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代鐘表廠正在工作的工人。

（圖源：香港歷史檔案館）

“小河彎彎向南流，流到香江去看一看，東方之珠我的愛人，你的風彩是否浪漫依然”，當歌聲回蕩在香江河畔，也標志著一個時代的終結。從1841年到1997年，歷經152年的英國治理的歲月（扣除日占4年），香港從寂寂無聞的漁港，蛻變為璀璨的國際都會。

這片土地見證了戰火與繁華、離散與重聚，也孕育出獨特的港式精神——勤力務實、靈活應變、高效守序。如今，漫步香港街頭，那些藏在茶餐廳的熱氣里、地鐵站的匆忙腳步中、公屋鄰里的生活印記，依舊在無聲訴說著這座城市的故事。

搵工唔憂 阿婆都搶手

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的香港，滿目瘡痍，百廢待興。這座曾經繁榮的轉口港在日占時期遭受嚴重破壞，工業幾乎完全停頓。然而，歷史的轉折往往蘊藏在危機之中。1946年國共內戰爆發，隨后1949年新中國成立，這兩場政治巨變引發了大規模的人口南遷潮，為香港帶來了工業化所需的關鍵要素—資本、技術和勞動力。

據統計，1945至1950年間，超過30位江浙棉紡工業家來港設廠，他們攜帶的不只是機器設備，更是一整套產業知識和管理體系。這些“上海幫”工業家在香港建立了現代化的紡織廠，為日后香港成為“東方曼徹斯特”奠定了基礎。

與此同時，廣東籍移民則帶來了中小企業的創業精神，他們從家庭作坊起步，逐漸發展成香港制造業的中堅力量。數量更為龐大的則是非技術性難民，他們“為求溫飽，拼命工作，甘愿在環境惡劣的廠房長時間開工”，構成了香港工業的勞動主力。

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及隨后的聯合國對華禁運，則徹底刺激了香港經濟從轉口港向工業城市轉型，1960年代美日電子企業在港設廠，又催生了香港電子產業的崛起。

經歷這個年代的黃爺爺向記者回憶，“那時我和媽媽一起搭火車，在火車站有好多工廠招工的人，一把拉住我媽媽，吸引她進廠，做一些手上活計，那時媽媽已經50來歲，依舊十分搶手，可見當時香港工業發展正是如日中天的時候，十分缺工，就算有大批內地偷偷南下的工人都依舊是供不應求。”

當時女工多從事紡織和電子行業，而男性則更多從事五金、塑膠等需要體力的工作。工廠成為了許多家庭的主要收入來源，香港人勤奮、務實的工作倫理也是在那時養成，流水線作業、計件工資成為常態，加班文化開始形成。

按黃爺爺的話來說，只有勤力，就能發財，“當時公司福利好好，經常組織成班人去離島度假，整燒烤再住一晚，對員工十分優待。”

隨著80年代內地改革開放，香港制造業開始面臨變化。生產成本的大幅差異促使香港廠商將生產線遷往珠江三角洲地區，香港的廠房則陸續收縮，工人分批遣散，公司在香港保留辦公室，負責接單、銀行、會計、物流、法律等服務，慢慢的，這些行業逐漸完全取代手工業成為就業主體，香港人的職業結構發生了根本性變化，但“勤力”和“高效率”的特質完整的保留了下來，直到今天，依舊是港人最鮮明的職場特質。

公屋生活成一代港人記憶

港人的居住環境問題，已經是老生常談了。

1945年二戰結束時，香港人口約60萬，但到1950年已激增至220萬，內戰產生的大量難民瘋狂涌入香港，使住房問題變得異常尖銳。許多新移民只能棲身于臨時搭建的寮屋區，這些用木板、鐵皮和油紙搭建的簡陋住所密集分布在香港山坡地帶，缺乏基本的生活設施，火災風險極高。

1953年圣誕夜發生的石硤尾大火，燒毀了占地40公頃的寮屋區，導致5萬多人無家可歸，翌年，港英政府建成首批共八幢六層高的徙置大廈，即現在的石硤尾邨，成為香港首個公營房屋發展計劃。可以說，這一災難性事件直接催生了香港公共房屋政策。

港英政府采用簡單實用的H型七層建筑，每戶面積僅約120平方英尺（約11平方米），共享廁所和自來水，條件雖然簡陋，但至少提供了安全的棲身之所和低廉的租金。這些徙置區逐漸形成了獨特的社區文化，鄰里關系密切，孩子們在走廊和天井玩耍，主婦們在家門口摘菜聊天，小販在樓下叫賣，這也構成了香港第一代公屋居民的集體記憶。

童年在石硤尾邨度過的李太分享，“那時在家里不會關門，家家戶戶都互相認識，幾個小孩一同撿汽水蓋、玩畫子、跑跑跳跳，總之在門外大叫‘去街啦！’，便一呼百應。”

后來，港英政府陸續推出了廉租屋計劃、十年建屋計劃、居者有其屋計劃，條件越來越成熟和適宜人居住，注重社區規劃和配套設施。久而久之，公共屋邨也成為了香港居住變遷的重要產物，不僅是居住空間，更形成了獨特的生活方式和文化認同。

屋邨商場、街市和食肆發展出適應基層市民需求的商業模式，價格親民，品類實用；屋邨公園和休憩區成為老人晨運、家庭聚會和社交的重要場所；屋邨學校的校友網絡往往延續數十年，形成緊密的社會紐帶。這種屋邨文化塑造了幾代香港人的集體記憶和身份認同。

與此同時，私人住宅市場也在發展。戰前香港的私人住宅主要是唐樓一種沒有電梯的四至五層高建筑，上層住人，底層為商鋪。戰后初期，許多唐樓被分割成多個“床位房”出租，居住條件極為擁擠。1960年代起，隨著經濟發展，新型私人屋苑開始出現，這些屋苑模仿西方公寓設計，配有電梯、游泳池和會所等設施，標志著香港居住水平的重要提升。

如今，盡管香港仍面臨住房壓力，但相比港英初期的艱難歲月，香港人的居住條件已有了質的飛躍。

從人力車到公共交通 港人生活越來越高效

港英時期，香港交通經歷了從傳統到現代、從零散到系統質的飛躍。戰后初期，香港交通極為簡陋，港島北部沿海的狹長地帶是主要聚居區，道路狹窄彎曲，汽車稀少，人力車和自行車是常見代步工具。

連接港島與九龍的唯一方式是渡輪，天星小輪成為跨越維多利亞港的必經之路，乘船過海是當時港人日常生活的固定節奏。九龍半島內部則以步行和巴士為主，道路網絡尚未完善，新界地區更是交通不便，與市區的聯系相當有限。

1950年代，隨著人口增長和城市擴張，公共交通系統開始發展。巴士公司擴大車隊和路線網絡，覆蓋更多新興居民區；小型巴士作為靈活補充出現，滿足了偏遠地區的出行需求。

這一時期，香港街頭出現了獨特的“叮叮”聲——有軌電車（叮叮車）成為港島北岸的標志性交通工具，其低廉的票價和固定的軌道線路服務了廣大市民，至今已成為游客來港感受港味的必打卡行程之一。

1970年代更是香港交通革命的關鍵十年。1972年，香港第一條海底隧道——紅磡海底隧道通車，1979年，香港地鐵（現稱港鐵）首條線路——觀塘線開通，連接中環與觀塘。

地鐵以其準時、快速和高效迅速成為市民出行的首選，從根本上改變了城市的時間地理。上班族可以在半小時內從九龍新市鎮到達港島商業區，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地鐵車站周邊逐漸形成高密度商業和住宅區，也催生了香港“鐵路加物業”的獨特發展模式。

到80年代，隨著地鐵開新線、鐵路電氣化，公共交通變得越來越流行，成為港人出行主要方式，正是在這時，香港高效、守序的文化隨之形成，地鐵站內快速行走的上班族、巴士上自覺排隊等候的乘客、小巴內喊“有落”的獨特報站方式，都成為香港都市生活的標志性場景，延續至今，也塑造了城市的高效形象。

回頭來看，香港多山的地形和高密度的人口無疑給發展交通系統帶來了很大的挑戰，但正是因為這一“挑戰”，鼓勵了港英政府通過發展立體交通（如地鐵、高架道路）、優化交通管理和鼓勵公共交通使用等方式應對這些挑戰，使香港在有限空間內建立了全球最高效的交通系統之一。逢山開路，遇水架橋，艱苦的環境反而塑造了香港人“靈活應變”的智慧。

“亞洲美食之都”誕生記

戰后初期，糧食短缺是普遍問題，普通家庭的飲食極為簡單，以米飯、咸魚和蔬菜為主，肉類是難得的奢侈品。公共食堂和大牌檔為單身工人和貧困家庭提供廉價餐食，通常是一飯一菜的簡單組合。這一時期，飲食更多是為了生存而非享受，烹飪方式以傳統的粵式蒸煮為主，調味相對簡單。

1950-1960年代，隨著經濟復甦，香港飲食開始豐富起來。茶餐廳這一獨特的餐飲形式在這一時期出現并迅速流行，它融合了中西飲食元素，提供價格實惠、選擇多樣的快餐。

奶茶、“菠蘿”油、蛋撻等茶餐廳特色食品成為香港飲食文化的標志。與此同時，各類地方菜系隨移民涌入香港—上海菜、潮州菜、客家菜等豐富了本地餐飲市場，形成了“一城多味”的格局。

香港的大牌檔文化也是這一時期的重要現象，這些街頭食攤以價廉物美、方便快捷為特色，提供云吞面、牛腩粉、煲仔飯等地道美食，成為基層市民的日常飲食選擇。大牌檔不僅滿足了物質需求，也構成了獨特的公共空間，工人們在此吃飯聊天，交換信息，形成了緊密的社區網絡。盡管衛生條件有限，但大牌檔以其煙火氣和人情味成為香港飲食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1970-1980年代，經濟起飛帶動消費升級，香港飲食走向多元化和國際化，高級粵菜酒樓涌現，提供精致的點心和新派粵菜；同時，世界各地美食如日本料理、韓國燒烤、泰國菜等相繼登陸香港，滿足日益國際化的口味需求。“亞洲美食之都”的稱號，便是在那時開始驕氣。

香港獨特的飲茶文化也在這一時期達到鼎盛，周末全家上茶樓“飲茶”成為中產階級家庭的重要社交活動，點心車在餐廳中穿梭，食客隨意選取自己喜愛的食物。時至今日，“飲茶”也依舊是香港人最獨特和大眾的交友聚會之選。

返鄉下救濟親戚 成港人難忘回憶

1950年代至1970年代，香港與內地的交往相對有限。這一時期，人員往來也受到嚴格限制，普通市民很難獲得前往內地的許可，內地居民來港更是極為困難。有限的交往主要集中在商業貿易領域，少數獲得特許的商人從事兩地間的商品交易。

這種相對隔離的狀態導致兩地生活方式差異日益明顯，香港在西方文化影響下逐漸現代化，而內地則相對落后。兩地消費和旅游層面的交際幾乎不存在，香港人很少到內地購物或旅游，內地居民也極少有機會來港消費，經濟差距顯著。

內地一窮二白，港人回鄉則總會攜帶大量物資北上接濟親友。那時還是小朋友的張婆婆向記者回憶，“家里人帶著我在紅磡等火車，好辛苦呀，大夏天我要穿著好多件衣服，一件套一件，這些衣服都是要帶回去給鄉下親戚的，到了家再一件一件脫給他們，真是苦不堪言，現在想想那個年代真是凄涼。”

說到這里，婆婆眼泛淚光，緩緩又開口講起另一細節，“那時寄東西，我們都用毛巾做包裝，將毛巾一條一條縫起來，將寄送地址繡在毛巾上，就為了鄉下親戚收到包裹后還可以將毛巾拆來使用，跟現在真是天壤之別。”

這樣的情況，隨著內地實施改革開放政策，兩地經濟狀況靠攏，自是慢慢少了。

來源：香港經濟導報

作者：本刊首席記者 納婕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