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到歷史學，不得不提出一個更棘手的問題，那就是現在社會上人們常問的：學歷史有什么“用”？尤其是將它作為一種“專業”來學習時，這個問題就會被更為尖銳地提出來。

當歷史教師這么多年，不斷有學生問我這個問題，我也不斷問自己這個問題。這就轉到了我們今天的第三個話題：我們在大學里學習歷史到底是為了什么？純粹說歷史學的“用”，我認為它就是一個精神的追求，是一門人類自我認識的學問。一個民族，如果不是特別的功利主義，不是那么單純追求物質利益，都會有一些精神的追求。目前世界上一些發達國家，它們的出版物中比例最高的就是歷史書籍，這是因為一個民族平均的受教育程度越高，民眾探究人類文化精神的自覺性就越強，對史學的興趣就會超過文學。

歷史學是一門基礎學科。恩格斯就曾經說過：“我們僅僅知道一門唯一的科學，即歷史科學?！? 他的意思是指歷史學是所有學科的基礎。盡管如此，我們仍然無法回避一個極為尖銳的問題，即專業與職業之間的矛盾。將歷史學作為大學里的一門專業來學習，無法保證學生畢業后在社會上能夠謀得一份相應的工作。除了專業研究人員以及中學與高校的歷史教師外，在社會上并不存在與史學相對應的職業，而研究人員與教師崗位所需要的人數又太少了。

這一專業與職業之間的矛盾，是隨著近代以來大學性質的轉變而尖銳起來的。

我們知道，現代大學起源于歐洲中世紀的神學院。神學院主要培養基督教教士，在歐洲中世紀，神學是包攬一切的學問，強調博學。近代以來，隨著工業革命與科學革命的推進，大學慢慢變成了一個培養科學家與工程師的中心。后來大學越來越普及，它又慢慢變成一個職業培訓中心了。像歷史學這樣沒有相應職業與之銜接的基礎學科，生存就出現了困難。

在歐美，基礎學科的生存也存在著一些問題，但不像我們國內如此突出。那是因為歐美大學的專業設置，比較強調綜合訓練。例如在美國，就并不是所有應用性文科職業都設置相應的大學本科專業，像法學、社會學等，都不設本科專業，這種體制促使學生先選修一些基礎性的文科專業，等本科畢業后再選修應用性文科的研究生課程。所以在美國，很大一部分法學院研究生就來自歷史專業。

我國目前大學的學科體系主要是自20世紀50年代以來學習蘇聯設立起來的。蘇聯的大學專業設置與歐美不太一樣，當年蘇聯為了在工業化方面盡快趕上歐美，盡快培養各行各業的工程師，于是就將大學的專業設置得與社會上的職業完全相對應，是徹底的實用主義。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我們所面臨的任務與當年蘇聯十分相似，完全為應用服務的大學專業設置符合當時社會的需要，也與我國傳統的強調學以致用的實用主義教育思想相契合。20世紀90年代“高教大躍進”前，由于大學屬于精英教育，畢業生人數較少，上述矛盾并不突出。自“高教大躍進”以來，大學從精英教育逐漸變成了普及教育，畢業生人數激增，一些基礎學科的專業與職業之間的矛盾，才愈發尖銳起來。這種矛盾不僅在像歷史學這樣的文科基礎學科，在理科的一些基礎學科同樣存在。

實際上，大學畢業生就業困難主要并不能歸咎于大學教育，它是當前中國社會就業人口與就業機會之間的總體失衡造成的，但是大學畢業生的就業問題似乎要比其他人群更為敏感，政治壓力之下，大學不得不在畢業生就業方面承擔更多的責任。于是，大學的專業設置愈發走向應用主義，一些相當“奇葩”的專業開始在中國大學的專業目錄里出現，基礎學科——不管文科還是理科——的日子也就愈發不好過了。

有一些理想主義的學者，或者試圖扮演理想主義角色的大學校長們，往往會在迎接新生入學的演講中，竭力強調基礎教育與創造性思維能力的培養在大學教育中的核心地位。1936年9月，竺可楨先生在浙江大學開學典禮上的講話中曾說：“教育不僅使學生謀得求生之道，單學一種技術，尚非教育最重要的目的。”“諸位求學，應不僅在科目本身，而且要訓練如何能正確地訓練自己的思想。”? 曾經在美國耶魯大學當過20年校長的理查德·查爾斯·萊文（Richard Charles Levin）是享譽全球的教育家，他也曾說過：如果一個學生從耶魯大學畢業后，居然擁有了某種很專業的知識和技能，這是耶魯教育最大的失敗。因為，他認為，專業的知識和技能，是學生們根據自己的意愿，在大學畢業后才需要去學習和掌握的東西，那不是耶魯大學教育的任務。在他看來，本科教育的核心是通識，是培養學生批判性獨立思考的能力，并為終身學習打下基礎。

這些看法都相當了不起，但現實問題仍然存在，那就是專業與職業之間的矛盾。絕大多數用人單位都不太愿意支付為新員工進行崗前培訓的成本。在這樣的客觀現實面前，請允許本人就專業選擇提出幾條建議。

第一，剛開始大學本科階段的學習時，很多學生并不知道自己真正的興趣在哪里。當你基本明確自己的興趣是什么之后，如果你真對歷史學感興趣，愿意將史學研究與教學作為自己的終身職業，那你就選擇歷史學專業吧，把它當作自己畢生的專業來學習，慢慢地走史學家這條路。但我相信多數學生不一定喜歡，因為說實話，學歷史這條路雖然蠻有意思，有時候卻十分辛苦，也賺不了大錢。

第二，如果你雖然并不想選擇史學研究或教學作為自己的職業，但仍愿意如上面那些哲人所論，在大學階段先掌握通識，掌握作為“是一切社會科學的基礎”的歷史學，畢業以后再來解決具體職業問題，來掌握關于職業的特定技能，那么也歡迎你選擇歷史學專業。不過，鑒于目前就業市場的現狀，我建議大家在學習史學的同時，選修一門第二專業。那樣的話，你以后在各方面的能力肯定會超過那些只學習了某些專業技能的人。當然，這樣選擇的前提是你得付出更多的努力。

如果你有史學的專業訓練，又學了第二專業，你肯定比只學了那些應用性專業知識的人更優秀。舉個例子說，新聞學，你只學了攝像機怎么用、編輯器怎么用、新聞報道格式如何等技術性的東西，思想的底蘊還是太有限。怎樣把新聞報道寫得好，不是光靠詞匯漂亮就能解決問題的。你要了解這個民族，了解這個社會，得有思想，你的文章才會有底蘊。這方面，學習歷史是一個極好的訓練途徑。所以盡管我們的專業設置給大家帶來了困惑，大家也可以靠自己的努力來彌補它。當然你會比別人辛苦一點。

實際上，近二三十年來，本校（中國人民大學）史學專業畢業生在各行各業都有極為出色的表現，如果我們去了解一下他們成長的經驗，恐怕多數人都會強調歷史學作為一種基礎訓練對他們的重要影響。

第三，如果還是希望在大學階段直接選擇自己中意的、以后可以作為職業的某一“專業”，那么我也建議大家多選修歷史學的基礎性課程，以培養自己的思辨能力，拓寬自己的知識面。

那么，大學歷史學專業究竟教些什么？能不能達到那些理想主義學者所強調的教學目的呢？我們最后來討論這一問題。

簡單歸納，大學歷史學專業的培養有如下三方面的特點：

首先，大學歷史專業的教學不以灌輸具體歷史知識為主要目的，而是重在培養學生的分析能力。

相比于具體的歷史知識，大學的歷史教學更注重于教授學生了解那些歷史知識是如何復原出來的。所謂分析與批判能力的訓練，尤其蘊含在關于歷史資料的處理上面。例如，前些天在山東衛視《我是先生》節目中，著名收藏家馬未都先生與北大歷史學系趙冬梅教授曾就“司馬光砸缸”的歷史典故，有一番爭論。馬未都認為從文物實證的角度看，這個故事是虛構的。因為，北宋時期還不具備制作足以淹死人的大瓷缸的能力，至今人們沒有見到宋代大瓷缸實物。趙冬梅則從歷史文獻記載出發，來作出回應?！端问贰に抉R光傳》載：“（司馬）光生七歲，凜然如成人。……群兒戲于庭，一兒登甕，足跌沒水中，眾皆棄去，光持石擊甕破之，水迸，兒得活?！奔热贿@個典故出自官修史書，而非筆記雜談所載，一般來說，是可靠的。司馬光所砸的是“甕”不是“缸”。缸是敞口，甕是小口，形制不同，小孩若身高不夠，的確很難施救。這就說明了司馬光不撈人直接砸甕的合理性。這個電視節目播出后，又有網友補充了不少來自考古以及圖像資料的論據，說明北宋時期其實也已經有了大瓷缸，更不要說大陶甕了。

后來，還有學者從論證理路的角度來分析馬未都判斷失誤的原因。史書記載的這個故事在后世的傳播過程中，將“甕”誤寫成了“缸”，頗有點像被后世不斷演繹而“層累造成”的古史。馬未都以后世以訛傳訛的“缸”為依據，來否定故事的真實性，這無疑是近代以來“疑古派”學術理路的延續。可是隨著近代學術的發展，以王國維先生提出“二重證據法”為代表，古史新證方法被重建，學術界逐漸走出了“疑古時代”。也就是，不能以后世不斷演繹、層累起來的文獻——不管它們的數量有多大，來否定得到早期文獻與考古資料雙重印證的歷史事實，即所謂“即百家不雅馴之言，亦不無表示一面之事實”。

這個例證相當典型地說明了歷史學專業學術訓練的思路：一方面，重新驗證關于這個歷史故事的原始資料，也就是與結論相關的論據。它既出自正史，所記載的是“甕”不是“缸”，接著又有網友舉出了當時有大陶甕與大瓷缸實物的旁證，可見論據可靠，結論也可以成立。另一方面，則從論證邏輯的角度來分析問題，馬未都以后世以訛傳訛的“缸”為依據，來質疑史書所載故事的真實性，從“缸”到“甕”，邏輯上缺了一環，所以其論證無法成立?？梢姡谶@個案例中，司馬光砸缸歷史故事本身的真實與否，并不是討論的重點，重點在于它的真或者不真的論證過程如何展開，其論據是否可靠，論證過程是否合乎邏輯，這才是關鍵。如果回應本文第一部分所講的關于學科屬性問題，也可見在研究方法層面，歷史學研究是力求客觀、科學的。

如果將這一關于方法論層面的學術訓練再拓展一些，還可以引出大學歷史學專業訓練的另一個重要特征，那就是它非但不以灌輸具體歷史知識為主要目的，還強調在培養學生的分析能力的基礎之上，訓練學生養成一種質疑既定知識的思維習慣。這里涉及前面所說關于目前中學歷史教學的特點，以灌輸既定的歷史知識為主旨：一來，由于當前中學歷史課本存在著較多不足，未能反映史學最新的研究成果，知識比較陳舊；二來，灌輸既定知識的教學方法，不利于使學生養成質疑舊說、探索新知的創造性思維習慣。所以在訓練學生掌握如何獲取準確歷史知識的學術思路的同時，質疑成說思維習慣的形成，也就是題中應有之義。另一方面，也因為如下面將要談到的，既定的知識，也就是前人討論歷史事件的結論，無一不是從某個特定角度得出來的，可是社會現象錯綜復雜，史學研究強調綜合分析，只要我們將觀察視角稍作調整，所得出的結論就可能大不一樣。

其次，大學歷史專業的教學重在讓學生養成一種“歷史學的思維方式”。

現代社會科學各不同學科由于研究對象不同，研究方法自有所長，從業人員浸淫日久，往往會形成一種其學科特有的思維方式。簡單講，對待某一特定的研究對象，不同學科的人往往會用自己習慣的思路去觀察、去討論。例如，有學者認為，法學的思維方式是一種規范性思維，是一種站在人性惡的立場上思考一切行為、求實地以尋求利益為目的的思維方法。而經濟學的思維方式則看重個體，認為實際上只有個體在選擇、在決策，一切社會經濟行為的主體是個人，是有血有肉有感情有思想有成見有立場有追求有思維有盲區的個人。也有學者稱經濟學理論就是邊際分析，所以“邊際主義”可以指代所謂的“經濟學思維方式”。

人文學科的各個專業也不例外，也應該有自己獨特的思維方式。那么歷史學思維方式的主要特點是什么呢？我以為就在于“綜合分析”這四個字。人類社會現象錯綜復雜，如果說自然界最復雜的事物是宇宙，那么與之相對應的人類社會中最為復雜的事物就是社會本身了?，F代社會科學仿效科學，無論政治學、經濟學、法學等，都是將人類社會解剖開來，從各個不同側面來深入探討，唯獨歷史學，在將歷史上的人類社會從各個不同側重點做觀察的同時，更強調從某一特定時期社會大背景來做整體觀察。所以，現在我們常見有一些社會科學的專家分析某些社會熱點現象，有時竟會得出在旁人看來相當“奇葩”的結論，不免受到非議，被稱為“磚家”。這里的重要原因就在于他們往往只從其本學科特定的視角出發來觀察問題，未能綜合考慮社會運作其他的相關要素。歷史學反對這樣片面的觀察方法，尤其強調綜合分析，強調社會各不同要素相互間的聯系。

例如我曾見到有一位前幾年在電視上說史相當走紅的中學教師，他分析公元1004年宋遼之間簽訂澶淵之盟的原因，說是因為宋軍用床子弩射殺了遼軍大將蕭撻覽，使得遼軍士氣大損，不得不與宋軍議和。所以床子弩這種神奇的武器改變了歷史。分析得頭頭是道，煞有介事。殊不知兩國交戰，牽制戰局的因素千頭萬緒，史學家分析宋遼澶淵之盟，必須將所有可能的因素全部納入分析考慮的范圍，例如宋遼雙方的國力、軍力、地勢、后勤、士氣、民心、裝備、戰局發展的必然因素與偶然因素，等等，總之從戰略、戰役、戰術等不同層面，展開全面的分析，才有可能得出大致接近史實的結論。將澶淵之盟這樣重大歷史事件的原因完全歸于宋軍使用了床子弩這種武器，無疑是將歷史過于簡單化、演義化了。這就與長期以來關于埃及女王克利奧帕特拉鼻子的笑話故事如出一轍了。

史學綜合分析的另一個重點是長時段觀察。任何社會現象的產生，都可能存在著深遠的歷史原因，因此我們需要盡可能從更長的時段出發來觀察，這更是歷史學思維方式的特長。例如曾有學者討論目前已經影響整個世界經濟的義烏小商品市場，就指出：農工相兼，農戶生產各式各樣的手工業品，也就是小商品生產的普遍性，是近千年來我國東南丘陵地區農業生產經營的一大特點；與此同時，為了推銷各種小商品，并購入本地缺少的生產生活資料，從而在相當廣泛的地區內構建起一張營銷網絡，這在浙中丘陵地帶有著相當悠久的歷史傳統。于是，20世紀80年代以來隨著市場開放，商品經濟發展，在傳統的“雞毛換糖”營銷網絡基礎之上因緣際會地發展起義烏小商品市場這樣的世界經濟奇跡，也就并不顯得那么突兀了。

所以，歷史學綜合分析的思維方式，可以說是在橫向與縱向兩個維度盡可能地拓寬自己的視野，在海量的要素中梳理出歷史事件的因果關系。養成這樣的思維習慣，無論是分析歷史，還是處理現實事務，都將會使人受益無窮。

最后，堅持并張揚人文精神。

這一點比較直白，無須過多解釋。跳出功利主義的“學以致用”舊傳統的桎梏，以求真求實、探索民族文化精神為終極目標，這是歷史教學人文主義精神的最好體現。如果說前面所論歷史學的四個發展階段，或曰四個特征的逐步展開，無論是為帝王提供統治經驗的資治史學，還是以發現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為宗旨的科學史觀，都或多或少帶有某種實用主義的味道，那么以求真、理解為宗旨的現代史學則可以說已經超越了這種實用主義，因而也將歷史學的人文意義表露無遺。

人們常常誤解歷史學家，以為他們都是冬烘先生，食古不化。事實上，優秀的歷史學家絕不是這種被歪曲的形象。熟悉科學的研究方法，擁有宏觀的視野與綜合分析的思維方式，更兼因為了解史事而常常秉有通達的心態，這些都是歷史學專業訓練所可能賦予人們的能力與品質。因此，這一學科必然具有一種超越狹義的專業訓練的意義。

結　語

葛劍雄先生曾經指出：“歷史究竟是什么呢？對于這個問題，我想，用最簡單的一句話說，歷史不僅是指過去的事實本身，更是指人們對過去事實的有意識、有選擇的記錄。而對于歷史的專門性研究，就是歷史學，簡稱史學，也可以稱之為歷史科學，它不僅包括歷史本身，還應該包括在歷史事實的基礎上研究和總結歷史發展的規律，以及總結研究歷史的方法和理論?！比绻覀儗λ碌倪@個定義略作補充，還可以這么說，歷史學不僅是一切社會科學的基礎，史學訓練也是一切人文與社會科學學科訓練的起點。

（據2015年9月18日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院本科“史學方法與史學實踐”課程錄音修改成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