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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看《長安的荔枝》時，大家可能被何刺史的滑稽印象深刻，那么唐朝刺史究竟是多大的官？何有光擔任的高州刺史，實際應該是廣州刺史，他究竟有多大權力，今天我們就說說唐代刺史。

　　1、唐代州的級別

　　刺史是州的長官，唐詩中雅稱為“使君”。唐代有三百多個州，下統一千五百多個縣，大致相當于今天的地級市。每一州需由中央派遣一位刺史，去主持州政。每一縣也需一位縣令，來主持縣政。朝廷要管理數量如此龐大的州縣和州縣官，是項龐雜的行政工作。在唐代高層文官當中，刺史無疑是人數最多的一群。在兩《唐書》、墓志和碑刻等文獻中，刺史的出現頻率非常之高，幾乎隨處可見。

　　這是一個龐雜無比的官員群體，不只有漢族士人，還有軍人，甚至外族蕃將。

　　所以我們在看《長安的荔枝》，首先要問：這位刺史是在怎樣的州府任官？該州府的“定位”為何？是重要的“輔”州？還是戶數稀少的“下”州？是個都督府州，還是個上州？換言之，并非每州刺史都一樣。大州刺史，如汴州（治今河南開封）刺史，跟小州刺史，如高州（治今廣州高要）刺史，相去如天差地別。唐代官員在品評同僚時，應當也都會下意識地馬上先想到他任刺史的州府定位。

　　唐代除了在全國具有戰略意義的五十七州設置大、中、下都督、都護府外，將其余二百余州劃分為府、輔、雄、望、緊、上、中、下八個等級”。

　　實際上，開元定天下州府，用的不是“八個等級”的單一標準，而是按照州府的府級、地望和戶口來給它們定位，用的是至少三種類別標準。

　　以府級來說，分為“京都及都督、都護府”；以地望而言，分為“四輔、六雄、十望、十緊”；以戶口來說，又有“上中下之差”。如果把“八個等級”，改稱為三種類別（府級、地望、戶口），或許比較適宜，比較不會產生誤解。

　　《唐六典》也有一段記載，類似上引《通典》此條，但其中有一句，卻是《通典》所無，深具啟發意義，那就是它還多了一個“邊州”的定位：

　　“安東、平、營、檀、媯、蔚、朔、忻、安北、單于、代、嵐、云、勝、豐、鹽、靈、會、涼、肅、甘、瓜、沙、伊、西、北庭、安西、河、蘭、都、廓、迭、洮、岷、扶、柘、維、靜、悉、翼、松、當、戎、茂、巂、姚、播、黔、驩、容為邊州。”

　　據此可知，這種“定天下州府”的舉動，不是要給州府排一個單一的高低“等級”，而是要依不同的尺度（府級、地望、戶數、邊州等等)，來給三百多個州府，做不同目的的定位。

　　換言之，唐的州府，可以有兩種或以上的定位，不單只是一種。

　　《舊唐書·地理志》一般只列州府的一種定位，但它對下面四個州，卻有特殊處理，給了這四州兩種定位：華州上輔、同州上輔、襄州緊上、光州緊中。

　　以地望而言，華州和同州屬輔州，但以戶數定位，兩者又是上州。襄州地望為緊州，戶數為上州。光州地望為緊州，戶數為中州。這四個州，同時有兩種定位，并無任何沖突矛盾。在理解上，也不構成任何問題。

　　其他州府也可以仿照這四州，有兩種或更多的定位，但在兩《唐書·地理志》和《元和郡縣圖志》等地理書，我們幾乎只見到一種定位。以上四例，可能是《舊唐書》編纂成書后的“漏網之魚”。若依其體例，原本應刪除其中一種定位，但不知何故，無意中留存了下來。

　　《唐會要》也保存了一條開元十八年(730)十一月的敕文，也是一段很珍貴的州府定位史料：

　　“靈、勝、涼、相、代、黔、焦、豐、洮、朔、蔚、媯、檀、安東、迭、廓、蘭、都、甘、肅、瓜、沙、嵐、鹽、翼、戎、慎、威、西、牢、當、郎、茂、驩、安、北庭、單于、會、河、岷、扶、拓、安西、靜、悉、姚、雅、播、容、燕、順、忻、平、靈、臨、薊等五十九州，為邊州。揚、益、幽、潞、荊、秦、夏、汴、澧、廣、桂、安十二州，為要州。都督刺史，并不在朝集之例。”

　　這里有兩種州府定位分類：明確規定靈、勝等59州為“邊州”；揚、益、廣等12州為“要州”。這次定位的目的，是為了規定這些“邊州”和“要州”的都督和刺史，不需要在歲末入京師長安“朝集”述職。

　　以“京都及都督、都護府”這種府級定位來說，其關鍵目的便在那個“府”字。這是比“州”高一級的地方單位。所謂“京都”，指長安（上都）、洛陽（東都)和太原（北都）。這三都是唐前期最重要的“三府”，分別又稱為京兆府、河南府和太原府。至于都護府，設在邊疆外族地帶（如安西、安北都護府），都督府設在邊州（如靈州）和內地的戰略要州（如廣州），都具有“府”的地位，比一般的“州”高一等。

　　像長安、洛陽等“京都”府級州，便自然劃歸為府級，不再以戶數定為上中下等（雖然另有敕令規定，近畿州等同上州)。像洪州、靈州這些都督府州，便直接標注為“都督府”，亦屬府級州，同樣不再以戶數來定位。像同州、華州等州，既非京都府級，亦非都督府級，但屬于“輔”州，于是便標為“輔”，不再以戶數定州等。至于杭州、潤州等，既非京都府級，亦非都督府級，更非輔雄望緊州，這才用上戶數定位，分為上中下三等。這便是“優先級定位”：先以京都府和都督府州為優先，再定輔雄望緊州，最后剩下大約二百多個州，才以戶數來定其上中下等級。

　　所以《通典》說“天寶中，通計天下凡上州一百九，中州二十九，下州一百八十九，總三百二十七州也”。這327州是包括了太原府等府、各級都督府、都護府和輔雄望緊州。

　　2、刺史的等級

　　在京都者，長官稱為尹，如京兆尹、河南尹等等，不叫刺史。在都督府和都護府任長官，便稱為都督和都護，或大都督府長史（比如在揚州、荊州等大都督府的場合）。

　　唐代一個高官，如果不能在府級單位任地方長官，那退而求其次，在輔雄望緊州任刺史，也算是“第二線選擇”，比上不足，比下有余。這些州大抵根據它們跟“京都”的遠近及其戰略、經濟地位等因素，依次定為輔雄望緊。

　　例如，四輔州（同、華、岐、蒲），位于京師長安兩側，有如輔翼。六雄州則為“東都之屏障或戶口眾多、地勢沖要之州”。詩人元稹曾經任同州刺史（兼州內的長春宮使)。他的這個履歷，就要放在唐代州府的這個“四輔”定位下來看，才能顯出它的意義。

　　如果一個高官，既不能在“府”級的單位任長官，也無法在輔雄望緊州任刺史，那他也不必太氣餒。他還有一個辦法：可以爭取到戶數多的上州去任刺史。這正是晚唐詩人才子杜牧使用過的好方法。他在宣宗大中三年(849)，曾經寫過一封信給宰相，今仍保存在他傳世的文集中，題為《上宰相求杭州啟》，請求外派到杭州去任刺史。

　　他原本在京師長安，以司勛員外郎的本官任史館史官，一種專業又清貴的史館使職，已非普通京官可比。他自己在信中，也形容這個史官職為“史氏重職”。那他為什么還要求外任？原來他看上杭州是個上州肥缺，“杭州大郡”也。他甚至還以羨慕的口吻，露骨地說，“杭州戶十萬，稅錢五十萬，刺史之重，可以殺生，而有厚祿”。

　　據上引《通典》所記的州府定位，杭州不是府級單位，也非輔雄望緊州，那就要用戶數來定位了。上州的定位，戶口最低為二萬戶以上，最高也不過是四萬戶以上。杜牧夢寐以求的杭州，據《元和郡縣圖志》，定為上州，“開元戶八萬四千二百五十二”。跟杜牧時代最接近的元和戶數，則是“五萬一千二百七十六”。杜牧信中說“杭州戶十萬”，可能取整數而言，略有夸大。但即使是五萬戶，也是個不小的數字，難怪他要求外放杭州了。

　　然而，杜牧求杭州沒有成功。第二年，他又一連寫了三封信給宰相，文情并茂，苦求湖州。湖州就在杭州隔鄰，也是個上州，“元和戶四萬三千四百六十七”。杜牧改求湖州，顯然評估湖州地位略遜于杭州，他的任職條件比較能配得上，成功機率比較高。果然，他這次達成愿望，外放湖州一年。他這些年求外任，最大的原因無疑是為了養家糊口。外任某些上州刺史的俸錢，比京官高。

　　他寫給宰相的這幾封信，處處透露自己的貧窮，比如最有名的這一段：

　　“某一院家累，亦四十口，狗為朱馬，組作由袍，其于妻兒，固宜窮餓。是作刺史，則一家骨肉，四處皆泰：為京官，則一家骨肉，四處皆困”。

　　杜牧這里所說的“刺史”，不是泛指任何州的刺史，而是指杭州或湖州這樣的富庶上州刺史，才足以讓他“一家骨肉，四處皆泰”，才有豐厚的俸錢和“稅錢”等等好處。

　　再以杜牧來說，他任湖州刺史之前，在長安跟妻兒“窮餓”過活。但他外放湖州，一年后回到京城，卻完全換了一副樣子，竟有能力在長安城南知名的風景區樊川，蓋起房子。他的錢從何而來？這個謎，由他的外甥裴延翰在《樊川文集序》中，給我們揭露了：“上五年（指大中五年，851）冬，仲舅自吳興守拜考功郎中、知制誥，盡吳興俸錢，創治其墅。”

　　這是說，他的仲舅杜牧從湖州（吳興）回到長安，以考功郎中的身份去知制誥，卻在花“吳興俸錢，創治其墅”。顯然，杜牧在湖州，積存了不少“俸錢”。

　　杜牧任湖州刺史，年約48到49歲。元稹任同州刺史，年約44到45歲。

　　白居易任杭州刺史，年約51到53歲。年齡和任刺史的州府定位有一定的關系。唐代一個士人，剛考中進士，年約30歲時，當然不可能去出任杭州這種上州，或同州這種輔州的刺史。這些州的刺史，需要年齡比較大，有歷練的官員來擔任。唐人任官，一般都得按部就班。年輕時出任無甚地望之州或中下州的刺史，是合理自然的事，也是一種必要的磨練。

　　比如杜牧40歲時，便在黃州（下州）任刺史。接下來的幾年，他又任池州和睦州刺史。這些州的戶口數和繁華程度，都不如他后來的湖州。所以，他也是歷經一番打拼，才能求得湖州刺史。不過，我們常在近世出土墓志中，見到某些士人，年過50，還在寂寂無聞、偏荒的窮郡小州任刺史，那就有些不得意，有些悲涼了。

　　唐代官員貶官，其貶官之州府，也常暗藏玄機。比如，柳宗元被貶永州柳州，韓愈被貶潮州，韋執誼被貶崖州，這些都是最重最嚴厲的懲處，因為這些州都是窮極僻左之地。然而，同樣貶官，張九齡晚年罷相被貶荊州，卻不算是很重的懲罰，因為荊州還是個很重要的都督府州。畢竟，張九齡是玄宗倚重的詞臣，玄宗不免要給他一些面子。

　　3、刺史的俸錢及選授

　　唐前期刺史（以及其他州縣官）的俸錢，由各州縣設置的公廨本錢，放高利貸所得的利錢支付。由于各州縣的每月利錢所得，豐厚不同，刺史的俸錢也會因各州的條件不同而有差異。唐后期刺史的俸錢，有大歷十二年的定額“刺史八十貫文”，但此處所謂的“刺史”，應當是指上州，可參照會昌年間的定額“上州刺史，八萬”來作佐證。

　　但唐后期中下州刺史的俸錢，卻從未見有文獻上的定額。不過，即使是在上州，刺史俸錢定額八萬文，也只不過是陳寅恪所說“紙面之記載”的“法定俸料”。

　　他的著名結論是：

　　“唐代中晚以后，地方官吏除法定俸料之外，其他不載于法令，而可以認為正當之收入者，為數遠在中央官吏之上”。

　　上州這些紙面定額的俸料，連同他們可能有的其他“正當之收入”，從何而來？

　　白居易在《蘇州刺史謝上表》中，曾說過“江南諸州，蘇最為大。兵數不少，稅額至多”。所謂“蘇最為大”，是指蘇州在江南諸州，戶數最多。蘇州在地望上是緊州，元和戶數多達100880，冠江南。以戶數來說，也是個上州。“稅額至多”，則蘇州在兩稅法下，可以“留州”部分的稅錢必定也多，刺史所能分到的俸錢，應當高于法定俸錢的“八萬文”。杜牧求外任時說，“杭州戶十萬，稅錢五十萬”，他心中顯然在盤算著，一旦他任杭州刺史，他可以分到多少俸錢，但他后來未能去杭州，而去了湖州。

　　然而，湖州也是個上州，戶數也不少，稅錢應當也很多。難怪杜牧任湖州刺史一年，就積存了不少他外甥裴延翰所說的“吳興俸錢”。第二年回到長安，就能“創治其墅”，蓋起自己的房子來了。相反的，在中下窮州，戶數少，稅額少，留州部分的稅錢相對變少，刺史的俸祿自然減少。由此看來，唐代官員在出任刺史之前，應當就對他即將前去的那個州的戶數和俸祿，打聽妥當，才決定要不要去赴任。

　　唐刺史的選任和人選，也跟州府定位有密切關連。

　　當皇帝、宰相在選派某某官員去出任某州刺史時，他們必然會先考慮到最關鍵的一個問題：這個出缺的州，是怎樣的定位？是邊區的都督府州（如靈州），還是內地的都督府州（如潭州）？是輔州（如同州），還是僻左小州（如嶺南端州）？

　　如果是最外圍的都督府或都護府州（如西州），則選派的刺史（例兼充都督或都護)，往往會因當地的軍事需要，最好是個專業武將（如婁武徹），甚至是藩將（如阿史那承獻），或文武雙全的士人（如裴行儉、郭元振、婁師德），這也是作為廣州刺史的何有光，何以能調動軍隊的緣由，同時廣州刺史還兼市舶使、節度使。廣州作為嶺南道的首府，在唐朝前期刺史兼任大都督府都督，在唐玄宗設置嶺南五府經略使（后來升為嶺南節度使），所以廣州刺史通常是正三品的高官。

　　如果是派駐內地都督府的，則可以不必是軍人，可以改用文士（如張九齡曾任荊州大都督府長史)。同理，如果重要的輔雄望緊等州出缺，朝廷派去的刺史，例必也是精選的資深士人官員。但如果是嶺南、黔中、福建等偏荒小州刺史出缺，則朝廷可能派一個資淺的士人，或被貶的官員，或甚至不派刺史，任由當地豪強去出任，或由當地節度使自行委任。

　　從州府定位、官品、職望和俸錢等因素來看，我們可以把唐代刺史，粗略分成三個等級。

　　第一等是府級的尹、重要都督府和都護府州的都督和都護。

　　第二等是輔雄望緊州和上州的刺史。

　　第三等是中下州的刺史，特別是嶺南黔中、福建等偏遠州的刺史。

　　這里面當然還可以再細分。例如，在第一等級當中，安北和安東都護的地位，可能不如安南都護那么重要。唐大都督府(揚、益、并、荊等)的實際長官（大都督府長史），其地位也比一般都督（比如洪州都督)的高。

　　唐代一個官員，可以在怎樣定位的州府任長官，要看他的出身（如是否考中進士)、官資、年齡和他過去的吏治而定。出身平庸，年輕資淺，或遭貶逐者，一般大約只能任中下州的第三等級刺史，如杜牧年輕時任黃、池、睦三州刺史。壯年稍有歷練者，可任第二等級刺史。年長資深，過去宦績優秀者，可任府級長官或第一等級刺史。

　　當中有軍事才干的，或武官出身，又可任邊州都督和都護，如郭元振任涼州都督長達十六年。唐朝廷在選任這些地方長官時，在政府有效率運作時，應當都考慮到這些因素，大抵都還算有一個“譜”，不至于亂無章法。只是，唐朝廷也跟其他朝代一樣，例必重視京師、近畿地區、戰略要道，以及賦稅豐厚的州縣，對于嶺南、黔中、福建等偏遠窮州縣，那些對朝廷沒有多少稅賦利益的州縣，不免就鞭長莫及，疏于照顧了。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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