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三女孩李冰瑤服藥自殺前，留下三份遺書，和一段17分鐘的遺言視頻。

其中，一份四頁遺書的標題是《給王澍光，我的爸爸》。王澍光是李冰瑤父親的同事，為李冰瑤做了半年心理咨詢。遺書中，李冰瑤對王澍光表現出矛盾的情感，有依戀，也有指控：“有幸得你疼愛六個月”，“您把您的女兒，親手送葬了”，“你侵害我的事為什么不給你妻子說？”在末尾，李冰瑤寫道，“那就下輩子，我當您的親女兒，有一個真正幸福快樂的人生吧，謝謝爸爸。對不起。”

一份兩頁遺書是給警方的，李冰瑤寫了自己的手機密碼，“里面有你們要的證據”，并描述了被王澍光猥褻、強奸的過程。“希望在我死后，能不讓我成為冤魂。”

一份半頁遺書是給父母的，“去意已決”，“不要搶救我”，“爸爸媽媽，記得幫我照顧好我死去的靈魂”。

17分鐘的遺言視頻中，李冰瑤主要表達對王澍光的愛與依戀，但在最后，她掏出身份證，問：“如果我要實名舉報，會怎么樣？”

李冰瑤房間干枯的小樹苗 本文圖片均為 受訪者供圖

澳大利亞注冊精神健康與司法社工、心理治療師李雪嬌基于李冰瑤的遺書、其與王澍光的聊天記錄、其手機中的錄音以及其他相關材料，對李冰瑤自殺前十多天的心理狀態進行了分析，指出王澍光有精神控制李冰瑤的可能。

2005年，廣東警官學院教授吳興民曾在論文《社會學語境下的精神控制及其對策》中指出，精神控制在思維上設置層層枷鎖，使人變得順從及失去判斷力，受控的成員通常具有盲信、偏執、強迫的意念。癡迷心理一旦形成，正是強迫性心理障礙出現的表現。

目前，王澍光因涉嫌強奸罪被檢察院批準逮捕，其是否構成犯罪，是否對李冰瑤進行了精神控制，有待進一步調查。澎湃新聞曾多次聯系王澍光妻子，電話均未接通。

李雪嬌認為，某些“披著專業外衣”的侵害正在進化，需要引起重視。

【以下是澎湃新聞記者與李雪嬌的對話：】

“好的治療關系應該讓來訪者感覺‘被賦能’，而不是‘被擺布’”

“我們看到的是‘偽咨詢關系’，以‘助人’之名行情感控制之實”

澎湃新聞：根據我們的采訪，該案中，嫌疑人王澍光屬半路出家，工作期間開始研究心理學，還曾用玄學、算命等方式給人“心理輔導”。錄音顯示，給李冰瑤做心理咨詢時，多以王澍光自己講述為主，李冰瑤應和、傾聽。這算是正規的心理咨詢嗎？心理咨詢是一個什么樣的過程？

李雪嬌：在現代臨床心理學（無論精神分析、人本主義還是認知行為療法等）的主流框架中，心理咨詢即“談話治療”，圍繞來訪者的個人經歷、情緒線索與意義建構展開。咨詢師的職責是用提問、澄清、情感反映等技術，幫助來訪者把內隱的混亂經驗外化、命名并整合，這一過程被稱為“自主敘事權”。如果會談70%-80%的時間由咨詢師占用，尤其是在輸出玄學、易經、命理等與來訪者主題無關的內容，那么來訪者的自主敘事權就被剝奪了，談話退化成“單向灌輸式講座”。

當來訪者只能應聲、附和，而無法自由地提出困惑、否定或偏離，這就成了一種誘導式灌輸，其邏輯和傳銷、極端宗教的心靈灌輸類似，而與以“探索-自我發現”為核心的心理咨詢背道而馳。

澎湃新聞：在正規的心理咨詢中，咨詢師與來訪者之間的關系是什么樣的？有怎樣的倫理規范？

李雪嬌：在規范的心理咨詢與心理干預實踐里，咨詢師與來訪者之間的關系，須遵循“三大倫理基石”：角色單一、權力最小化與邊界剛性。

“角色單一”，意指治療者只能以專業助人的身份出現，不得同時扮演戀人、親人或商業伙伴。一旦混入其他角色，來訪者很難分辨咨詢行為與私人需求，既削弱療效，也放大被利用的風險。

“權力最小化”則要求咨詢師在解釋、決策與目標設定上不斷把主動權交還給來訪者，避免因知識與話語優勢制造依賴或服從。好的治療關系應該讓來訪者感覺“被賦能”，而不是“被擺布”。

“邊界剛性”強調四條硬線：時間、空間、金錢與身體——會談只能在預先約定的時段與場所進行；收費結構需公開透明，不得私下借貸或收禮；更嚴禁任何曖昧或性接觸。

這三條原則共同構成咨詢安全網，一旦被突破，就會出現“邊界失守與多重關系串聯”：從表面無害的小越界，最終可能演變成嚴重的心理或性剝削。

李冰瑤書架上的書

澎湃新聞：根據咨詢錄音，王澍光在今年3月提出與受害人“分離”，表示要把她還給父母，并稱不想成為其父母的仇人，他們的關系就此結束。在心理咨詢中，咨訪關系的結束一般是什么樣的？

李雪嬌：從臨床倫理角度來看，真正符合倫理的終結必須滿足幾個要件：首先，咨詢師應至少提前數周與來訪者反復討論結束的原因，讓雙方有充分時間做情感告別與風險評估；其次，要出具書面化的安全計劃，列明當來訪者出現危機時可以立即啟動的聯系方式與就醫流程；最后，提供可行的替代資源或正式轉介，保證支持鏈條不斷裂。

當王澍光在3月份忽然提出“以后你要回歸父母，我得退出”時，表面上像是在踐行一個成熟的分離計劃，實際上更像是一種防御性切割。在動力學視角中，防御性切割常見于施害者預感到自己的不當行為將被第三方發現或即將失控的節點。

澎湃新聞：在正規的心理咨詢中，如果咨詢師發現和來訪者有特殊關系，應該怎么處理？

李雪嬌：在心理咨詢行業，這被稱為“雙重關系”，是指咨詢師與來訪者之間除了專業的幫助關系之外，還存在其他社會、情感或利益上的聯系，例如親屬關系、經濟往來、宗教隸屬或朋友圈重疊等。這類關系極易帶來權力失衡與角色混淆，會直接損害來訪者的信任感與心理安全，干擾咨詢師的判斷，甚至使專業關系變質為操控性依附。

根據《美國心理學會倫理守則》（APA, 2017）和《澳大利亞心理學會倫理守則》（APS, 2014）的規定，咨詢師一旦察覺雙重關系的可能，應立即采取四步措施：（1）進行倫理風險評估；（2）向來訪者充分披露并討論選擇權；（3）征詢臨床督導意見；（4）在必要時進行轉介，并做好書面記錄。這些步驟的核心是確保來訪者處于知情、自由、自主的地位中。

若王澍光以心理導師、成長陪伴者等身份與受害人建立非正規心理關系，屬于未建立起基本的邊界意識。在沒有專業倫理訓練的前提下，模糊自己與受害人之間的多重身份，以“助人”之名行情感控制與認知操控之實，實質上已違背了心理助人關系中最核心的倫理原則——不傷害與尊重自主性。這樣的雙重關系是一種結構性傷害的溫床，應當引起心理行業與司法體系的高度警覺。

李冰瑤的日記

澎湃新聞：本案中，受害人向王澍光表達過自殺意念。在真正的心理咨詢中，若來訪者展現出自殺意圖，咨詢師應該如何處理？

李雪嬌：在面對來訪者表達自殺意念時，心理咨詢師所承擔的不僅僅是陪伴角色，更是風險評估者與生命守門人。國際通行的做法要求咨詢師對自殺風險進行結構化評估，常見的工具包括S.L.A.P.模型（計劃的具體性Specificity、方式的致命性Lethality、方法的可獲得性Availability、是否有人可干預Proximity），以及其他量表工具。在評估基礎上，咨詢師需與來訪者共同制定安全計劃，其中包括情緒預警信號、自我調節策略、社交支持名單及危機熱線資源。

當風險評估顯示自殺意念具備高度現實性與可操作性時，咨詢師有責任及時啟動外部支持系統，包括轉介至精神科急診、甚至在必要時啟動倫理例外機制，即在生命安全受到威脅時打破保密原則，采取干預行動。這種倫理判斷的依據是“可預見的、緊迫的、不可逆的傷害風險”。

但在這個案子中，我們看到的是一個完全缺失這一應急系統的“偽咨詢關系”——既沒有任何形式的風險評估，也沒有提供求助路徑，反而用靈性修行、自我進化等話語否定受害人對痛苦的表達，并構建了一個封閉、孤立、去社會化的心理環境。在這樣的結構中，受害人不僅被剝奪了對情緒的理解能力，也被剝奪了向社會發出求援信號的權利。她的死亡可能不是一次孤立的心理事件，而是一個長期情感操控系統失控的結果。

這起案件提醒我們，心理咨詢的“專業倫理與機制”無法替代。如果一個心理工作者不能在面對自殺風險時作出專業判斷和行動，那他的身份將不再是幫助者，而可能成為“見死不救”甚至“加重風險”的合謀者。

“若施暴與安撫來自同一源頭，其控制力遠強于單純暴力”

“一旦關系中出現排他性解釋權加上對拒絕的懲罰，應立即亮起紅燈并求助外部系統”

澎湃新聞：受害人在遺書中表示，自己被性侵后更加離不開嫌疑人，若侵害屬實，這是一種什么樣的心理？

李雪嬌：第一層觀感往往是不可思議——常識告訴我們，被侵犯應該導致厭惡與遠離，可在嚴重依賴型關系里，卻常出現“越受傷越粘連”的悖論。原因要從大腦的“條件性獎賞回路”說起，施害者掌握了唯一安撫渠道，一旦同時扮演“制造痛苦”與“提供止痛”的雙重角色，受害者在神經層面就被訓練成對同一個人產生“恐懼+安慰”混合反應。這種混合尤其容易在創傷后釋放大量內啡肽與催產素，使情緒像被綁在過山車上——高度緊張之后緊接著是深度依戀，形成“創傷高潮”。在1970-1980年代國內外的聚眾傳銷、極端宗教乃至戰俘營研究中，都記錄了類似模式——施暴與安撫來自同一源頭，其控制力遠強于單純暴力。

第二層是認知調和。如果性侵屬實，則破壞了受害者對世界最基本的安全感與可預測感，“為什么會發生在我身上”這個問題如果無解，便會向內自責：一定是我不夠好、我讓他誤會、我其實也想被愛。專業文獻稱之為“內攝責備”，是創傷受害者常見的自我保護——相信自己有錯，看似更痛苦，卻反而能保存“我仍能控制未來”的幻覺。如果受害者承認“他做錯了、我無能為力”，那就等同承認世界是完全無序而危險的，心理崩潰會更快。

第三層是社會反饋真空：受害人遺書里說“被性侵后更離不開”，但現實里她并沒有把事情及時告訴父母、同學或老師。外援通道被嫌疑人長期切斷，她便只能在施害者那里尋找意義與解釋。

王澍光給李冰瑤心理咨詢的私人住宅

該案中，綜合錄音、微信聊天記錄與家屬陳述的時間線，嫌疑人王澍光的操控過程可能呈現四個遞進階段：首先是通過超時限面談與深夜長聊制造“急速粘連”；隨后以否定原有親密關系、樹立“只有我懂你”的敘事重寫受害人的社會坐標；第三階段借由擁抱、打屁股等完成身體-性化侵入；最后則在風險暴露后突兀抽離。

整個過程同時滿足國際上“脅迫式控制”的四大構成要件——隔離、監控、常態化恐懼與身份改寫，尤其頻繁使用“拉黑—回歸—再拉黑”的間歇獎賞，使受控者牢牢依戀于加害者。

澎湃新聞：如何界定“精神控制”？它與情感PUA的區別是什么？

李雪嬌：第一重維度：結構完整性。普通情感PUA往往只圍繞戀愛層面做情緒拉扯，典型技術是“貶低—表揚—吊胃口”。精神控制則覆蓋衣食住行、信息來源、人際網絡、價值觀等多個維度，形成“全景式剝奪”。該案中，嫌疑人王澍光疑似不僅操縱情感，也操縱日程（深夜長聊）、經濟（超長低價或免費的“輔導”）、信息（玄學+心理混雜講座）與社交邊界（禁止與父母溝通）。

第二重維度：身份差與合法外衣。在精神控制里，加害者通常披著社會合法甚至高尚的身份，如心理咨詢師、導師等，這為其言行提供專家光環。PUA雖也會自我神化，但缺乏職業背書。專家光環會放大“認知服從”，受害者自動相信對方的詮釋。

第三重維度：從屬式改寫與情緒過山車。PUA著重制造短期情緒震蕩，精神控制強調長程重寫身份——讓受害者逐步認定“我是誰”必須由施害者定義。該案中，王澍光可能通過命理、“精神父親”腳本，把受害人的自我概念從“獨立個體”改寫成“需要我重塑的破碎靈魂”。

在英美法系中，2015年英國《嚴重犯罪法》首次將精神控制（coercive control）入刑，核心條款是“系統性剝奪自由與獨立決策”，與單一戀愛操縱區分。我國刑法雖尚未設置獨立罪名，但可從強奸罪的脅迫要素，以及過失致人死亡的監護義務角度，引入精神控制作為事實認定基礎。

澎湃新聞：目前我國法律對“精神控制”的界定是什么樣的？此類案件中，性侵行為與受害者自殺的因果關系如何認定？

李雪嬌：現行《刑法》只在拐賣、邪教、家暴、校園霸凌等個別領域使用“脅迫”“精神折磨”等描述，無統一術語與罪名。司法實踐往往借助“強制猥褻罪”“非法拘禁罪”“故意傷害罪”或“過失致人死亡罪”去涵蓋精神操控造成的實質危害。

“性侵—自殺”因果，需要同時滿足可預見性（例如，明知多次表達自殺意圖）與可防范性（例如，有能力采取報警、緊急轉介或留觀，卻選擇拉黑、貶抑、斷聯）。

澎湃新聞：心理咨詢師與來訪者之間是否存在權力不對等關系？如何理解這類關系中的性同意？

李雪嬌：心理咨詢師手握四種結構性權力：一、癥狀解釋權——通過專業術語框定來訪者的體驗；二、情感定調權——決定一段對話的節奏與情緒基調；三、邊界設定權——選擇會談時間、空間、接觸形式；四、信息不對稱權——是否將治療理念與風險完整披露。

掠奪型治療者會把這四種權力轉為操控工具：先用“你有嚴重依戀障礙”編碼對方，再以“深夜談話”或“私宅場景”重新設界；接著聲明“治療過程必須保密”，切斷外部反饋；最后在每一次會談結束前用溫柔收尾，制造獎賞峰值。此時來訪者雖然口頭說“我愿意”，但缺乏信息充分性、情境無脅迫性、持續可撤回性三條同意標準。

澎湃新聞：心理咨詢師的身份，是否會導致受害者更難識別侵害？

李雪嬌：因為“專家”兩個字天然自帶“我肯定比你懂”的潛臺詞。當對方又是自己情緒唯一的出口時，受害者很難懷疑他，更容易懷疑自己——“也許真是我有病”“我反感說明我不夠成熟”。久而久之，哪怕出現不舒服的舉動，也先從自己身上找原因。這是權威服從回路被放大了，社會學習與早期教育讓個體本能地相信“專家說的更可靠”。當來訪者產生質疑時會體驗強烈的認知不和諧，為了減輕這種不舒服的感覺，最常見的自我調節方式是“我一定哪里誤解了他”，也就是把外部沖突內化為自我錯誤。

還有一條被放大的心理路徑是鏡映效應，來訪者在移情高峰期會把咨詢師的反饋當作自我價值的鏡子。若加害者在侵害后仍用“這對治療有益”“你在進步”加以肯定，來訪者就會把創傷感重新編碼為“成長的疼痛”，從而產生內在歸因反演——把自己定義為“受益者”而非“受害者”。

這兩條路徑交織，使得受害者不僅難以識別侵害，還會在道德評價上站在加害者一邊，體現出創傷后認同倒錯。

澎湃新聞：你如何看待此案中一些越界行為或侵害發生時，受害人沒有明確拒絕的表現？

李雪嬌：人在極端恐懼或高度依賴時，大腦會自動關掉“吼叫和逃跑”的按鈕，轉而進入一動不動、討好順從的模式。這不是配合，而是一種本能的“僵硬保護”。很多受害者事后也會問自己“我為什么當時不跑”，其實是生理防御。

在應激-依附雙通路模型中，當威脅同時來自“重要他人”與“生存支持者”時，大腦會優先激活背側迷走反射進入凍結—討好復合態。此時語言表達與自主運動都被抑制，臨床上常見“石化式順從”：流眼淚、僵硬、局部合作。這被非專業觀察者誤讀為“配合”。在事后回憶階段，海馬-前額葉的碎片化編碼導致創傷記憶呈現“跳幀”“黑洞”，受害者往往無法給出線性敘事，于是外界更容易指責其“不抗拒＝默認”。其實，這種凍結正是被操控個體在高脅迫-高依賴場域中的常見神經行為表征。

澎湃新聞：你是否接觸過類似的案例？普通人在接受心理咨詢時，如何識別對方可能的操控行為？

李雪嬌：在我從業的經驗中，我最警惕、也最痛心的，莫過于“熟人—信任”型性侵。所謂“熟人”，既包括血緣或姻親中的父母、親戚，也涵蓋老師、教練、心理師、宗教領袖等功能性權威，還可能是戀人或網絡上的“靈魂伴侶”。與陌生人性侵不同，這類案件讓受害者在“被害感”與“被愛感”之間反復擺蕩，事后往往難以向外界清晰敘述發生了什么，司法取證也因此格外艱難。臨床上常見三條高發通道：其一是家庭內的“親情宰制”，父母或血親憑借物質與情感雙重控制行使性權力；其二是教育或宗教場域，老師、教練、神職人員依托評估權與集體沉默文化施行侵害；其三正是心理咨詢或治療關系，咨詢師借深度自我暴露與單方設限，把移情轉化為現實操控。該案中，嫌疑人的模式就疑似兼具后兩條特征。

之所以危險，是因為“信任、依賴、邊界”三要素在這種關系里被重新編排。首先，受害者將對世界的恐懼與好奇“托管”給施害者，對方便握有解釋權與規則制定權；隨后，施害者交替給予安撫與剝奪，促使大腦獎賞系統分泌多巴胺、催產素，受害者會把這種生理亢奮誤讀為“靈魂契合”；最后，邊界被一步步挪動——從固定場地到私密空間，再到身體接觸、性化話題直至行為升級，每一步都像溫水，但鏈式疊加便足以燙傷。當我回顧美國Sandusky案、加拿大精神科醫師Peachey案，以及法國教會大規模猥褻等案例時，都能看到同樣的“施虐—補償”曲線：先以慈父、導師或救贖者的面貌出現，隨后在封閉空間里測試邊界，再用贊美和罪疚把受害者鎖回閉環。

臨床上，我會請家長或公眾做一個“5R”自檢：第一，角色（Role），是否出現教師、父親、戀人等多重疊加；第二，儀式（Ritual），是否從固定時段被悄悄改成“隨叫隨到”；第三，規則（Rule），是否被說成“阻礙信任”而被悄然取消；第四，暴露（Reveal），是否被持續要求傾吐更羞恥、更隱秘的內容；第五，歸罪（Reframe blame），是否在你表達不適時，立刻反過來框定成“你不夠信任我”。只要出現兩條以上，就應視為紅色信號。若已出現，可用“3R止損法”：Record（保全錄音、聊天）、Report（向行業協會或學校心理中心報告）、Replace（在專業機構建立平行支持關系，迅速削弱單一依賴）。

遺憾的是，行業和立法層面對這種溫水式操控還存在空當。很多地區雖然明文禁止“與來訪者發生性關系”，卻缺乏對“語言—情感—邊界”漸進操控的量化標準。而咨詢培訓體系側重技術，卻往往忽視“權力差異”與“倫理應急”。在司法層面，“是否自愿”常被誤讀為“是否顯性反抗”，這使得熟人性侵的鑒定格外困難。

真正的專業幫助，應該把解釋權交回當事人，協助其擴展安全支持網，而不是把當事人引向只能依賴自己的單行道。一旦關系中出現排他性解釋權加上對拒絕的懲罰，無論對方自詡何種“靈魂伴侶”或“慈父導師”，都應立即亮起紅燈并求助外部系統。

澎湃新聞：該案和過往的性侵害案件有什么不同？我們可以做什么，去防止類似悲劇的發生？

李雪嬌：某些“披著專業外衣”的性侵正在進化。過去我們談到教師、醫生或專業人員的越界，多半強調“場所隱蔽、機會便利”。那是一種“1.0版”的職業性侵：嫌疑人借密閉空間得手，事件往往孤立、短平快。后來出現的“情感導師”“靈修講師”又把心理學話術加了進來，形成“2.0版”——加害者用單一腳本（例如“我是你的精神導師”）進行長期操控。但本案中，嫌疑人的手法更像“3.0版”：把心理師、父親、戀人和算命大師四套身份融合在一起，這種混合腳本讓受害者很難用一句“他是老師”或“他是男友”來向外界求助，也給取證帶來碎片化難題。

案件還提示監管缺口，嫌疑人無相關資質，卻能用“心理師＋靈性導師”的光環自我包裝。除了建立全國統一的從業信息查詢接口，對“能量療愈、冥想工作坊”等邊緣心理服務，也要實行備案和抽檢，避免“黑灰”流動。

為防止悲劇發生，公眾要學會識別危險信號，行業要把持續倫理督導和黑名單公開常態化，司法與技術團隊更需聯手，讓隱藏在光環背后的加害者無處可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