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宗南是國民黨眾多戰略區長官中，極為獨特的一個人物。那么，他的特殊之處到底在哪里呢？

首先，胡宗南在地方上的掌控時間特別長，軍事、政治、黨務三者都牢牢把握，堪稱一把抓。其次，他從未在中央政府擔任職務，無法依靠近水樓臺的便利，但在國民黨高層的寵信和地位上，卻與陳誠、顧祝同、二陳、張治中等中央大佬們平起平坐，甚至不遜色分毫。最后，胡宗南的特殊地位源自他所采取的深思熟慮的戰略性手段。接下來，我們就聚焦這一點，詳細分析一下。

一、獨步的“地方王”

胡宗南被譽為“西北王”，盡管這個名字未必完全符合實際情況，畢竟他只控制了陜西一省，并對山西也有些許影響，西北五省（陜甘寧青新）大多未曾在他的掌控之下。然而，在國民黨眾多將領中，他無疑是唯一一個擁有“西北王”稱號的軍閥。

胡宗南的崛起與西北密切相關。早在1935年，胡宗南就以第一軍第一師師長身份，在追擊紅軍時進入甘肅，在天水駐扎。年末，汪精衛遭遇刺殺，辭去行政院長職務，蔣介石則順勢接管了行政事務。蔣介石趁機提拔自己的黃埔學生，其中包括胡宗南。胡宗南成為了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雖然這個職務名義上未曾到職，但其權力相當不小，很快他便一躍成為了軍政雙料的重要人物。

全面抗戰爆發后，胡宗南被派駐陜西，成為關中地區的軍事大佬。西安行營主任顧祝同和蔣鼎文，兩位此前的掌舵者，分別因個人原因未能帶領西北穩固局勢，而胡宗南憑借17軍團的力量，在陜西穩坐了軍事大佬的位置。直至抗戰勝利，胡宗南憑借其超強的軍事背景和堅實的政權根基，逐漸實現了對陜西的完全掌控。

相較于其他如閻錫山和傅作義等地方軍閥，胡宗南對陜西的控制尤為徹底。可以說，胡宗南在陜西的地位極為特殊，他的軍政掌控遠超大多數戰略區長官。胡宗南對于資源的調動、對部隊的指揮等，展示了非凡的能力。

這種地位不僅意味著權力和財富，還代表著極高的抗壓能力。即便面臨諸如西府戰役的失敗，胡宗南依舊能保持后方的穩固和地位不崩潰，西北的局勢依然沒有出現劇變。

然而，地位和實力本身并不足以支撐胡宗南的長期統治。盡管他的軍事才能有限，但他的政治眼光卻彌補了這一不足。

二、胡宗南的戰略手段

胡宗南最大的戰略手段之一便是其深遠的政治眼光。1936年，蔣介石在廣州召開軍事會議，討論紅軍進入陜北問題。其他將領普遍認為紅軍不過是垂死掙扎，無法恢復活力。而胡宗南則堅定認為，紅軍將會為打通西北與蘇俄的聯系，進而參與國際共運，為此將加強西北的戰略地位。蔣介石被胡宗南的眼光深深打動，認為他具有不同于其他將領的深刻洞察力。

除了政治眼光，胡宗南在地方政權中的操作也別具一格。例如，胡宗南并未擔任陜西省省主席，但他卻通過巧妙地安排和控制了地方官員的選拔，基本掌控了陜西的政務。在1940年，他成立了“陜西省民眾動員總指揮部”，名義上由省主席蔣鼎文主持，實際上胡宗南兼任副指揮官，掌握了重要的民政職務。

三、胡宗南的“辦校”之道

胡宗南的另一個獨具特色的戰略，就是辦校培養干部。正如蔣介石通過黃埔軍校培養了一大批忠誠的軍官，胡宗南也充分認識到培養干部對于掌控權力的重要性。1936年，面對粵桂聯軍的挑戰，胡宗南在軍隊尚未投入大規模戰斗時，便在長沙組織了全師的“軍官暑期訓練班”，通過系統的培訓提升全師軍官的綜合素質。

在擔任陜西的軍事領導后，胡宗南于1938年創辦了中央軍校第七分校，校址位于西安王曲鎮。與其他地方的分校相比，這所分校不僅規模龐大，且培養的軍官質量較高，成為了西北軍區的“人才基地”。王曲七分校的學員多達兩萬余人，其培訓的干部數量與質量，遠超其他分校。胡宗南還通過“戰干四團”培養非軍官背景的青年，充實了軍隊和政府的政治工作力量。

此外，胡宗南還開辦了多個訓練班，如“西北游擊干部訓練班”、“西北干部訓練團”等，這些都為其長期穩固陜西政權，甚至向中央擴展影響力奠定了基礎。

四、軍事上的短板與敗局

然而，胡宗南的軍事能力并非完美無缺。雖然他在軍政上的統籌能力十分突出，但在指揮作戰方面，胡宗南卻存在較大的缺陷。尤其是在戰役指揮的精細調度和臨場反應上，他遠遜于其他將領如白崇禧、杜聿明等。

胡宗南雖然統籌陜西局勢多年，但他未能有效整合西北的所有軍事力量，尤其是未能統一馬家軍的指揮。由于兩者之間的派系矛盾，導致胡宗南在實際作戰中未能發揮出應有的戰斗優勢。此外，胡宗南指揮的戰役常常因為缺乏細致的戰略部署，錯失了許多制勝的機會。

盡管如此，胡宗南依然憑借其深厚的政治資源和強大的干部隊伍，在西北戰場上保持了相對持久的抵抗力。這一切，不僅源自于他有遠見的政治布局，更離不開他在軍事與干部培養上的獨到之處。

總的來說，胡宗南在西北的戰斗并非一場輕松的勝利。他的成功，更多是通過一系列深思熟慮的政治手段和實際操作手段，配合他在軍政權力上的統籌，而非單純依靠軍事才能。盡管如此，胡宗南在西北的統治仍然在較長時間內展現了極大的韌性和持久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