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這兩年，湖南、福建、河南、湖北許多高校都在撤銷英語專業。2023年，中科大發布《關于擬撤銷“英語”等6個本科專業的公示》，一度登上熱搜，成了第一個裁撤英語專業的985高校。

但讓王蕓想不通的是，學生少了，按理說她的工作會輕松一點，誰知道反而更忙了。除了正常的授課任務，她還要參加各種培訓、教研活動、教學比賽以及指導學生的各種競賽，比如她最近剛剛指導了學生用英語講中國故事的短視頻比賽。

感受到英語專業地位下降的，不只是大學英語老師。在小紅書上，中小學英語老師被裁員、英專生找不到工作的帖子比比皆是。有小學英語老師在一個日常的下午突然接到領導電話，得知自己被辭退后一臉茫然，也有英專生吐槽，畢業時全班公認的“翻譯之光”在紐約總部寫外交公報，而他自己則收到3次教培機構的裁員通知。“畢業前月薪3000狗都不干，畢業后狗都不干，我來干”的段子逐漸成為英專生的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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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英語專業，不行了？

“學院領導開會時總跟我們說要有危機意識，說不定哪天專業就沒了。”

今年4月，在河北某獨立學院教英語的大學教師王蕓不止一次吐槽。她的學校早年英語專業招生紅火，每年能開10個班，最少也有8個班。轉折點是去年，只招到6個班，“這還是我們學院的領導爭取了一下，否則可能連6個班都不給。”王蕓說，獨立學院和公立學校不一樣，完全跟著市場走，領導明顯覺得英語專業不吃香了。

其實公立學校沒好到哪兒去。這兩年，湖南、福建、河南、湖北許多高校都在撤銷英語專業。2023年，中科大發布《關于擬撤銷“英語”等6個本科專業的公示》，一度登上熱搜，成了第一個裁撤英語專業的985高校。

但讓王蕓想不通的是，學生少了，按理說她的工作會輕松一點，誰知道反而更忙了。除了正常的授課任務，她還要參加各種培訓、教研活動、教學比賽以及指導學生的各種競賽，比如她最近剛剛指導了學生用英語講中國故事的短視頻比賽。

除此之外，她還負責組織大四畢業生的答辯工作，并且自己還指導了22篇論文，每人都要反復溝通修改，這讓她覺得非常累。有一位同學寫了20條參考文獻，格式全錯。她讓學生對照模板修改了好幾遍都沒改對。最后她只能一條條指出空格、標點、斜體等問題，“學校不招老師，一個人頂三個人用，還不停地給各種任務、各種考核，說你這個不行那個不行，我覺得現在比上課還要忙。”

王蕓發現，這不是她一個人的感受，她的很多同事普遍沒有以前的干勁了，“一方面是工作量大，大家都很累；另一方面大家也明白從學校里得不到什么”。幾年前，她所在的獨立院校逐漸由私人控股，學校的管理方式也發生了變化，“現在是老板說了算。資本家管理和教育家管理學校能一樣嗎？說得直白一點，就是為了賺錢。”她感慨道。

累還是其次，最讓她難過的，是感覺自己這份職業不再受尊重。剛工作時，她喜歡校園的學術氛圍，同事和學生都是有文化和素質的人，這種人文環境讓她很開心。在她看來，這些都不是錢能帶來的，但學校股份的轉折以及英語專業的地位下降，逐漸磨滅了她的職業自豪感。

感受到英語專業地位下降的，不只是大學英語老師。在小紅書上，中小學英語老師被裁員、英專生找不到工作的帖子比比皆是。有小學英語老師在一個日常的下午突然接到領導電話，得知自己被辭退后一臉茫然，也有英專生吐槽，畢業時全班公認的“翻譯之光”在紐約總部寫外交公報，而他自己則收到3次教培機構的裁員通知。“畢業前月薪3000狗都不干，畢業后狗都不干，我來干”的段子逐漸成為英專生的現實。

今年英語專業大一新生孟姿繁，一入學就感受到了就業的不景氣。她了解到老家河北邢臺市區的一所普通中學，英語老師招聘的最低要求都是研究生學歷，而且還是合同制的外聘教師，“沒編制”。

她所在的大學，是山西省一所綜合類本科院校，語言類屬于強勢專業。不過她發現，從學校對英語專業的課程設置來看，似乎壓根不是為了讓學生畢業后去企業做英語類相關工作，而是為了當英語老師。

這直接體現在學校英語專業的名稱上：“專業的正式名稱是英語，但在一些材料中括號里會注明‘師范’兩個字。”孟姿繁說，學校正在申請師范類專業的二級認證。這是一種資格認定，表示學校具備培養師范生的資質，即使非師范類院校也可以通過認證獲得這個資格，“通過之后，考教資不用面試，只要筆試通過就可以拿證”。

原本覺得大學生活很輕松的她，第一年就覺得很忙，平時下課之后的時間，幾乎都用來寫作業，賺學分，參加各種活動，但經常有一種“自己也不知道在忙什么”的迷茫。

02

矛盾

英語專業這波裁撤潮，跟大環境脫不開關系。

先是2021年的“雙減”，很多校外培訓機構關門。據教育部數據顯示，截至2022年9月，線下學科類校外培訓機構壓減比例達到95.6%，線上機構壓減比例達到 87.1%。其中數量最多的英語培訓機構受到的影響也最大，很多機構英語老師面臨失業。

再是2022年《義務教育英語課程標準》（簡稱“新課標”）推出，公辦中小學英語課時量被進一步縮減，英語與道德法治并列占比僅為6-8%，在所有學科中排名倒數第三。

英語專業地位的下降，首先影響的就是英語老師這份職業。要知道，一直以來，英語老師都是英專生最主要的就業去向。根據教育部學生服務與素質發展中心2023年公布的數據顯示，英專生主要就業去向中，教育行業吸納人數最多，占比39.8%。

北京外國語大學公布的《2020北京外國語大學畢業生就業質量年度報告》也顯示了類似的結果：教育業以34.66%的占比，高居畢業生就業榜第一，其中高校、中小學和各類教育機構的英語教師又是首選。

政策的推行，有著時代背景。隨著中國國際地位提升，以及中國文化的不斷傳播， 英語不再是被認為是一種必須掌握的語言， “這兩年越來越多學生有這樣的反映，他們認為英語不重要了”，在邯鄲市教初中的英語老師樊博文觀察到。

但不可否認，英語專業被裁撤，也有著專業本身的問題。據陽光高考網數據顯示，我國多達994所本科院校設置了該專業，占本科院校總數近八成，其畢業生規模超10萬，嚴重過剩。 經濟向好時，企業尚能拋開專業限制招聘，但如今經濟下行，企業招聘更傾向于垂直的技術人才。

“說白了就是不實用，非英語專業的學生從小到大也在學英語，他們既會英語又懂自己的專業，而英專生如果學了英語但沒學精，別的專業又不會，這反而成了短板。現在AI和翻譯軟件越來越發達，有些英語專業學生寫出來的東西還不如AI翻得好，那人家還要你干什么？”，王蕓說。

不過她也承認：“我國英語專業人才的培養方式一直有問題，也就是‘啞巴英語’，這不僅是大學階段的問題。英語學習應該從基礎階段就開始注重聽說訓練，而不是到了大學還在補這些基本功。”

曾在華爾街英語培訓中心做了多年英語規劃師的Catherine，對此也深有感觸：“學校教學方式還是偏應試，講語法、背單詞。而且校內老師受體制影響，沒有過多硬性的考核，英語也不像語文數學那樣是主要學科，重視程度也不夠。”

事實上，正是教學方式上的問題，讓華爾街、英孚這樣的教培機構在過去多年發展起來。Catherine是2016年進入華爾街英語培訓中心的，據她所說，那時候信息差比較大，尤其在北京教育理念和資源都比較先進，當時的華爾街英語正是主打“視頻課連續劇”的場景式教學，讓一年幾萬塊的課程能夠賣得很好。

事實上，政策制定者也看到了這個問題。就像2022年英語“新課標”的推出，除了減少英語課時量，也改變了過去背單詞、講語法的教學方式，轉而強調英語的場景化教學，注重英語的實際應用能力。

2024年新教材改革后，英語教材更是對標國際原版教材，小學一年級、三年級和初中一年級的英語教材全部更新，整體難度上升。“默認孩子已經有一定基礎，不再是零起點”，Catherine說，“中考和高考的聽力和口語也在改革，比如江蘇省去年就實行了中考人機對話考試。”

但當政策落到實處，問題顯然更復雜，就像河北一所高中的英語老師 王建輝所說：“表面上縮減英語課時量，但實際英語難度卻在提高。”王建輝時常研究新的英語考題，閱讀部分讓她感受頗深，“題材多樣，包括應用文、記敘文、說明文等，對學生思辨能力要求很高。有些文章翻譯成漢語，學生也未必能看懂。”

他清楚記得兩年前的一篇高考閱讀題，講的是“群體智慧”，前半部分介紹英國統計學家高爾頓的一個實驗——高爾頓在市場上讓人們獨立估算一頭牛的體重，結果發現平均值非常接近真實重量。結果后來有新的研究指出，如果允許人們分組討論后再估算，得出的結果會更準確，“這篇文章邏輯很復雜，還有很多派生詞匯，考生理解起來非常困難。”

此外，一道關于露營的續寫題，也讓他印象深刻。題目講的兄弟倆在山頂露營時，帳篷起火的情節，考生需要寫出他們如何解決問題并生存下來。王建輝說，這類題型不僅考察語言能力，還考驗思維能力和創造力，“但很多農村孩子可能從未接觸過這些新興概念和生活場景”。

這種“上減下增”的矛盾，甚至延續到了小學的英語教學。武漢光谷區一所小學的英語老師董思思觀察到，2024年英語新教材出來之后，學習難度明顯上升，學生不再是先學字母、單詞這種基礎內容，而是直接進入句子學習階段。

她專門對比過不同年級的教材，發現目前三年級的英語難度已經接近前兩年五年級的水平，“里面摻雜了很多中國元素，比如像京劇變臉的文化、司馬光砸缸這樣的故事，都會用英文來呈現，這是為了響應國家倡導的‘用英語講好中國故事’的理念。”

和體制內老師們委婉的吐槽不同，做英語培訓的Catherine說得更直接：“雙減要減負，新課標卻又上難度，但同時又要弱化英語，這些要求完全是不搭邊的。”

03

英語老師何去何從？

2019年，Catherine回老家重慶結婚，離開了工作了4年的華爾街培訓中心。此后她便和老公開始英語培訓方面的創業。

兩人一路上挫折不斷，在重慶跟一家雙語幼兒園合作招生，結果遇上了疫情不得不關門；此后她回到北京去一家K12機構工作，同時她和老公找了一個外教合伙人再次創業，誰知又遇到雙減。不但她再次失業，外教合伙人也回了國。

兩人只能自己堅持，期間他們關掉了線下，全部轉到線上，通過打造老公的個人IP，線上面向K12階段的孩子獲客，目前小紅書賬號有將近10萬粉絲。

Catherine夫婦利用自媒體創業

她還記得2021年8月，就在“雙減”頒布前后腳，她曾所在的華爾街英語宣布破產，一度上了熱搜。她在朋友圈專門轉發了這一消息，表示震驚。她當時的同事，有的和她老公一樣成為了個體老師，也有的轉去做留學，去英孚等同行，“像我這種銷售崗位不受英語專業的局限，有人賣保險、做金融理財，也有繼續做培訓的。”Catherine談起英語教學從業者去向，她認為未來教培不是沒有市場，而是去機構化，更多英語老師會以個體老師的方式出現。

她從不認為英語短期內會真正變得不重要，尤其是K12，“因為有著考試的剛需，學生和家長對英語的期待沒有明顯改變，這不是隨便學兩句hello或者點餐英語就完事了。”

在她看來，英專在校生也不必為專業過于焦慮。和很多英專生選擇讀研提高自己在就業市場的競爭力相反，她的建議是多走進社會，越早越好了解市場、了解用戶、了解自己，打開思路，不要被專業捆綁住。

與Catherine探索創業的勁頭不同，王蕓的同事，更多地是在體制內站穩腳跟，她的不少同事通過讀博去了公立院校。她自己也曾想過離開，但現在隨著年齡的增長，她不想再折騰了。

她的學校每月都有考核，但她已經不在意這些，考核表也懶得看，給多少錢，誰干了什么她根本不在意。她表示，前些年評副教授之前，自己還有拼勁兒，但副教授評完后，教授的職位對她來說可有可無，“我不想落后，但也不想再拼命往前沖。我現在上班就是本著良心做事，對學校無所圖。”

但剛剛在新學校升任副校長的樊博文，不會這么想。他從教學第一天起，就不滿足于只當一個教課的老師，“我覺得大部分男老師都不會一輩子就當個教課老師，他會想辦法在教學工作之外，幫著校領導分擔其他工作，等能力提升，就可以站到更大的平臺。”

樊博文自己就是這么過來的。十年前他開始工作后，只教了一年課后就接了班主任的活兒，然后依次做了學校團委書記、德育主任，體衛主任、年級組長等工作，“整個年級50個老師、12個班，學生有事找你，老師有事找你，排課找你、家長有事有矛盾都要找你，”樊博文說。

而代價就是辛苦。去年最忙的時候，樊博文是英語教研組長，也是初三年級的年級主任，同時還是一個班的班主任，還教了兩個班英語。他們學校對年級主任有一項要求，就是必須在學生睜眼之前到學校，等學生閉眼之后離開。學生每天早上6點半到，晚上9點鐘離開，他就一直這樣工作了五年。

今年46歲的王建輝同樣還在拼。他觀察到學校的老師們大致分為三種狀態，一種是“躺平”型；一種是想進步但受限較多而感到焦慮；還有一種是具備較強能力、條件成熟后順利晉升的類型。“我自認為屬于第三種，作為一名教師，成績仍然是立足之本。如果你某一年成績不理想，第二年可能就不會再被安排教高三。這不是辭退，而是調整崗位。所以必須不斷努力。”他說。

不過他也提到，“只是體力上有些吃力，畢竟已經46歲了，這兩年晚上值班后第二天容易疲憊，不像以前精力那么充沛。”

王建輝是從英語專業輝煌時期過來的，也見證了如今英語專業的沒落。

談起學生報考專業，帶過很多屆高三學生的他，并不建議學生報英語專業，“除非是北外、上外、天外這類頂尖外語類高校，否則未來就業前景并不明朗。雖然高考改革帶來了更多選擇，但實際可報的專業依然有限。”

他的女兒是河北第一屆新高考考生，由于選的歷史方向，能報的專業不多，最終被英語專業錄取，“也算是一種被動選擇”。雖然他女兒在主修英語的同時，輔修了法語，“但這并不是雙學位，也不算完全掌握兩門語言，對未來的指導作用還是有限”，王建輝說。

樊博文也不看好英語專業，“雖然我曾經很熱愛英語，但是現在如果你要考大學選專業，我100%不讓你報英語專業。”

在他看來，英語老師是所有學科里競爭最激烈的老師。他說，教師招聘考試滿分100分，數學考93分可能就是第一名，但英語可能需要99分甚至100分才能入圍。此外，商務、翻譯等工作，尤其是最掙錢的同聲傳譯，現在已經能被AI替代，甚至筆譯工作也受到很大影響，“因此即使學了多年英語，找工作依然非常困難”。

樊博文感慨：“十幾年前英語還是一個輝煌的專業，但現在情況完全不同了。”

作者 筆下長青 | 主編 宋函

*文中受訪者為化名

來源：書單SHUD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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