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大數據模型遇上知識產權檢察

——來自三地檢察機關的辦案實踐

“檢察機關通過數字賦能，強化虛假訴訟監督。積極推進知識產權刑事、民事檢察綜合履職，糾正錯誤民事裁判，依法移送犯罪線索，推動以虛假訴訟、偽造公司印章等罪名追究行為人刑事責任，維護市場經營主體合法權益，優化法治化營商環境。”4月24日，全國知識產權宣傳周期間，最高檢公布了一批檢察機關知識產權保護典型案例，其中在闡釋“寧波聲某文化傳媒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聲某公司’）著作權侵權糾紛系列虛假訴訟監督案”要旨時說道。

近年來，“數字賦能”是知識產權檢察工作的熱詞。數據已成為一種核心生產要素，知識產權保護在數字化時代迎來了前所未有的機遇與挑戰。一方面，大數據技術成為知識產權創新的重要領域，是知識產權保護的重要對象；另一方面，大數據技術的廣泛應用，尤其是大數據模型在處理海量涉案數據方面的優勢，使其成為知識產權檢察提升法律監督質效的一把利刃。

這把“利刃”是如何在知識產權檢察實踐中發揮效能的？記者日前采訪了來自浙江紹興、四川宜賓和江蘇蘇州的三家基層檢察院，講述他們運用大數據模型辦案的故事。

浙江紹興

破解知識產權虛假訴訟

隱蔽性強的司法難題

當影視作品被侵犯著作權，提起訴訟維權是法律賦予公民、法人的合法權利。然而，聲某公司的老板陳某卻從中發現了一條生財之道。

早在2021年11月，陳某向浙江巨某影業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巨某公司”）法定代表人李某杰提出購買《大話武林》《菜鳥囧探》《千術3決戰澳門》影片。盡管該影業公司并不擁有著作權，但為了做成這筆生意，李某杰在陳某要求下，仍偽造了上述三部作品出品方的公章加蓋于授權書上提供給陳某。

杭州科某知識產權代理有限公司負責人章某創接受陳某委托后，在資料不全的情況下，偽造相關影片權利人的公章共17枚，協助陳某取得了包括上述三部影片在內的《作品登記證書》。

2022年至2023年，聲某公司以上述虛假的授權文書為證據，在全國范圍內以酒店等經營場所侵犯其對這三部電影享有的放映權為由，分別向浙江省紹興市柯橋區法院等多家法院提起訴訟至少90余起，致使法院作出錯誤裁判，使酒店等經營主體遭受財產損失。

這樣一起嚴重影響營商環境、損害司法公信力的案件，是如何進入檢察機關法律監督視野的？

柯橋區檢察院檢察委員會委員、知識產權檢察辦公室主任胡成英告訴記者，他們在2023年初發現聲某公司提起多起訴訟的異常情形后，以紹興市檢察院研發的數字模型為基礎，針對聲某公司案件的具體特點，二次開發了影視作品著作權虛假訴訟監督類案數字檢察模型。“該模型鎖定民事裁判文書中涉著作權侵權糾紛案由，并以影視、酒店或足浴店為關鍵詞進行篩選，得到影視著作權侵權糾紛的裁判文書集，然后提取原告信息進行統計，得到了進行大批量訴訟的原告名單。”胡成英向記者解釋。

知識產權虛假訴訟隱蔽性強，司法實踐中長期存在著“眾多民事案件被告受查證能力和精力所限，難以有效識別并提出反證”的現實困境。如何破解這個難題？

運用該大數據模型篩查，柯橋區檢察院辦案檢察官發現了不少異常——包括涉案公司“高頻次大面積訴訟”“故意放縱侵權”“所謂‘侵權事實’的可靠性不強”等等。特別是該公司明知涉案影片的源頭提供者是影視播放軟件平臺，卻只起訴酒店等終端設備提供者，據以起訴的影片均較為冷門，訴訟逐利性強，訴請賠償款金額較小，基本為每部1000元，酒店往往為避免訴累而選擇調解或和解。法院作出裁判的主要證據均系該公司提供，未向平臺取證。

2023年7月，浙江省紹興市柯橋區檢察院檢察官赴深圳調查案涉影片的著作權授權情況。

如何把大數據篩查出的線索變為扎實的證據？辦案檢察官遠赴深圳、北京、山東等地調查發現，一方面，網絡影視平臺播放上述三部影片獲得了北京發行公司的合法授權，并仍在授權期內，屬于合法的信息網絡傳播；另一方面，北京發行公司并未將三部影片授權給巨某公司。聲某公司的授權來源于巨某公司，可見聲某公司并未享有這三部影片的著作權，其“權利”系非法獲得的嫌疑很大。同時還發現，版權局登記時收取的資料中，加蓋的多家公司印章有明顯偽造之嫌。

2023年8月，柯橋區檢察院依職權啟動民事監督程序，向柯橋區法院發出8件再審檢察建議，后法院再審改判。經浙江省檢察院統籌指導、集中交辦，該省檢察機關針對相關民事案件向法院提出抗訴和制發再審檢察建議28件，其中22件已獲再審改判，6件已裁定再審。

與民事監督同步的，是追究相關涉案人員的刑事責任。2024年7月至10月，柯橋區檢察院以涉嫌虛假訴訟罪對陳某提起公訴，以涉嫌偽造公司印章罪對李某杰、章某創提起公訴，法院以虛假訴訟罪判處被告人陳某有期徒刑三年，并處罰金2萬元；以偽造公司印章罪分別判處章某創、李某杰有期徒刑七個月和拘役五個月，均適用緩刑，各并處罰金。三名被告人均未上訴。

正如最高人民檢察院在發布典型案例時指出的，“檢察機關應充分關注知識產權虛假訴訟線索，積極推進數字檢察，通過數據研判建立法律監督模型，精準識別虛假訴訟。一方面，強化審查異常數據意識。通過大數據檢索，發現高頻次、大面積異常訴訟，從中甄別虛假訴訟的線索。另一方面，構建法律監督模型。從企業登記信息、裁判文書數據、案件卷宗資料等方面著手，選取原告訴訟請求、權利證據來源、取證方式等要素進行分析研判，精準識別影視作品著作權虛假訴訟。”

四川宜賓

大數據精準鎖定

侵犯酒類商標權的“網上嫌疑人”

今年初，四川省檢察院研發的川酒知識產權監督保護平臺的監測系統捕捉到一條可疑線索：某電商店鋪以明顯低于市場價的價格大量銷售標稱某知名品牌的白酒。

四川省宜賓市翠屏區檢察院經初步研判，認為該線索存在商標侵權重大嫌疑，于是移送給公安機關。隨后，公安機關根據該線索展開偵查，成功鎖定犯罪嫌疑人饒某，并以其涉嫌假冒注冊商標罪立案。

這是2024年宜賓市檢察機關研發的電商平臺銷售假冒名優白酒類案監督模型上線并接入川酒知識產權監督保護平臺以來，發現線索并成功立案的案件之一。“這個案件的成功立案，表明大數據監督模型在打擊制假售假犯罪方面能夠發揮重要作用。”宜賓市檢察院經濟犯罪檢察部門負責人黃鵬飛說。

川酒是四川人的驕傲。以五糧液、劍南春、瀘州老窖、郎酒、舍得酒業、水井坊為代表的川酒被稱為“川酒六朵金花”。

但在川酒市場欣欣向榮的背后，制售假白酒行為屢禁不止，名優白酒更是“山寨”重災區。隨著數字經濟的發展，售假形式也在不斷迭代、快速變異，其虛擬性、即時性、廣泛性特點突出且呈現快速增長趨勢。尤其是借助電商平臺發布廣告兜售假酒和原材料，組建多層級銷售網絡，同時與線下生產、倉儲、運輸活動相勾連。

為打擊線上制售假白酒犯罪活動，2024年，四川省檢察院針對線上售假行為多發、假冒驗真網站混雜等問題，統籌研發電商售假監督模型、二維碼掃碼監督模型、快遞物流監督模型、跨地域維權監督模型、數字畫像工具等5個大數據法律監督模型，建設川酒知識產權監督保護平臺。

2025年2月27日，川酒知識產權監督保護平臺運用工作座談會在四川省宜賓市翠屏區檢察院召開。

宜賓市檢察院秉承“數字賦能監督，監督促進治理”理念，負責電商售假監督模型的研發任務。

在研發前期，宜賓市檢察院通過走訪酒企開展專題調研，從假酒生產端、渠道銷售方、電商平臺、酒企等不同維度，對利用電商平臺售假進行全過程透視分析，總結類案特征，為模型研發提供更加精準立體的犯罪畫像。“我們在總結制假售假規律、分析違法犯罪特征的基礎上，以大數據信息技術為手段，通過找準關鍵監督點位，提煉有效數據，細化研判規則，力求提高利用電商平臺銷售假冒名優白酒類案監督模型的實戰性和針對性。”黃鵬飛表示。

據了解，該模型以銷售假冒的系列酒遠低于正常市場價格為突破點，通過對酒企官方標準售價庫、酒企經銷商授權名錄等信息進行分析研判，使用數據加權排序方式呈現風險預警機制，為行政執法機關推送案件線索，督促其對電商平臺加強監管。

以開頭提到的案件為例，該模型捕捉到疑似信息后，系統后臺通知案件關聯地區檢察機關。翠屏區檢察院接到系統推送的售假線索后，立即將此線索移送公安機關，同時積極引導公安機關調取物流和銷售數據鎖定證據鏈，最終推動公安機關立案并展開進一步偵查工作，實現對生產、銷售環節的全鏈條打擊。

“四川省檢察機關在辦理打擊侵犯商標權類犯罪過程中，針對企業維權難、大數據能力不足、保護合力不夠等痛點，通過統籌建設川酒知識產權監督保護平臺，力求可以更加精準、快捷地發現酒企維權和檢察監督點位，以數字化的手段解決數字化時代的維權難題。”四川省檢察院數字檢察辦公室負責人張蓓指出。

江蘇蘇州

從專利惡意訴訟個案監督到類案治理

確定所需數據資源和來源、設計數據碰撞規則、明確技術支撐……在江蘇省蘇州市區兩級檢察院協同努力下，2023年1月，蘇州高新區檢察院研發的專利惡意訴訟監督模型上線運行。該模型上線兩年多來，共發現生效裁判監督線索31件，經分析研判已制發再審檢察建議2件，建議終止執行2件。

一個基層院為何選擇如此“冷門”的領域自主研發監督模型？如何讓模型做到“研有所用”、取得實效？

2023年10月，江蘇省蘇州高新區檢察院檢察官到區工商聯走訪，研討專利惡意訴訟監督模型服務企業“訴前研判”的可行性。

原來，國家知識產權局專利局專利審查協作江蘇中心早在2011年就落戶于蘇州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其每年接受專利申請預審案件近萬件，豐碩的專利成果在推動當地高新技術產業快速發展的同時，也衍生了不少相關專利糾紛訴訟。

專利案件案情復雜、專業性強，檢察監督猶如大海撈針，“線索少、發現難”一直是困擾知識產權檢察工作尤其是專利惡意訴訟領域監督的難題。

對此，蘇州高新區檢察院結合辦案實際研發了監督模型。“該模型以專利侵權糾紛作為依據，利用人工智能對蘇州地區民事裁判文書進行智能篩選，形成數據集合，再提取案涉專利號、訴訟時間節點等數據要素，與專利信息數據庫進行碰撞。經比對專利權利狀態，識別出專利權已經喪失的監督線索。”該院民事行政檢察部主任趙如濱介紹，模型鎖定的隱瞞專利瑕疵進行訴訟的線索，使得專利惡意訴訟領域的檢察監督工作由被動轉向主動。

在具體案件辦理中，模型是如何推動專利惡意訴訟監督工作的呢？以某科技公司惡意訴訟案為例——

早在2020年6月，某科技公司起訴另一家公司侵犯其專利權，該公司在法院審理過程中，隱瞞了案涉專利已經案外人申請被國家知識產權局宣告無效的相關情況，獲得勝訴判決。專利惡意訴訟監督模型在運行期間，經過大數據碰撞捕捉到了這個異常的判決。

怎樣判斷當事人是否是有意為之？“在模型輸出線索后，我們不會直接立案，還要進一步完成調查核實工作，來確定線索的可成案性。通常會通過向法院調閱卷宗材料、向國家知識產權局調取專利審查材料、審查專利權人與訴訟當事人關聯關系等進行調查核實。”趙如濱說。

在辦理該案過程中，蘇州高新區檢察院進一步調查發現，該科技公司后續仍以“維權”的名義，拿著無效專利在江西南昌、廣東深圳等地起訴多名被告侵權。

2023年5月，蘇州市檢察院針對此案依法向法院發出再審檢察建議后，法院終結了對被告的強制執行，解除了對被告財產的查封、扣押、凍結措施。

模型不僅僅是監督線索的簡單疊加，在推動從個案監督向類案治理方面同樣有所建樹。

蘇州高新區檢察院在對模型排查出的線索進行系統梳理后，發現了專利惡意訴訟的“幕后操盤手”：大規模惡意訴訟涉及的專利都是缺乏新穎性和創造性的“垃圾專利”，而這背后其實是“黑代理”機構在作祟。原來，某些打著知識產權咨詢等名頭的“黑代理”機構在不具備相應執業資質的情況下，將現有技術或公知常識稍作修改甚至不修改就協助申請人成功申請到“垃圾專利”，為批量惡意訴訟提供了溫床。

為此，2023年4月，蘇州市檢察院、蘇州高新區檢察院對模型進行迭代升級，新增對專利代理的篩查功能，即通過比對提供專利代理服務的當事人是否具有資質，有效排查“黑代理”機構相關線索。

蘇州高新區檢察院據此向行政主管機關移送線索21條，相關“黑代理”機構依法受到懲處；向知識產權服務行業組織制發社會治理檢察建議并獲采納，推動行業組織從加強自律管理、強化協作聯動、提升公眾意識等方面加強整改。

模型“顯威”還突破了地域限制。以案涉專利號為抓手，模型還能有效識別案涉專利在全國范圍內的訴訟情況。蘇州高新區檢察院將模型推送的20余條涉及多個專利權的類案監督線索移送南昌、廣州、杭州等8地檢察機關；外地檢察機關運用模型另行發現專利惡意訴訟生效裁判監督線索50余件，均通過抗訴、制發再審檢察建議等方式予以監督。目前已有9件涉嫌專利惡意訴訟的原告主動將獲得的賠償款退還給被告，2件涉嫌專利惡意訴訟案經檢察機關抗訴后得到法院改判。

今年2月，蘇州高新區檢察院探索將模型功能輻射范圍由助力檢察機關“訴后打擊”向服務企業“訴前預判”延伸。當企業遇到疑似專利惡意維權的情形，可以向檢察機關提出申請，運行大數據模型后，即可獲取該專利的權利狀態、涉訴情況等，為保護企業合法權益提供有力司法保障。

江蘇省檢察院知識產權檢察工作負責人王燕認為：“數字經濟的蓬勃發展對知識產權司法保護提出了新要求，進一步提升知識產權案件法律監督質效是我們面臨的一個新課題。蘇州市檢察機關在此方面作出了積極探索，結合辦案需求研發、運用大數據監督模型開展監督工作。大數據法律監督模型相較于傳統監督方式，通過智能排查、篩選和分析、碰撞，可以迅速發現案件中的異常點，在此基礎上檢察機關充分運用調查核實權精準鎖定監督線索，有助于提高監督效率，拓展監督成效，實現從個案辦理到類案治理，有力促進行業生態凈化，維護公平競爭市場秩序。”

來源：檢察日報·數字檢察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