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轉自“翟氏日知錄”“錢鍾書研究”，選錄自《駝草集》，略有修改。旨在知識分享，如有侵權，敬請聯系小編刪除。

一

最近，浙江文藝出版社寄贈我一本《錢鍾書散文》，這是匯編最全的錢鍾書先生的散文集。錢先生的散文，連同他的小說《圍城》，我在年輕時就愛讀的，但由于專業的緣故，我讀得最多的還是他的幾本學術著作，如《談藝錄》、《管錐編》、《宋詩選注》等。不過這本散文集中收了好幾封致友人的書信，卻引起了我難以忘卻的回憶。

我自80年代起就因工作緣故與錢先生常有交往，他先在中華書局出版《管錐編》，后又修訂重印《談藝錄》。《管錐編》第五冊出版時，由于我們中華書局出版發行工作做得不協調，連錢先生自購的二十本書，出版后三個月，才送去十本，其余十本，雖錢先生屢催，一直未有著落。

不得已，他就寫信給我，告知此事，卻出之以極其幽默的語氣：“親故索書如追逋，作者避債未筑臺。曠日持久，推諉詞窮。足亦必當遭此窘境，當能深體下情。”我接到此信，大吃一驚，馬上請有關部門迅速妥善辦理，當時內心的歉疚之情至今難忘。

我對錢先生是心儀已久的，但過去長時期總是不敢去拜訪他，更不敢貿然寫信。直到我的第一部學術專著《唐代詩人叢考》于1980年1月出版后，才偕同中國社科院文學所的沈玉成同窗學友到錢先生家去，把這本書奉送給他。

錢先生過后則又特地寫了一封信給我，說：“前蒙偕玉成兄枉過，神交二十余年，終獲快晤，亦老來一幸事也。頃奉賜《唐代詩人叢考》，急稍披尋，其精審密察，功力更勝于《江西詩派》之僅以淵博出人頭地者。君于茲事，殆冠時獨步矣。”

信中說“神交二十余年”，則應當是50年代末、60年代初，那時我還不到三十歲，但仍編有《楊萬里范成大研究資料匯編》、《黃庭堅與江西詩派研究資料匯編》。這當給錢先生的印象很深，信中所說的《江西詩派》，即指此而言。由此也可見錢先生對晚輩的提攜與扶掖。

錢先生對我年輕時埋頭讀書、跑圖書館，得以編出這七十余萬字的資料書，是很贊賞的。有一次在他家里，他就說：你的這本《江西詩派研究資料》，我是放在身邊書架上的；我的《談藝錄》，說的都是古人，提到現代人的，只有兩個，一個是呂思勉，一個就是你的這本書。當時我聽了臉忽然紅了起來，以為錢先生是故意開玩笑。

后來我的一本《李德裕年譜》于1984年10月在齊魯書社出版，因書名由錢先生題寫，故出書后我立刻給錢先生送去。錢先生當然還是稱贊我，說“足下著作，嚴密縝栗，搜幽洞隱，有口皆碑，年力方強，撰述必且又新日富也”。同時又提到他曾在口頭上說過的話：“拙著428頁借大著增重，又416頁稱呂誠之丈遺著，道及時賢，惟此兩處，亦見予之寡陋矣。”

此處的“拙著”即《談藝錄》，書中的第428頁確實引了我的《黃庭堅與江西詩派研究資料匯編》。接此信，讀此數語，我總有一種愧疚之情。

二

每當我有新出版的書送錢先生，他總是極口贊譽，我心里明白這是前輩勉勵督促之意。但錢先生對學術是執著認真，絕不敷衍了事的。

80年代中期，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計劃編纂《全宋詩》，我曾參與其事。當時大家討論，認為此書主編非錢先生莫屬。于是由我與古文獻所所長孫欽善同志到錢先生家去，力請他主持這一大工程。

錢先生說得很委婉，但很堅定，說他只能自己寫書，絕不出門當主編，更不能掛虛名。當時我們自然很失望，但我心里是真正佩服錢先生這一嚴謹學風和高潔人品的。

后來《全宋詩》前五冊出來，我收到錢先生一封信，可以說是給予嚴厲的批評。當時錢先生身體已不大好，每天服中藥，他說因此而吃不下飯，睡不好覺，說“老病廢學”。但他還是仔細翻閱了第一、第二冊，舉了好幾個不該有的錯失。這里不妨摘引其中一小段：

如唐宋人名句，全集可征，而誤讀筆記，過信類書，別嫁主名（如卷三范質“大署去酷吏”一聯乃杜牧《早秋》五律中聯是也）；而搜檢之詩句，出處未得其朔（如卷三楊樸《村居感興》引《后村題跋》，然后村明言“放翁跋”，蓋本之《渭南文集》卷二九《跋楊處士村居感興》，又《老學庵筆記》卷十有異文，是也）；補入斷句實已見作者全詩中（如卷四六田錫“秋色……”本《浩然齋雜談》，實已見卷四二田氏《桐江詠》，只一字異，是也）；補入一人之斷句實已見另一人集中全詩（如卷一○一補丁謂“子美集開詩世界”據《海錄碎事》，實已見卷六五王禹偁《日長簡仲咸》，乃傳誦之王氏名句，是也）。

我在這里不厭其煩地寫錄錢先生的這段文字，是為了讓讀者具體地感受這位大學者對編書做學問的一絲不茍、從嚴求實，更可以見出錢先生的博識專精：他所舉的這幾個例子，并不是專門翻書得來的，而完全憑他的記憶，這在當代學者中可說是鳳毛麟角了。

而在信的最后，他仍以其特有的雅興寫道：“自恨昏眼戒讀書，寒舍又無書可檢，故未能始終厥役，為兄作校對員耳。不足為外人道也。”

有一次，我因讀《管錐編》，發現一些引文上的問題，就不自量力地寫信給錢先生，卻引來錢先生實實在在的自我批評，說：

奉惠函，甚感讀書不茍。適以中寒，后患齒疾，遂稽作報，歉仄歉仄！比因就醫鑿齒易牙，杜門謝事，重尋拙著一、二冊，誤字漏字固置之，援據疏訛，賞析淺率，已見數十事，愧汗無已。即就《太平廣記》卷論之，如660頁誤以《瀛奎律髓》卷四七作《朱子語類》卷一四○；744頁《唐語林》補遺作“王縉”，雖或作臆改，而劉克莊尚可以自解。此類尚望精博如先生者隨時指正，萬一重版，得以糾正，不敢掠美也。

讀者可以看出，錢先生對他人所編的《全宋詩》之誤從實指出，而對于他自己的著作更苛刻要求。這種風度真能使人廉立。

三

但錢先生一直是幽默處世的。就在這同一封信中，就我提到的一處有關唐人常建詩事，提出不同意見，認為我不懂當時的人情世故，于是風趣地說：“先生為人篤實，為學樸至，故不知世之詩人文人虛誕誣妄，先天生性，后天結習，自古已然，至今未改。”

于是隨手舉了兩例，一是有位魯迅研究專家，“未嘗得見魯迅一面，僅通函敬慕而已，今則著文自記曾登魯門拜訪，同去者某某（其人流亡臺灣，十年前逝世）”。

另一例為：“弟今春在紐約，得見某女士詩詞集印本，有自跋，割裂弟三十五年前題畫詩中兩句，謂為贈彼之作，他年必有書呆子據此而如陳寅恪之考《會真記》者！”

后又云：“上月三聯書店遣范用同志相訪，要弟寫《回憶錄》，弟敬謝不敏；正因弟雖粗解把筆，而無詩人文人自欺欺人之本領，不宜寫自傳。一笑。”

有一次錢先生寫了他的舊作兩詩寄我，還特地附了一封信，說香港一些報紙刊登他的詩，“事先既不征詢，事后亦不送閱，大有李鐵牛背人吃肉之風”。又提及一些人拿了他的詩，自以為與著者相識，仿作如詩，投寄報刊，因云：“弟向謂自傳不可信，回憶錄亦不可信，今切身經受，愈覺吾言非要，身外是非誰管得，隔洋聽唱錢鍾書耳。”

讀者可以看出，我所介紹的錢先生的這幾封信，真可謂堪與顧炎武《日知錄》、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比美，又能與《世說新語》、《東坡志林》同調，實乃當世之奇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