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旦， 1942年初至1943年10月間參加中國遠征軍入緬對日作戰(zhàn)前攝于昆明

今年全國一卷高考作文題目用了穆旦的詩句：“我要以帶血的手和你們一一擁抱，因為一個民族已經起來”。個人投入民族解放的洪流，面對無數苦難，凝結成這樣的句子，激勵了幾代人去尋求理想。

學者孫郁先生就曾是受穆旦感召的青年之一。孫郁先生在青少年時期閱讀穆旦的詩作、譯作，從中逐漸明確了自己的精神追求，影響了人生道路的走向。今天推送孫郁先生的《少年詩神》，此文讓我們知道，穆旦的詩句不僅是擺在考生面前的一道題，還應是照亮前路的一束光。

ESSAY

少 年 詩 神

文 | 孫郁

刊登于《隨筆》2021年第4期

有一年去南開大學開會，在校園里意外見到了穆旦的雕像，一時激動不已。穆旦像在一座會議樓的背后，周圍空間并不大，好像在躲避眾人，獨自在那里思考著什么。我覺得這也很像他生前的樣子，幽微里含著深廣之思。于是便想，這才是南開活的靈魂，許多曾顯赫的存在一個個消失了，他卻是一個永被后人想念的人。

南開大學的穆旦雕像

穆旦的名字深埋在我的內心久矣，不妨說，他是我的少年時代文學的引領者。“文革”初期，因為偷偷拜讀他的譯文，我喜歡上了文學。在沒有讀到他的譯作之前，我對于藝術的領悟是簡單的。回想起來，我們的小鎮(zhèn)讀書人不多，如果不是因為有兩所學校，真的就荒蠻得很了。到了小學三年級的時候，學校便全面停課了，此后就是漫長的革命年代，讀書已經成為難能可貴的事情。“文革”中，家里的書被抄走，幾乎讀不到什么文學的書。母親是中學的教員，她工作的縣二中北院就在清代橫山書院的舊址，古老的院落與舊式學堂都保持得很好，房屋布局古雅，回廊亦殘存著一絲文氣。書院正堂的東側是學校圖書館，里面有各類的圖書。奇怪的是，紅衛(wèi)兵“造反”，竟未燒掉那些書籍，我在這個廢棄的圖書館里與幾本書相遇了。除了魯迅、艾青、汪靜之的作品外，吸引我的是穆旦所譯的普希金《波爾塔瓦》《青銅騎士》《高加索的俘虜》《巴奇薩拉的噴泉》《普希金抒情詩集》，這些詩作都給我電光般的沖擊，詩里的世界完全是陌生而新奇的，仿佛異國里的傳奇，彌漫著迷人的氣息。

魯迅的作品籠罩著黑暗，不太好懂，我還沒有到理解他的年齡。艾青的作品是慢慢才覺出好來的，對于他，有一個漸漸熟悉的過程。但普希金的詩集不是這樣，雖是俄國人的語態(tài)，卻不存在什么隔膜感。普希金的作品沒有中國文學那種沉下去的感覺，他的表達高貴而樸素，從自我生命的體味里，飛出靈思，往往直抒胸臆，世俗紛擾之苦淡去，神明之光降臨。許多詞語有很強烈的磁性，不相關的靈思連在一起，完全不同于古中國舊詩的境界。圣彼得堡、基輔、高加索、西伯利亞這些對我而言陌生的地方，在其筆下像一幅幅油畫，含著沖蕩的氣旋，卷動著不安的心緒。無累的思想蕩來蕩去，背后有著不可名狀的神異之境。這些與我周圍的生活多么的不同，原來世間還有這樣的存在，青年人還可以如此生活！他的文本引起我的驚奇的，多是那時不能言說的話題，比如愛情、自由、神意等詞語， 完全把我嚇著了。關于女性禮贊的作品，還有致十二月黨人的文字，有著暗夜里的熱流的涌動，奔放的情感沖出重重羅網，閱之也隨之飛舞起來。

最初瀏覽中的快慰，讓我對異邦的詩文有了強烈的好奇心。知道普希金的不凡在于，能夠于壓抑的時代學會如何自如地表達。而且精神如此燦爛明快，飄動的靈思于烏云之上，毫無陰郁的影子。那大膽的獨白，直面存在的目光，將晦氣與陰暗甩在后面，心中的太陽照著一切，飛翔于南北東西。凡是世間不幸、無辜、受難者，悉受撫慰，仿佛是久違的朋友，和你輕輕地攀談。可以說，他創(chuàng)造了一個迷宮，精神形態(tài)獲得了諸種可能性。在巨大的精神之潮里，我們這些落魄的讀者有了洗禮的爽意。那時候正是“文革”最殘酷的時期，不知道如何是好的我，因之有了精神的避難所。每日讀詩得到的激勵，有時甚至將一切不快都忘記了。

普希金的作品有著不凡之氣，《皇村回憶》里華美之境繚繞著玫瑰色的憧憬。他對于都市與鄉(xiāng)村的感悟，純然之思縷縷，以自己的愛，擁抱著世間的存在。但又愛憎分明，不是茍且無聊的墨客，能在苦思里跳出舞蹈，枯樹逢春不再是夢想。他的敘事詩有許多傳奇之色，像《波爾塔瓦》里瑪利亞與馬賽蒲的愛情，完全不可思議，凄美里的煙火，乃戰(zhàn)亂的不幸，作者卻在歷史的惡里寫出人性的深河，靜靜流動之中，泛出波瀾。《青銅騎士》放眼世界的情懷，幽深的辭章有火一樣的光穿透歲月之門，敞開的世界是無邊之遠，憧憬里有綠色的蔓延。許多年后，我到了圣彼得堡，駐足涅瓦河岸的時候，才領略了詩人的背景的神奇，一座偉大的城市與一個偉大的詩人是如此相契合，普希金就該誕生于此地。

七十年代初沉迷于這些美妙的詩句的時候，我并未注意到譯者在其間起到的作用，那時候穆旦正在受難之中，先前寫作與翻譯都不能延續(xù)，一切都受到了遏制。當自己知道翻譯家如何轉換辭章，且創(chuàng)造出新的文體的時候，我對他充滿了敬意。穆旦的文字是我最初的文學啟蒙，與其說感謝普希金，不如說要致敬穆旦，是他將域外文學以精致的漢語轉化過來。他也許不知道，自己翻譯的詩文，在那個時候正在撫慰著一個孩子寂寞的心。詩句的起落是帶有旋律的，絕無“文革”時期流行的調子。世間的思想還可以如此表達，在我是一個不可思議的事情。我不知道這樣美好的詞語何以誕生于穆旦之手，從閱讀他的譯作開始，便影響了自己后來書寫的路徑。

大學時代的穆旦

也是從那個時候開始，我四處尋覓普希金的作品。有一次在一個同學家遇見一冊《歐根·奧涅金》，真的愛不釋手。這是他父親的藏書，我很想借來，但未得應允。記得其父是縣城的司法部門的干部，一向不茍言笑。“文革”那么多的書都禁了，他還保留著此作，在我們小鎮(zhèn)里是不可思議的事。我多次懇求他，同學的父親好像覺得奇怪，也有點絕情，嚴厲地說，不能借給你，不要再來了。

我第一次因為求書而不得，生出失落之感。少年間的遺憾中的糾結，就屬于這次了。同學的父親不知道我是如何喜歡普希金，以為是獵奇于域外的詩歌，在那樣的時期，閱讀它是不合時宜的。其實對于天底下的藝術品，十幾歲的孩子是完全可以慢慢進入，甚至得其妙義的。不是每個成年人都能夠意識到此點。當我后來也到了這位同學父親當時的年齡的時候，凡找我借書的青年，能滿足的，都盡量地做到，因為少年時候的那次挫折，使我終于覺得，饑渴的幼苗，是可憐的，當及時送去雨露才是。在沒有書可讀的年月，我們錯失的精神實在是太多了。

偶然的機會，也會遇到普希金迷，那時對于我，乃意外的快樂。記得有一年春節(jié)去大連姥姥那里過年，表姐的同學小梁來家里做客。知道我讀過普希金作品，便在我們面前大聲朗讀著《致大海》。他穿著夾克，頭發(fā)留得很長，氣質也有一點俄國人的樣子。梁兄大病初愈，情緒有點低沉，他把自己寫的詩朗讀給我聽，完全是穆旦的詩風，纏綿、幽婉，苦苦的訴說中有熱風的吹送。我很驚異于他的坦率和大膽，而且，詞語又那么優(yōu)雅。我知道，在沒有詩歌的年代，許多青年的愛欲是在另一個天地間涌動的。而那時候暗地里喜歡俄羅斯文學的人，獲得了表達的外援。只不過他們在地下，屬于以另類方式自言自語的人們。

不知道怎么，我也開始悄悄地寫著穆旦翻譯體的詩句。只是不能公開，在小本子里涂涂抹抹。青春期的感覺，借著翻譯體流淌著。因為害怕被人發(fā)覺，題目都很隱晦，云里霧里，繞著謎語般的句子，自己感到了開心與自由。但不久還是被同學看到了，老師敏銳地發(fā)覺我的苗頭，找我談話：

你讀過什么人的詩？

普希金、萊蒙托夫、拜倫……

他們都是資產階級的詩人，要注意了，這詩的傾向是不健康的。

我知道老師也有保護我的意思，他害怕我被人視為異端者流。這個時候才知道，自己最喜歡的文字，原來是有毒的。此后，不再敢與任何人談論外國的詩人。“文革”后期，口號詩流行，還出現(xiàn)了小靳莊詩歌運動，學校也跟著活動起來，搞起詩歌比賽活動。老師找到我，要寫一寫大眾化的革命的詩歌，改改寫作的風格。我找來報紙看了看，滿紙豪情壯語，古詩中沒有這類型的，覺得口號詩是最好作的，遂寫了多首民謠體的。這些作品不需要用心血，按照流行的概念演繹即可。一般要大致押韻，鏗鏘有力最好，鼓動力被提倡的時期，口號詩是備受歡迎的。而我的文字，第一次上了黑板報，同學們投來了贊賞的目光。我也由此因為文字之事，獲得了一絲自尊。

但這種無意中得到的虛榮，使我很快滑入到狹窄的路上，覺得以此可以得到世間的認可。所以，那時候的我在內心深處喜歡的是魯迅、穆旦、艾青的文字，但場面上卻迎合報刊的調子，詞語是夸張和虛脹的。日記本里的表述是一種文本，投稿發(fā)表的文字是另外一種風格。不過因為受到翻譯文學影響，語句多少有點西化痕跡，與當時的文體還是有些差距。我到鄉(xiāng)下插隊的時候，開始在縣文化館小報發(fā)表作品，有人就說帶著洋腔，是不足取的。我盡力克制自己的翻譯腔，還是不能除去痕跡。不久深深感受到，用流行的語言寫作，是一切寫作者唯一的選擇，這讓我不得不放棄內心曾有的覺態(tài)，向報刊體靠近。七十年代小說家唯有浩然走紅，詩歌則有李學鰲、張永枚等作品流行。我寫詩，不能用穆旦、艾青的風格，也不喜歡李學鰲等人，只好模仿郭小川作品。那時候還看到了賀敬之的詩集，覺得在氣魄上，是可以借鑒的。于是文風不免多了郭小川、賀敬之的影子。慢慢地，和周圍的語境妥協(xié)了。我沒有意識到，這一去就再難回來，為了發(fā)表作品而犧牲自己先前的喜好，甚至壓抑本有的熱情，這樣與藝術之神就已經很遠了。

我在刊物上最初發(fā)表的詩歌都是應景的速寫，圖解政治，遠離內心，甚至多跪拜之姿。我知道這是一種表演，其間也是本能起了作用。這說明思想已經被時代同化了。所思所寫，非自我精神的自然傾訴，而是別人觀念簡單的復制。當時編輯也隨意改動我的詞語，加上空洞的口號，面目就不太像自己了。可是我欣然接受了這些，甚至覺得是一種榮光。這些作品也像敲門磚，給我的工作帶來了一絲影響。比如可以脫產搞一點文字工作，或外出學習。這些對于當時的知青來說，都是不易得到的機會。

當我竊喜于自己的小聰明的時候，時代已經在慢慢變化。七十年代末，高考恢復，艾青、穆旦才重新被提及，而且大學課堂上能夠討論拜倫與普希金了。不久朦朧詩開始出現(xiàn)，漸漸讀到了北島、舒婷的詩歌。我突然發(fā)現(xiàn)，他們是沿著民國詩歌的傳統(tǒng)開始自己的詩歌之旅的，幾乎沒有“文革”詞語的影子。這些新涌現(xiàn)的詩句是從心里流出的，穿過歲月的黑洞，以高傲的目光，點燃了灰暗之地的野火。那些被遺忘的情感方式和愛意的方式，刺激著我們的內心，由此也感受到先前沒有遇見的圖景。這個時候才意識到，他們擁有的感覺，自己是有過的，但早已埋沒到了內心深處。一個作家應該恪守的是自己的感覺，忠實于內心的一切。但我很早就被同化于時代主流的風潮里，那些追蹤時髦的詩文已顯出了蒼白之色。

穆旦，1942年初至1943年10月間參加中國遠征軍入緬對日作戰(zhàn)前攝于昆明

一切都在悄悄地變化，八十年代的中國，思想有了拓展的空間，出現(xiàn)了諸多活躍的詩人。不久就讀到了一些域外詩論，許多陌生的理論令我頗為興奮。于是開始思考詩學的某些問題，慢慢地意識到了穆旦那代人對于朦朧詩作者的深遠的影響。穆旦譯介域外的詩歌，是有一個夢想的，那就是改造漢語的書寫手段，探索精神的可能性。聯(lián)想起穆旦自己詩歌的寫作，騰躍翻滾之中，絕不迎合模式化的表達，一直走在無路之途上。就探索的勇氣而言，他與魯迅有著某些接近的地方。

重返穆旦，給我?guī)硪淮尉裨僬J的機會。也知道朦朧詩的作者們有許多是銜接了艾青、穆旦以來的傳統(tǒng)的。艾青的詩有印象派繪畫的光澤，但無處不帶有現(xiàn)實的觀照。穆旦的詩作，沒有艾青的透明與遼遠，但魯迅式的內心拷問時時可見。他的文字沉浸在自己黑暗的記憶里，卻又不顧影自憐，又常常瞭望窗外的風景。但那些風景不是世外桃源，而是充滿了曠野里的遠路、風中的枯樹、異鄉(xiāng)客、蒼老貧瘠的人們。他以哀嘆的眼光搜索晨曦之跡，且留住那一絲微弱的光。這屬于現(xiàn)代詩的感覺，能夠感到，他后來傾向艾略特、奧登的作品，把他們的佳作譯介過來，乃內心相通的緣故。這才是現(xiàn)代詩人自覺的選擇。而不幸，我在青少年時代，與這些精靈只是擦肩而過，卻沒有留住那些火種。自然，社會教育抵制了內心自由的展示 ，我們學會了對于內心的放棄，以外在的尺度選擇表達的方式。這不僅遜色于民國詩人，與六朝以來文人的審美意識比，都是大大的退化。

當八十年代的啟蒙風潮卷來時，我才真正感受到了自己應當去面對什么，舍棄什么。我到沈陽讀書后，有一段時間不敢寫作，大量的閱讀與補課，心靈被不斷沖擊著。在瀏覽與思考里，我才知道世間的精神遺產如此眾多，我們這代人了解的是這樣稀少，仿佛螞蟻在深壑里走動，不知天大，難曉地闊，是可憐的一族。穆旦是在平淡中發(fā)現(xiàn)幽谷的人，他不懼苦難的自信，與拜倫、普希金十分接近，其本人的寫作，未嘗沒有他們的影子。從域外詩人的經驗里，他發(fā)現(xiàn)審美是超越道德之上的精神凝視，詩人面對世界，完全可以不顧及道學家的語錄，率然地釋放自己的靈思，才可打開精神之門，飛翔于自由的空間。在譯介了《歐根·奧涅金》后，他深情地嘆道：

普希金沒有以道學家的態(tài)度來描述奧涅金，也沒有以政治或社會課題來要求他。在第一章里，奧涅金的生命只是青春的生命，他還沒有進入道義生命的階段和主體故事之中。普希金在這里只單純地、突出地唱出了青春的贊歌，而這贊歌，不管它具有怎樣時代的特征（及其局限），直到今天還能深深打動我們的心，激起我們的歡樂感覺。我相信，它將如馬克思所贊美的古代希臘藝術，會在未來的時代永遠“施展出一種永恒的魅力”來的。

我覺得朦朧詩的作者們，大多體味了類似的感受。這一點在徐敬亞《崛起的詩群》里得到了很好的表述。直到多年后，在廈門的鼓浪嶼造訪舒婷的時候，曾和她坦言道，因為看到了她與北島的詩，才知道作家該走的路在哪里，此后很少動筆寫詩，也因為自己有過痛苦的經歷吧。又過了幾十年，在“華語文學傳媒大獎”的頒獎會上，遇見徐敬亞先生，聊天的時候，提及往事，深謝他當年的文字給我的暗示，他那篇詩化的理論宣言，我至今還能大段背誦。對我來說，他是最初覺醒和走出八股語言的批評家之一。

因了這個經驗，尋找失落的存在，在我是一個命定的選擇。當我做了大學的老師，和學生談及寫作的時候，總會以自己年輕時的失敗為例。回溯那段灰色的歷史，文章之道，乃心性之路的痕跡，精神之海是寬而廣的，人有時遠沒有召喚出那些沉寂的存在。藝術在于從存在中去激活生命之流，并以純然之力抵抗庸碌的存在。詩人是不諳世俗的獨行者，他們厭惡流俗的惡聲，拒絕外在的虛榮，精神的海永遠涌動著，并升騰出暖世的靈光。自從屈原以來，無不如此，杜甫、蘇軾、龔自珍的創(chuàng)作，也說明了此點。只是我對此領略得太晚，留下長長的足跡于歧路上，這是青年時代的不幸。我曾經希望年輕的一代不再重復自己的過去，倘錯失了擇路的機會，就難以返回原路了。在失真的幻覺里滑動的時候，那身體的行姿是變形的。這是我們這代人給后人留下的一筆負面資產，可惜，我們一直沒有很好地清理它，每每思之，真的是可嘆也夫。

編輯：揭莉琳

審核：王錚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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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筆》

2025年第3期

5月10日出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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