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金生知道，自己就像站在兩條鐵軌中間，一條通向過去，一條伸向未來。生活就是這樣，走出一段，還有一段。

文丨新京報記者咸運禎

編輯丨陳曉舒

校對丨楊利

?本文6406字閱讀10分鐘

二十六歲前的李金生，世界很小。

生活的全部不過幾里地，村里的學校、田間地頭。高中輟學后在村里開了間小診所，每天摸索著給人抓藥看診。后來雙眼徹底失明，世界縮得更小，他租了一間二十平方米的老屋，改做盲人按摩。媒人給說了門親事，媳婦進門，孩子落地，日子談不上好壞，按部就班地過著，像田埂上被踩實的土，硬邦邦的，硌腳，但走慣了也就那樣。

2014年，他四十六歲。

那年夏天，他做了一件在旁人看來毫無意義的事——以盲人身份報名高考。考試當天，記者們圍在校門口，親友們敲鑼打鼓，李金生被人攙扶著走進考場，成為第一個用盲文卷參加普通高考的盲人。事后報紙稱他是“全國首位盲人高考生”，他聽著覺得新鮮，沒想到自己還能和這樣的稱號扯上關系。

那之后，他的按摩店熱鬧起來。

記者來了又走，話筒遞到嘴邊，問題大同小異：“為什么非要參加高考？”他總說：“盲人想讀書怎么就不行？”這話說多了，連他自己都覺得像句口號。有電視臺請他錄節目，編導讓他講講“大學夢”，他就從小時候講到大了，滔滔不絕。

十年過去，按摩店還是二十來平方米。

李金生比從前更消瘦，手上的老繭也厚了一層，說話時，他語速很快，嘴角會無意識地繃緊。互聯網上流傳著他兩張照片：一張是2014年考場外舉著準考證，一張是他在按摩店里佝僂著干活的側影。有人夸他勵志、勇敢，也有人罵他作秀，這些聲音，吵嚷一陣，又歸于沉寂。

李金生的生活始終在現實與理想之間拉扯。他的生活被分成兩半，一半在按摩店的老房子里，一半探向從未抵達的世界。這些年他努力爭取到了兩件重要的事：推動了殘疾人參加普通高考的權益，也讓視障的兒子得以進入鄭州盲校學習。但有些事依舊沒變。

李金生知道，自己就像站在兩條鐵軌中間，一條通向過去，一條伸向未來。生活就是這樣，走出一段，還有一段。

2014年6月7日，河南省駐馬店市確山縣，河南首位盲人考生李金生（右二）在盲人朋友的陪伴下趕赴考場。圖源ic

“瞎子還管讀書人的事”

李金生的手指在客人肩頸處游走，骨節凸起，關節發出咔嗒聲。這雙手比十年前上電視時衰老了些，也更黑了些，他的語速比一般人快，帶著濃重的河南口音。

最近生意不好，李金生沒有那么忙碌。在駐馬店城里，他經營著這家盲人按摩店。

在這里，他是老板也是員工。每天八點半，李金生起床洗漱、掃地、整理床鋪，一張折疊床白天收在墻角，晚上展開，就是他和女友的臥榻。生意時好時壞，有時，一天中不間斷地有客人來，一雙手按得發僵，有時收音機里的整點報時能響七八回也等不來一個客人。閑下來時，他就用盲人電子閱讀器看手機，晚上十一點準時打烊，一天就這樣結束。

店里很難招到長期員工，“客單價一小時七八十塊錢，工資開不高，留不住人。”愛人和大嫂在店里幫忙，但很多客人是沖著他來的。常有人帶著好奇推門而入，小城里的人都記得，高考交白卷的盲人按摩師，曾經舉著準考證在學校門口接受采訪，有人尊敬他，也有人調侃他“瞎子還管讀書人的事”，遇到這種情況，他總要爭辯幾句。

這是一種近乎清貧的生活。按摩店是李金生的整個世界。幾張按摩床，一個電磁爐，角落里堆著被褥和換洗衣物——他在這里工作，也在這生活。街道的熱鬧離他很遠，偶爾需要出門，他就約一輛人力三輪車，車夫熟悉他，會特意把車停得近些。

李金生出生在駐馬店確山縣的一個農村家庭，家里四個孩子，他排行老幺。父母靠務農維持生計，日子過得拮據，能吃飽飯已是難得。他并非天生失明。六歲那年，右眼被樹枝扎傷，僅剩的左眼也高度近視。即便如此，他依然渴望讀書，走出村莊。

高中畢業那年，李金生的視力一天比一天模糊。家里決定不再拿錢供他繼續讀書，更別說參加高考。他轉而想去學中醫，學費要340元。父親聽完就搖頭，連商量的余地都沒有。李金生急了，一腳踹翻了院子里用來吃飯的水泥板。下午該去放羊的時候，他躺在屋里不動彈，心想羊圈里那十幾只羊，隨便賣兩只就夠交學費了。

那天下午，父母下地干活，21歲的李金生找來一根麻繩，在房梁上打了個結。他在繩套前站了很久，沒有勇氣把頭伸進去，最后蹲在地上哭了起來。天黑前，他決定用絕食來抗爭。整整三天不吃不喝，父親終于松口答應了他的要求。

1991年，學校出新規，要加半年西醫課程，李金生實在拿不出錢，只好退學。他在采石場干過一陣，掄著鐵錘砸石頭，一車掙一塊錢，一天能砸八九車。

但他不甘心留在農村做苦力，后來他揣著攢下的錢去縣城，批發了一批便宜藥材，回到村里支起個小診所，他其實分不清藥材好壞，只覺得大城市來的就不會差。逐漸地，憑著“用好藥”的名聲，還真有不少人來找他看病。

起初他覺得這樣挺好，村里人大多只上過小學，能讀完初中的都算有文化。哥哥姐姐們連名字都寫不全，照樣娶妻生子，操持生計。

診所開了三四年，麻煩來了。先是被人舉報無證行醫，衛生站的人來查過幾次，他也漸漸感到力不從心，因為“半路出家”，不完全懂藥理，病人問得詳細些，他就答不上來，只能含混地應付過去。

李金生對于光的感知越來越差。1994年夏天收麥子，他拉著架子車去糧管所交公糧。扛著一百多斤的麥袋走過狹窄的木板時，左眼突然模糊了。縣醫院的大夫診斷是視網膜脫落，要6000多元手術費。他掏遍口袋，連零頭都湊不齊。秋天還沒過完，左眼徹底看不見了，加上右眼的舊傷，他成了一級盲人。我國視力殘疾分四級，按視力和視野狀態分級，其中盲為視力殘疾一級和二級，低視力為視力殘疾三級和四級。

李金生學習盲文。受訪者供圖

“你這樣的情況，學出來又能干啥呢？”

盲人李金生本該和其他人一樣，在豫東南的村莊里度過平靜的一生。

2000年開春，他在村口遇見一個在農技站工作的年輕人。閑聊中聽說對方在考大專文憑，他隨口問了句盲人能不能考。小伙子說不上來，撓撓頭說：“規定上倒沒寫不行。”

沮喪之后，李金生又萌生了自考大學中醫專業的念頭。他就開始打聽自考的事，托人找來學科目錄，一遍遍讓人念給他聽。“中醫專業”幾個字，在他黑暗的世界里亮了起來。

村里人都叫他瞎子，他不愛聽，也不認命。接下來的日子，他開始了漫長的奔波，在駐馬店市自考辦申請考試時，辦事員頭都沒抬地拒絕了：“沒聽說過瞎子能考試的。”當天下午，他坐上了去鄭州的大巴，一連跑了幾個部門，皆以他是盲人的理由拒絕。有個女辦事員甚至好心勸他：“你這樣的情況，學出來又能干啥呢？”

李金生不死心，帶著被子和塑料布，敲著一根盲杖又出發了。他去確山縣、駐馬店、鄭州，一遍遍講述自己的訴求，走到哪里睡哪里。有一次去北京，出了火車站，摸索了兩天才找到教育部。在旁人眼里，這近乎偏執。

2002年春天，他終于坐進了自考考場。河南省教育部門為了照顧殘障人士的特殊需求，單獨給他安排了座位，監考老師把試題逐字念給他聽。他握著筆，在紙上慢慢作答。

他接連考過了四門，可惜沒過多久，國家叫停了中醫專業的自學考試。他先是覺得心里發堵，后來想了想，自己不過是想找條活路。就像在黑暗里摸索的人，總要試著往有光的地方走。

轉折發生在2004年。

三十多歲的李金生迎來了人生中難得的喜事。媒人帶著一位姑娘來見面，那天，他穿上了為數不多的、已經洗得發白的襯衫。見過幾次面后，對方接受了這段感情。

他們沒登記，算是搭伙過日子，在省殘聯學了按摩后，李金生在縣城租了間鋪面。六張按摩床，五個盲人師傅，半個鐘頭收十八塊錢。房租一年比一年貴，從四千元漲到了一萬多元，不久后，兒子也出生了。日子一天天過去，看似安穩，可李金生總是想逃離。

在李金生看來，盲人推拿這份工作就像一條筆直的路，一眼就能望到頭。在傳統的印象里，人們總說這是最適合盲人的職業，可這種“適合”背后，是越來越窄的出路，推拿好像成了盲人唯一的歸宿。

店里沒人的時候，李金生喜歡摸到店門口站一會兒。街上年輕人的說笑聲飄過來，讓他覺得日子還有盼頭。他總惦記著那些能改變命運的考試，高考的念頭在心里生了根。家里人聽了也不說什么，只是勸他別想太多。李金生覺得自己和前任就像兩條鐵軌，看著近，卻永遠走不到一塊兒去。后來孩子大了，這段感情也走到了頭。

2014年春天，46歲的李金生執意要報名參加高考。教育局的辦事員拿著他的身份證反復核對，反復確認眼前這個中年盲人確實要參加普通高考。那年，國家教育部共印制了三套盲文試卷，李金生使用了其中一套，成為中國首位參加普通高考的盲人。

高考那天，李金生語文數學都交了白卷，引來爭議。有人說他是在為殘障人士爭取權利，也有人說他浪費寶貴的考試資源。

后來有記者問他為什么非要考這場注定失敗的考試。李金生說，盲人好像從生下來就被安排好了去做按摩的命運，要是以后有盲孩子想當老師或者科學家，總得有人先走出這一步。他要爭取的不是殘疾人參加單招考試的機會，而是讓所有盲人都能有參加普通高考的權利。

外頭的閑言碎語傳進李金生的耳朵。據他回憶，從前他喜歡到公益組織去做些志愿活動，那是他在按摩店外唯一的去處。高考過后，負責人找上門來，說這事鬧得太大，怕影響組織，勸他退出。李金生沒吭聲，從此他的生活又縮回了那間二十平方米的按摩店。

2014年6月7日，河南省駐馬店市確山縣，河南首位盲人考生李金生（右一）在盲人朋友的陪伴下趕赴考場。圖源ic

盲父與盲子

日子照舊過著，李金生守著按摩店，后來遇到了同樣失明的第二任女友。兩人拉扯著兒子李洲，為了照顧他們，大嫂也搬來同住，擠在店鋪后面的小屋里。

在駐馬店，李金生有兩三個要好的盲人朋友。偶爾聚在他的按摩店里閑聊，李金生話不多，他們最愛聊的話題是盲人怎樣才算成功。有次說起一個去上海發展的盲友，當上了老板，已經開了三家連鎖按摩店。屋里突然安靜下來，李金生覺得特別羨慕。

李金生的生活圈子很小。失明后，和從前的同學、玩伴漸漸沒了來往。按摩床上的客人換了一茬又一茬，窗外的日頭照常升起落下，他看不見，逐漸也不那么在意了，日子就這么一點點往前挪動。

去北京是李金生藏在心里多年的念想。一年春天，他和女友跟著表哥擠上了北上的火車。車廂里飄著泡面味，小孩的哭鬧聲此起彼伏，李金生卻興奮得睡不著，豎著耳朵數著一個個站名。

在八達嶺長城，他敲著拐杖，一步步登上烽火臺。山風在耳邊吹過，夾雜著游客的談笑聲。他伸手摸城墻磚，耳麥里是講解員的聲音，講述著這座城墻的歷史。李金生站在那里，想象著“巨龍”在山脊上蜿蜒的模樣。這是他用手指和耳朵看到的長城，比明眼人看到的還要真切。

李金生原以為最艱難的時刻已經過去，沒想到更大的考驗接踵而至。

2017年冬天，李金生12歲的兒子李洲在放學路上出了意外。那天中午，李洲和同學在校外推搡打鬧時摔倒，左眼受了傷。李洲的右眼從小就有視網膜脫落的問題，視力本就不好，這次意外之后，他徹底看不清東西了。

李金生把學校和涉事學生告上了法庭。根據駐馬店中院的判決書顯示，對方在打鬧中存在主觀過錯，但李洲也有責任。最終判決兩個孩子的監護人各承擔一半責任。因為事發時已經放學，學校不需要擔責。

求醫之路就此開始。受傷第二天，李洲被送到駐馬店市第一人民醫院，幾天后因病情嚴重轉至河南省人民醫院。診斷結果顯示，他左眼視網膜脫離、玻璃體混濁，右眼無晶體，雙眼高度近視。他先后做了四次手術后，但視力仍在持續惡化。2019年6月，李洲被正式評定為二級視力殘疾。

兒子的視力一天天消退，最后只剩下微弱的光感。十二歲的年紀，比起黑暗本身，更難承受的，是突然墜入黑暗的事實。手術后并發癥接踵而來，白內障和青光眼讓情況雪上加霜。為了控制眼壓，李洲每天只能保持頭朝下的姿勢，什么都不能做。

那段時間，兒子把自己鎖在房間里，拒絕見人。他跟李金生說自己不想活了，李金生看著兒子日漸消沉，怕他做傻事，索性暫停了工作守著。白天黑夜，他就待在兒子邊上。

兒子狀態好轉后，李金生為他的教育問題四處奔走。他先聯系了當地的普通中學，但校方表示無法提供無障礙教育支持，建議去特殊教育學校。然而，無論是駐馬店市還是老家確山縣的特教學校，都沒有開設視力殘疾班。

確山縣殘聯工作人員告訴他，義務教育階段不能讓孩子失學。縣里特教學校確實設有視力殘疾班，但由于生源不足已經停辦，不過可以提供送教上門服務，每月安排老師到家里教學。

李金生毅然拒絕了這個方案。他是盲人，文化程度有限，很難輔導孩子學習。他不希望兒子像自己一樣只能學按摩，渴望孩子能接受更好的教育。于是，他開始聯系青島、鄭州的特教學校，但都只招收本地學生。

2020年9月，在當地教育局的協調下，商丘特教學校終于接收了李洲。然而好景不長，去年，因為學習跟不上，李洲還是轉到了技校，學的依然是按摩專業。

李金生心里五味雜陳。他曾經努力為盲人爭取教育機會，可到了兒子這里，又回到了原點。那一段時間，李金生也泄了氣，他覺得，推拿對于許多視障者及其家庭來說，也許是救贖，但也成了推不開的“墻”。

李金生和女友正在給客人做按摩。 受訪者供圖

“證明我們和明眼人一樣能拼出未來”

這幾年，按摩店的生意勉強維持著，李金生很少去考慮太遠的事。眼下他最大的心愿，就是兒子能順利讀完中專，再繼續念個大專。他想，即便將來還是開按摩店，多讀些書總歸是好的。知識能讓兒子的人生多一些可能，至少不會像自己這樣，一輩子被困在二十平方米的按摩店里。

按摩店打烊后，李金生常在床上翻來覆去睡不著。老舊的房子隔音很差，各種細微的聲響在黑暗中特別清晰。有時半夢半醒間，他會夢見自己眼睛能看見，獨自開著車四處走。年輕時他想逃離村莊，如今這個愿望沒能實現。

李金生最近開始學著用智能手機。屏幕閱讀功能會把每個圖標都讀出來，機械女聲一個字一個字地往外蹦。他的手指在撥號鍵盤上移動得很準，“1到9的數字排成三行，星號和井號在右下角。”為了更快掌握手機操作，這些位置他都記得清清楚楚。有時候不小心點開視頻，突然爆發的音樂聲總會嚇他一跳，這給他平淡的生活添了些意外的樂趣。

最近，高考季又到了，殘聯的消息在盲人按摩師的微信群里傳開了：2025年全國高考報名人數1335萬人。此外，為做好殘疾人等特殊困難群體的考試服務，教育部為12個省份的16名盲人考生專門命制盲文試卷，為1.4萬余名殘障考生參加考試提供合理便利。

據教育部公開信息，截至2025年，盲文試卷已連續提供12年，覆蓋省份從試點擴展至全國12個省份。這也是自2014年我國首次使用高考盲文試卷以來，教育部門連續第12年在高考中提供盲文試卷。按照規定，全盲考生使用盲文試卷，并且作答時間被設定為普通試卷作答時間的1.5倍。此外，還針對其他視力障礙考生采取了印制大字卷等方式提供合理便利條件。

李金生心里既欣慰又有些失落。雖然針對盲人的教育政策逐年完善，但真正能進入普通高校的盲人學生還是屈指可數。在他看來，大多數盲人最終都選擇了按摩行業，畢竟這是最穩妥的謀生方式。就連盲校的課程設置也偏向這個方向，視障孩子們就被潛移默化地引向了這條既定的人生道路。

李金生早已認命，卻又不完全甘心。他總想著，要是能參加高考，說不定能當個律師。按摩店的推拿床上，李金生常和客人聊起這些，客人們躺著，閉著眼睛聽他說話，聽完就笑，他們覺得盲人就該想盲人的事，就像“農民想莊稼，工人想機器”。李金生也尷尬地跟著笑。

女友和大嫂總勸他：“都快六十歲的人了，還想那些沒影的事干啥。”李金生聽了只笑笑，手上的活計不停，繼續在這間二十平方米的按摩店里日復一日地忙碌。

偶爾閑下來，他會盤算著再攢些錢就去申請一只導盲犬，雖然每月要多花幾百塊，但出門能方便些。他已經57歲了，不期待人生能有什么轉機。

只是他依然不能完全告別過去。學會用智能手機后，他用語音輸入讓AI生成了一份呼吁殘障人士教育平等的倡議書，他寫道：盲孩子看不見，但腦子不笨，學習勁頭不比任何人差。作為中國盲人高考第一人，2014年我首次踏入高考考場，雖未取得理想成績，但始終努力為盲生爭取參加高考的權利。這些年近百位盲生考上大學、工作，證明我們完全能和明眼人一樣拼出未來。

6月初，李金生又托人抄寫在紙上，他拍了照，發到朋友圈。

做完這些，他有些恍惚，像是在和過去的自己告別，又像是在延續某種未了的心愿。好在，他現在有戀人、孩子、按摩店，這些都讓李金生感到安慰。

那些不切實際的夢想，輕輕呼出來，也就散了。

（應受訪者要求，文中李洲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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