yè)力調研報告》，全國外賣騎手超1000萬人：《2024年中國即時配送行業(yè)報告》

個案資料：清華博士莫明墉送外賣事件：搜狐新聞2023年3月報道；985碩士陳濤失業(yè)送外賣后入職西安歐亞學院：新浪新聞2024年4月報道；38歲211畢業(yè)生李明被裁后送外賣：網易新聞相關報道

社會現象數據：2022年結婚登記人數下降10.5%：國家民政部統計數據；中國出生率降至歷史最低：國家統計局人口數據；2024屆全國高校畢業(yè)生1179萬人：教育部發(fā)布數據

研究觀點："35歲現象"相關論述：參考《人民日報》2020年"35歲現象的成因分析及應對策略"專題文章；學歷貶值現象：參考多家媒體關于"本研倒掛"現象的報道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