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春，舊金山灣區的空氣里仍殘留著獨屬于戰爭的鐵銹味。一批批退役士兵從碼頭上走下，肩章尚未褪色，腳步卻沒有朝家的方向，曾經的家，在堪薩斯的平原盡頭，在俄亥俄的白色籬笆后。但他們早已知道，那些地方從來不曾容得下他們真正的模樣。

喬·坎農是其中之一。1945年他19歲，在海軍服役期間隨艦隊穿行于太平洋，在一艘補給船上遇見了威利——另一個沉默但是眼神清澈的水兵。他們在煙霧彌漫的甲板上交換眼神，靠傳煙、靠肩膀一閃而過的觸碰，建立起不被言說的關系。他們都不知道這是不是愛情，但他們明白，在彼此身上看見了某種真實。喬沒有回印第安納。他拿著300美元的復員金在舊金山的市場街租了間房子，鄰居里有人穿女裝，有人用假名收信，酒吧角落里總有幾個孤單的男人在等“懂的人”。

克拉克和伙伴們，軍中的一些酷兒們通過易裝表演認識彼此。圖源：Deep Focus Productions

這是美國最早期的同志社區的雛形。根據當時的政策，對選擇在城市留下來的復員軍人來說，他們在結婚之后會獲得一筆可觀的安家費，從而在更靠近市區的地方定居，而那些沒有結婚的同性戀者，只能選擇安頓在外籍移民聚居區或者和碼頭工人擠在一個社區里。戰爭動員使數百萬年輕人遠離家人和家鄉，將他們置于同性環境中——對男性來說，主要是軍隊；對女性來說，則是平民工作場所、城市寄宿公寓和夜生活。

二戰期間，美國軍方首次大規模征召女性擔任非戰斗崗位，超過35萬女性被派往國內外基地，承擔文員、無線電員、機械工、護士、修理員等工作。對許多女性而言，這是離開家庭、走出小鎮、接觸陌生人群的第一次機會，而對一些女同性戀者來說，這也是她們彼此“看見”的開始。

戰爭為他們提供了尋找社群、友誼，甚至戀愛的機會，這些新的友誼讓同性戀士兵們得以躲避周圍的敵意，并在軍隊內部孕育出一種獨特的亞文化，一些同性戀士兵也借此逃避刻板的性別角色。每個前線的軍人都喜歡觀看變裝秀；多蘿西·帕克的著作催生了一套完整的同性戀詞匯；1943年，一份地下酷兒報紙應運而生：兩名駐扎在默特爾比奇的士兵在軍事基地結識了眾多同性戀軍人，于是創辦了一份叫做“默特爾比奇婊子”（Myrtle Beach Bitch）的報紙，在基地和部隊之間秘密分享新聞和故事。

許多女同性戀者在軍隊中晉升到了舉足輕重的職位。例如女子陸軍輔助隊成員菲利斯·阿布里就因代表了女子陸軍輔助隊的形象而被刊登在宣傳文章中，軍方在不知情的情況下還選擇了阿布里的情人米爾德麗德作為另一位理想的女子陸軍輔助隊成員，一起出現在宣傳文章中。

菲利斯 · 阿布里和她的伴侶米爾德麗德出現在女子陸軍輔助隊的宣傳畫中。圖源： Deep Focus Productions

戰爭結束后，大多數女兵被解散，她們被鼓勵回歸女性角色，工廠崗位還給男性，廣告重新描繪廚房里的幸福主婦。而剩下的女性，被轉職成為文職，進入到公立部門當中繼續工作，對其中許多人來說，二戰只是他們終生的身份認同斗爭的開始。

1947年春，洛杉磯的RKO影業公司辦公室里，25歲的打字員艾迪絲·艾德（Edythe Eyde）坐在打字機前，敲下了《Vice Versa》第一期的最后一頁。這本雜志沒有廣告、沒有署名、沒有發行渠道，甚至沒有封面設計，卻成為美國歷史上第一本專為女同性戀者創辦的刊物。

20 世紀40 年代，艾迪絲·艾德正在吃冰淇淋。圖源：南加州大學圖書館檔案館

艾迪絲·艾德（Edythe Eyde）出生于1921年，成長于加州弗里蒙特鎮的一個挪威裔家庭。她從小學習小提琴，熱愛文學，但在保守的家庭環境中，關于性取向的話題從未被提及。艾德在高中時第一次暗戀上另一個女孩，但母親的負面反應讓她決定不再與家人分享自己的情感世界，1942年，她給自己報名了秘書課程，以便能在大城市落腳。

1945年，艾迪絲·艾德搬到洛杉磯，開始在RKO影業公司擔任秘書。她打字很快，經常提前完成工作，老板對她說： “好吧，只要你能完成工作，我不在乎你做什么，但是……別坐著看雜志或者織毛衣。我希望你看起來很忙。” 于是，她開始利用工作時間撰寫自己的雜志。

當時，同性戀文化大多處于地下狀態， “ 第三性 ” 很難遇到志同道合的人。這位 25 歲的姑娘用一臺手動打字機和復寫紙，一次復印六份，創辦了《 Vice Versa 》雜志 ——“ 一本嚴肅地獻給那些永遠無法完全適應傳統習俗的人的雜志。 ” （ a magazine dedicated, in all seriousness, to those of us who will never quite be able to adapt ourselves to the iron-bound rules of Convention ）

雜志內容包括書評、電影評論、詩歌和短篇小說，旨在為女同性戀者提供一個表達情感和思想的平臺。她選擇了筆名“Lisa Ben”，這是“lesbian”（女同性戀）的字母重組，既是游戲，也是一種宣言。她的“Watchama 專欄”匯集了她的各種思緒，并邀請其他人也來投稿。

Vice Versa 雜志第一期的目錄。圖源：南加州大學圖書館檔案館

她們不是唯一的“留守者”，越來越多前WAC、WAVES、女護士或造船女工選擇在城市落腳。她們來自密蘇里、佛羅里達、愛達荷，不愿再回到審視的眼神與逼婚的日程表中。她們組團租房、結伴出行，去咖啡館、理發店——這些看似日常的空間，成為她們的“地下客廳”。不同于男性同志通過浴室、酒吧建立早期社群，女性往往在廚房、公寓、秘密聚會中找到彼此。她們使用化名，互稱“姐妹”，輪流提供“安全屋”，形成非正式的互助網絡。

“那時候我認識的女孩真的不多，”艾迪絲·艾德在幾十年后接受采訪時說：“但我想，好吧，我就繼續出這些雜志，說不定能遇到幾個呢！” 這招奏效了。到了第四期雜志發行時，這位作家被讀者敲窗戶的聲音吵醒了。“他們的熱情確實令人欣慰，”她寫道。

由于擔心被控“郵寄淫穢物品”，她從不通過郵局寄送雜志。而是親手將雜志交給朋友，再由朋友復印、轉送。她還在洛杉磯的女同性戀酒吧“如果俱樂部”（If Club）分發雜志，鼓勵讀者在閱讀后將其傳遞給其他人。

從1947年6月到1948年2月，艾德出版了九期月刊，直到霍華德·休斯買下工作室，秘書團隊的新工作讓她無法擁有可供自由支配的時間，她才停止了出版。《Vice Versa》為后來女同性戀出版物如《The Ladder》的出現鋪平了道路。艾迪絲·艾德后來也為《The Ladder》撰稿，繼續為女同性戀者發聲。

20世紀60年代，艾迪絲·艾德在她的藝術作品前彈吉他。圖源：南加州大學圖書館檔案館

這股“遷徙潮”已經孕育出同性戀社群的文化表達。在芝加哥，一本地下女權刊物匿名刊登了一篇文章：《不是錯誤，只是隱蔽》。作者是前WAC女兵，描述了自己如何在軍中遇到愛人、如何在城市建立起“我們自己的家庭”。那篇文章在咖啡館、理發店、舞廳以牛皮紙包裹的方式流傳，無數人第一次看見自己被寫進文字中。

1948年，科學家阿爾弗雷德·金賽發表了《人類男性性行為》，這是當時迄今為止規模最大的關于美國男性性行為的研究。該報告在媒體上引起了廣泛關注，其最引人注目的發現是，擁有同性戀經歷的男性數量遠超以往任何人的估計。根據金賽的研究，多達八分之一的男性擁有大量的同性經歷，金賽讓同性戀看起來像是美國人生活中正常而自然的一部分。

這對同性戀群體的影響是空前的，終于有學者將這種“普遍現象”加以公開，然而國家的反應也在逼近。1947年起，美國聯邦機構開始“忠誠審查”，將同性戀者列為“不安全”的雇員。1953年，時任總統艾森豪威爾簽署了第10450號行政命令，禁止同性戀者在聯邦政府任職，導致超過5000名聯邦雇員因被指控同性戀而失業。聯邦政府的歧視性行動將同志群體進一步推向社會陰影，公權力對同性戀公民采取了更加暴力的行動，警察開始突襲酒吧、公園、甚至公寓樓，抓捕“行為可疑者”，進而引發了——薰衣草恐慌（Lavender Scare）。

薰衣草恐慌中，一名男子被捕。 圖源：PBS

當時美國主流社會普遍將同性戀視為道德敗壞，甚至與精神疾病、犯罪行為掛鉤，更嚴重的是FBI與安全部門認為同性戀者因其“生活方式隱秘”、易受訛詐，從而構成“國家安全威脅”。因此同性戀不僅被視為不道德的個人行為，更被等同于叛國與間諜行為。“薰衣草恐慌”不止影響了聯邦體系，它蔓延到教育、醫療、媒體和私營企業，形成一種對同性戀的系統性歧視機制。企業職員、大學教授、軍人、記者——只要涉嫌同性戀身份，就有可能失去工作，被迫離開社區或遭社會排斥。

哪里有壓迫，哪里就有反抗。哈里·海伊（Harry Hay）出生于1912年，自20世紀30年代起便參與左翼政治運動，在那里他接觸到了馬克思主義理論。在那個同性戀仍被列為心理疾病的年代，他始終思考：同性戀者是否可以像其他被壓迫群體一樣——黑人、工人、婦女——組織起來，為自己的權利發聲。

1948年，海伊在一次支持亨利·華萊士（Henry Wallace）的總統競選集會后，萌生了建立同性戀者政治組織的想法。他寫下了一份宣言，稱之為《致美國同性戀者的一封呼吁信》，試圖闡明同性戀者是一個“文化少數群體”，理應擁有組織權和表達權。

1950年11月11日，海伊在洛杉磯朋友家的客廳召集了第一次小型會議，與會者有五人，這次會議標志著“馬塔辛協會”（Mattachine Society）的誕生，團體的名字源于中世紀法國反權威的面具劇團，象征“帶著面具抗議的人”，初期成員僅有十幾人，他們在客廳中輪流開會，探討“同性戀者是否是被壓迫的少數族群”“我們能不能組織成像工人一樣的集體”。

活動家哈里·海伊（Harry Hay，最右）圖源：舊金山公共圖書館詹姆斯·C·霍梅爾LGBTQIA中心

馬塔辛協會的成立標志著一個全新時代的起點：同性戀者不再只是隱匿在城市角落的個體，而是開始以“社群”的姿態對抗體制的排斥。協會很快推出了出版物《Mattachine Review》，涵蓋了原創散文、詩歌、科學研究摘要、書評以及讀者來信等，旨在通過教育和文化交流促進社會對同性戀者的理解和接受。首期刊登了哲學家伯特蘭·羅素的詩《Hate》以及心理學家伊芙琳·胡克（Evelyn Hooker）的研究，后者提出論據直擊當時將同性戀視為病態的觀點。

在另一邊的舊金山，一個女同性戀團體發展成為比利蒂斯的女兒，并在1955年著手出版雜志《階梯》（Ladder）。菲莉絲·萊昂（Phyllis Lyon）和德爾·馬丁（Del Martin）討論著一個她們稱作“計劃”的事——一本由女同性戀者編輯、為女同性戀者服務的刊物。萊昂是第一任編輯，她用筆名“Ann Ferguson”寫社論，討論同性戀者的心理、生理、社會適應問題。她說：“我們并非要反抗社會，而是希望讓社會理解我們是人——完整的人。”

幾個月后，第一期《The Ladder》誕生了，只有16頁，用打字機打印，在地下室裝訂，再用棕色牛皮紙包好寄出。寄件人一欄常常空白，收件人多是悄悄傳來的地址，有人用的是男友或兄弟的名字，她們害怕，但她們更渴望連接。雜志封面是一張素描：一個人影在夜色中攀爬一架通往未知的梯子。那就是她們對未來的想象——不是革命，不是吶喊，而是一格一格地、安靜地、固執地向上。

《The Ladder》的封面 圖源：南加州大學圖書館檔案館

1960年，《The Ladder》迎來了新的編輯：芭芭拉·吉廷斯（Barbara Gittings），她帶來了更大膽的策略，也帶來了新的圖片報道。那一年，她做了一件震撼整個社群的事——她讓一位公開的女同性戀者出現在雜志封面上。那是歷史上第一次，一個真實的“她”以女同性戀的身份、帶著微笑、直視鏡頭。過去的封面總是剪影、插圖，最多是背影，而吉廷斯說：“如果我們自己不敢露出臉來，別人就不會把我們當人看。”

不久后，1966年6月，《The Ladder》的封面又出現了另一張重要照片：一位非裔女同志：歐內斯廷·埃克斯坦（Ernestine Eckstein）。她是那年唯一參加紐約驕傲游行的黑人女同性戀者，雜志對她進行了專訪，她說：“我們不是白人中產階級的附屬品，我們有自己的聲音。”

芭芭拉·格里爾（Barbara Grier）是最后一任編輯。她將雜志推向更女權主義的方向，擴大版面、探討性別角色，并嘗試通過廣告來維持運營。但1972年，《The Ladder》還是停刊了。

有人說這是因為時代變了，也有人說屬于小冊子的時代一去不復返，當1969年石墻運動發生，激進派崛起，女同性戀者開始要求不僅是“生存”，更是“改變世界”。就像萊昂后來回憶的那樣：“每次看到有人從郵筒里拿出包著牛皮紙的小冊子，我都知道——又一個人，終于知道自己不是一個人。”

//參考資料：

‘The Beginning of a Conversation’: What It Was Like to Be an LGBTQ Activist Before Stonewall

Meet the 1940s secretary who used office time to produce the first lesbian magazine

"Coming Out Under Fire": The Story of Gay and Lesbian Servicemembers

Harry Hay, John Cage, and the Birth of Gay Rights in Los Angeles

— The End —

— 作 者：王大濕 —

— 編 輯： caicai—

— biedegirls@yishiyise.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