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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人著作《埋憂集》中說了一個嘉慶年間的故事。

說是他家鄉有一位姓朱的先生，他喪妻無子，唯有一女年方十六。

一天小姑娘在準備睡覺的時候，看到有一個書生進屋來了，她嚇得想叫，但怎么都叫不出聲，動也動不了。

自此后小姑娘晝夜顛狂，忽唱忽笑，嚴重的甚至扒衣裸奔，實在讓人不忍直視。

朱先生不知道怎么辦才好了，找了很多人，想了很多辦法來趕這個鬼，但都沒有什么效果。

有人給想個了辦法，說東岳大帝治下的城隍廟治鬼最為靈驗，于是朱先生寫了狀紙，跑去東岳城隍廟燒了。

朱先生回家后，看到女兒做在床邊，手指窗外說：“阿爺，我剛才看到那個鬼被枷鎖困住，哭著被押走了。”

從此，他女兒再未被鬼鬧過。

這種告狀的方法是通過陰曹地府來伸冤，求陰曹地府在陽世顯示報應彰顯公道，所以也叫“告陰狀”。

所謂的“告陰狀”，或稱為“放告”、“燒王告”。告陰狀的對象有鬼也有人，它通常是一般百姓在有理無處說、有冤無處訴時，求助於冥界神明的一種方法。

告陰狀的儀式幾乎都和冥界諸神有關，尤其和城隍爺、東岳大帝最為密切。所以時日的選擇多是以上諸神降應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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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陰狀”分為具狀及申狀兩個環節，皆有時日儀軌對應，馬虎不得，有點叫號等位的意思。

聽到喊冤，接了狀子，冥府會將其人（原告、被告）拘來，陰司論對，按判執行。所以八爺的帽子上寫著“你也來了”，生魂拘到府不會有太多影響，只是晚上會睡得昏沉，事后有一些會記得夢境。

府司接了案子，那就板上釘釘了，惡人除了官司失敗，還會被削祿奪紀，運氣衰敗是一定的了。

傳統社會里，告陰狀有兩種做法：

第一種是公開地在民眾面前放告，第二種是私下地放告。在中國東南沿海地區，公開放告儀式似乎相當流行。

以溫州忠靖王廟會為例：告狀人身穿喪服，披頭散發，手持神香黃紙狀，高喊“冤枉”，求東岳爺伸冤。公差先是將他趕走，告狀人再度哭著上前，如是者三次，到了第三次才準他到案前，跪呈黃紙疏，哭訴冤情。公差接著把黃紙疏在香爐上焚化，說道“圣王知道，聽候定奪。”叫告狀人退下。“放告”到此便結束了。

第二種告陰狀的方式，由于沒有公開或表態的風險，因此遠較第一種告陰狀流行。例如某些地方的信眾如果遭受冤屈而無處可訴時，可請廟方替他寫一份牒文或訴狀，向神明報告整個事件的原委，請他們做主，解決或懲治惡人。

關于告陰狀的來源，可能也與古代和中古時期“塚訟”有關。

所謂的“塚訟”，古人相信在這種死人告活人的情形下，會導致活人生病或死亡。祖先會加害他們，因此只好不擇手段地來對付他們的祖先。這種恐懼感可能來自家族里的緊張關系和糾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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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時期，人們似乎普遍存在著對塚頌的恐懼，這在唐代的志怪中可見到不少例子。在宋代的筆記和元代的雜劇中，也有許多死人告活人的例子。

在明清以降的《目連戲》和傀儡戲中，則透露出人們對死人在陰間控訴活人有相當程度的恐懼。可知自古以來有許多人擔心會遭到死人的訴訟，因而透過各種宗教儀式來解決問題。另外，從宋代開始，也可看到有活人告死人的案例。

從這些神判儀式中，可以顯示傳統漢人社會中人與人、人與鬼之間的糾紛頗為嚴重，使得人們嘗試著以地獄的司法體系來解決問題，因此它其實在某種程度上是具有維持社會秩序的功能。而各地城隍廟通常也懸掛著算盤，或是“你來了”、“爾來了”、“悔者遲”等匾額。

當然了，關于告陰狀，多是流傳于民間，可見人們對城隍或其地獄司法體系雖有著恐懼，但也有一份信心和依賴的心理。

換而言之，至少有一部人相信，即使無法透過官方的司法體系得到令人滿意的結果，至少可以訴諸于較公正、講求善惡皆有業報的地獄司法體系。

俗話說“不做虧心事，不怕鬼敲門”，人如果做了虧心事，盡管別人不知道，但是鬼神皆曉。人心生一個念頭，不管是善是惡，天地鬼神都知道，因此，要時時警策自己，不要隨便動惡的念頭。

天網恢恢，報應自速；天地無私，神明監察。陽罰能躲過，陰律哪里逃。為人萬莫欺心悖義，一日行善，福雖未至，禍自遠矣；一日行惡，禍雖未至，福自遠矣。行善之人，如春園之草，不見其長，日有所增；行惡之人，如磨刀之石，不見其損，日有所虧。損人利己，切宜戒之。一毫之善，于人方便；一毫之惡，勸人莫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