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6月，習近平總書記在出席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時強調：“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華文明的歷史，才能更有效地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更有力地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建設，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薄对娊洝纷鳛橹袊F存最早的詩歌總集，以優美的詩章記錄了周代的社會風貌，蘊含著豐富的社會治理智慧。從“敬天保民”的民本理念，到“詩禮教化”的社會規范；從“明德慎罰”的司法理念，到“甘棠決訟”的司法實踐，《詩經》展現了一套以德法共治為核心、以仁慎相濟為方式、以風雅之治為特征、以家國協同為支撐的綜合治理模式。這種模式不僅奠定了中國傳統社會治理的基礎，更對當代社會治理具有重要啟示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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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法共治——社會治理的核心理念

周代以天命信仰與保民安邦為政權合法性來源，在治理實踐中確立了以道德教化為主導、刑罰懲治為必要補充的“德主刑輔”原則，奠定了德法共治的理念基礎。

敬天保民：德法共治的價值本源

周代以“敬天保民”為治國綱領，《尚書·周書·泰誓上》載：“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強調天命與民心相合。統治者將“民”視為治理的核心，《詩經·小雅·節南山》以“弗躬弗親，庶民弗信”警示統治者須親力親為，躬身取信于民，方能穩固邦基。這種民本思想在《尚書·夏書·五子之歌》中凝練為“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成為中國傳統治理的核心理念。從本質上看，“敬天”是道德約束，要求統治者敬畏天命、修德正己；“保民”是實踐目標，強調治理的根本在于保障民生、凝聚民心?！对娊洝ご笱拧の耐酢吩疲骸昂罘谥?，天命靡常”，《尚書·周書·蔡仲之命》云：“皇天無親，惟德是輔”，進一步闡明德行與天命的關系，即唯有施行德政，才能獲得上天眷顧。

明德慎罰：德法共治的基本范式

《詩經·大雅·蕩》中提到殷商“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指出殷商雖無賢臣輔佐，仍有成法可依，但因拒聽規諫、濫用刑罰，終致滅亡。所以周代總結殷商“重刑辟”導致滅亡的教訓，提出“明德慎罰”，主張德教為先、慎用刑罰，要求統治者要“以德配天”，做到以德保民、以刑輔德?！对娊洝ご笱拧ひ帧诽嵝选柏璺笄笙韧酰斯裁餍獭保瑥娬{“辟爾為德，俾臧俾嘉。淑慎爾止，不愆于儀”，倡導以道德規范行為，減少刑罰適用。這種理念在法律實踐中還表現為對程序正義的追求，如《周禮·秋官·小司寇》記載的“五聽”制度，通過辭聽、色聽、氣聽、耳聽、目聽判斷當事人陳述真偽，體現了對程序理性的早期探索。周代明確區分故意犯罪（非眚）與過失犯罪（眚），并給予不同處罰；《周禮·秋官·司刺》中有“三宥之法”，即“一宥曰不識，再宥曰過失，三宥曰遺忘”，對認識錯誤、無心之失、疏忽遺忘這三種情形可以寬宥處理，體現了對過失犯罪從輕處理的原則。這種德法互補的治理思路，既避免了單純依賴刑罰的暴虐，又防止了道德說教的空泛，形成“明德慎罰”的治理模式，成為后世社會治理的傳統底色。

仁慎相濟——司法實踐的核心智慧

《詩經》及其他古代典籍生動表明，周代司法實踐秉持親民高效、程序嚴謹、寬嚴相濟、罰當其罪的原則，彰顯了深厚的人文精神和程序理性，培育了社會治理的法律文化基因。

甘棠決訟：巡回審判的司法典范

《詩經·召南·甘棠》開篇即言“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通過對甘棠樹的贊美和愛護，頌揚召公的德政，表達對召公的贊美和懷念。據《史記·燕召公世家》記載，召公“巡行鄉邑，有棠樹，決獄政事其下”，開創了就地、公開審理的模式。召公深知百姓疾苦，為不打擾百姓，每次巡視辦公、體察民情時，輕車簡從，在甘棠樹下搭建一個臨時草舍，來“決獄政事”。無論是貴族侯伯，還是平民庶人，召公都能秉持公正，使他們“各得其所，無失職者”。召公去世后，“民人思召公之政，懷棠樹不敢伐，歌詠之，作《甘棠》之詩”，“甘棠決訟”對后世也產生了深遠影響。這種模式具有諸多顯著優勢，從便捷性來看，就地審理緩解了百姓往返于官衙的奔波之苦；從親民性來看，在甘棠樹下與百姓近距離接觸，增強了百姓對司法的信任和認同；從公正性來看，便于司法官直接了解案情，避免信息傳遞失真，從而更全面、準確地把握案件事實，作出公正裁判。

層級分明：訴訟程序的早期探索

《詩經·召南·行露》中記載了一起婚姻糾紛，女子在訴訟中直斥男子強橫無理“雖速我獄，室家不足”，明確表示拒絕強迫婚姻“雖速我訟，亦不女從”。周代構建了層級分明、體系嚴密的訴訟程序。《周禮·秋官》規定，基層司法官鄉士、遂士等負責對刑罪案件進行初步調查、審理，梳理案件的基本事實和相關證據，提出處理意見后，移交司寇進行終審。司寇作為中央司法機構的重要官員，對案件進行最終裁判，確保審判結果的公正性和權威性。在遇到重大案件時，則實行“三刺”制度，“一刺曰訊群臣，再刺曰訊群吏，三刺曰訊萬民”，通過集體議決讓判決結果更能符合普遍認知和公正原則。而非刑罪案件則先由地方行政官鄉師、遂大夫等調處，強調以教化為先，通過調解化解矛盾糾紛，對當事人進行道德教化，促進社會和諧穩定。這種機制，既保障了法律的威嚴，又發揮了基層自治的作用。

刑罰適度：寬嚴相濟的量刑原則

《詩經·小雅·菀柳》提出：“上帝甚蹈，無自暱（昵）焉。俾予靖之，后予極焉?！薄睹娦颉吩u該詩為諷刺周幽王“暴虐無親”“刑罰不中”，強調刑罰須適度，避免過度嚴苛?！对娊洝ど添灐らL發》在贊頌商王成湯“何天之休，不競不絿，不剛不柔”時，指出治理手段要張弛有度，刑罰適中，不能過于嚴猛，也不能過于弛慢。同時，《尚書·康誥》提出“寇攘奸宄，殺越人于貨，暋不畏死，罔弗憝”，反對“搶劫盜竊、為非作歹，甚至殺人劫貨，且強橫不怕死”等嚴重犯罪行為，主張“刑以止刑”?！对娊洝ご笱拧っ駝凇泛粲酢笆蕉艨芘埃瑧敳晃访鳌保瑥娬{對兇暴殘害百姓的權貴或暴徒，要不畏權勢，堅決執行刑罰，遏制暴虐、彰顯刑罰威嚴。這種寬嚴相濟的原則在《周禮》中具體化為“五刑”（墨、劓、刖、宮、大辟），根據罪行輕重分級處罰，同時允許“贖刑”（以財物抵罪），體現刑罰的靈活性。例如，“墨辟疑赦，其罰百鍰”，對疑罪實行贖免，避免冤濫。

風雅之治——詩教相成的路徑規范

周代將禮樂教化作為治理體系的柔性載體，通過《詩經》“教以化之”功能，將道德倫理浸潤于百姓日常生活，同時注重禮樂教化與法律強制手段的功能互補，共同引導、規范社會行為。

詩以載禮：道德教化的柔性方式

《詩經》作為禮樂文化的載體，承擔著“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的功能，將“禮”的規范融入日常生活。例如，《詩經·周南·桃夭》用“桃之夭夭，灼灼其華”描繪婚姻之美，強調“宜其室家”，弘揚家庭和睦；《詩經·小雅·鹿鳴》以“我有嘉賓，德音孔昭。視民不恌，君子是則是效”，歌頌宴飲之禮，倡導要效仿賢德、引導向善；《詩經·衛風·淇奧》通過“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贊美君子的德行?！岸Y者，天地之序也。”禮是周代社會的行為準則，涵蓋禮儀、倫理、法律等多重內涵?！对娊洝吠ㄟ^婚禮、祭祀、宴飲等具體場景展現禮的實踐，使抽象的道德規范具象化，形成“潤物細無聲”的教化效果。這種以文化人的治理方式，比單純的法律強制更具滲透力，奠定了中國“禮法合一”的傳統。

樂教刑殺：剛柔并濟的治理手段

周代主張“樂與政通”，認為音樂可“通倫理”“和民心”?！对娊洝分械摹把艠贰庇糜诩漓?、朝會，強化等級秩序；“風詩”采集民歌，反映民情。如《詩經·魏風·伐檀》通過“彼君子兮，不素餐兮”的反諷，揭露貴族“無功受祿”的剝削行為?！秶Z·晉語》有“風聽臚言于世”，聽取百姓的歌吟，實現“天聽自我民聽”，通過詩歌疏導社會情緒，預防矛盾激化。同時，《詩經·大雅·皇矣》強調“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指出不應靠暴力與刑罰威懾，而應以道德教化治國?！抖Y記·樂記》提出“禮以道其志，樂以和其聲，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奸”，明確將“刑”作為治理的剛性手段?！渡袝ご笥碇儭诽岬健懊饔谖逍?，以弼五教”，強調刑罰雖然起輔助作用，但作為必要的威懾手段，同樣不可或缺，只是對其使用相對謹慎、節制。這種“樂教為柔，刑殺為剛”的全方位社會治理體系，強調德治與法治相輔相成，既發揮道德的教化作用，又堅守法律的底線，實現剛柔并濟的治理效果。

家國協同——多元主體的互動格局

周代社會治理體系依托國家與基層社會的協同互動，一方面通過“采風”納諫等方式，傾聽民聲、修正政策；另一方面依靠宗族血緣紐帶與自治功能，施行教化、穩固秩序，構建起上下通達、官民共治的立體化治理格局。

觀風納諫：民情上達的有效機制

周代建立“采風”制度，《禮記·王制》載周天子“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設專職的“行人”為采風官員，持木鐸巡行四方，“巡游萬國，采覽異言”。通過采風所得民歌，了解民生疾苦和調整政策，“王者所以觀風俗，知得失，自考正也”。《詩經》十五國風中收錄了周南、召南、邶、鄘、衛等十五個地區的一百六十篇民歌，生動體現了《毛詩序》所稱的“下以風刺上”的功能。如《詩經·魏風·伐檀》用“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兮？”揭露貴族的不勞而獲；《詩經·豳風·七月》用“無衣無褐，何以卒歲？”指出農人缺衣御寒的生存困境。采風制度作為周代納諫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反映了中國古代“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的治理智慧。

家族自治：宗法制度下的秩序基礎

《詩經·小雅·棠棣》云“兄弟鬩于墻，外御其務（侮）”，強調家族內部應該團結，共同抵御外來欺辱。《詩經·齊風·南山》言“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即婚姻須經“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這既是遵循周禮“尊尊”“親親”原則的必然要求，也是通過家族權威保障社會秩序，繼而維護宗法社會的倫理結構和統治基礎的重要手段。在周代治理體系中，宗族組織通過宗法倫理維系血緣內部秩序，構成了“國”之區域治理的社會基礎，而具有官方認可身份的宗族“鄉老”，專司教化鄉民、調解糾紛，進一步輔助和完善了基層治理格局。

《詩經》中的社會治理思想，是周代先民智慧的結晶，挖掘《詩經》中的社會治理智慧，不僅是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弘揚，更是為現代社會治理尋找本土資源的有益探索。我們要“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讓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在當代社會治理中得到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為構建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治理體系提供不竭的思想源泉。

來源：人民法院報·6版

作者：杜彥（作者單位：陜西省寶雞市金臺區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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