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集興替：中古學術著述方式的轉型》，伏煦著，北京大學出版社2025年6月版。

內容簡介

“子集興替”是對中古學術史上私人學術著述方式由子書轉變而文集的概括，并包括后世學者提出的子書與文集在著述性質與體例上具有一致性的諸多學術論斷。

“子集興替”自清代學者章學誠始，亦頗受劉師培、余嘉錫、劉咸炘、程千帆等近現代學術大家矚目，但很長時間以來缺乏全面而系統的研究。

該書主要由“中古子書著述方式的新變”“子書與文集興替的歷史進程”與“論子、集關系的學術史構建”三編組成，通過轉換傳統學術史研究注重思想內容的模式，選擇以“著述方式”作為討論“子集興替”的主要視角：以六朝子書文體形式的新變為基礎，繼而討論子書與文集升降的內在動因及歷史過程，揭示兩者著述體制的異同，并兼顧后世學者提出的命題與論斷，闡發其理論價值，以此作為重審相關學術史現象的途徑，努力拓展中古文學與學術的研究空間。并為回歸中國傳統學術語境，從經、史、子、集四部之學的視野研究中國古代文學史及文學理論，提供一種可能的路徑。

目 錄

緒論

一、子書之變與文集之興

二、子集興替與子集相通:相關學術史命題概況

三、思想學術文本的文學研究視角

四、“建構”與“還原”:中古學術著述方式轉型的研究理路

上編　 中古子書著述方式的新變

第一章　 傅玄《魏書》底本與“三史故事”考論

一、《魏書》底本所立紀傳考

二、關于《三國志》裴注引《傅子》文本屬性的若干臆測

三、“三史故事”探原

第二章　 論《金樓子》“兼備眾體”的著述性質

一、子書與類書之別:以《興王》與《藝文類聚》帝王部的比較為例

二、體近小說:《捷對》與《世說新語》的比較

三、作為蕭繹讀書筆記的《立言》

四、“記事”與魏晉南北朝子書的特質

第三章　 論漢魏六朝子書的私人寫作與知識趣味

——以《顏氏家訓》為中心

一、“家訓”的私人寫作與筆記的萌蘗

二、漢魏六朝子書的考辨傳統與知識趣味

三、《顏氏家訓》的文體選擇與子書的衰變

中編　 子書與文集興替的歷史進程

第四章　 “秦漢諸子即后世之文集”說平議

——兼論西漢文章存錄方式的演變

一、“秦漢諸子即后世之文集”說的學理依據

二、 西漢文章的著錄與《漢書·藝文志·諸子略》

三、子書體制與漢人觀念:“諸子之文”與“文集之文”的邊界

四、“改子為集”:《隋書·經籍志》所著錄的西漢文集

第五章　 “論”體文的存錄方式與漢魏六朝子集興替

一、作為“論”的漢魏子書

二、玄學與佛教“論”體文及其存錄方式

三、子書之變與文集之興:“論集”成立的內在理路

第六章　 “以集為子”:論六朝子書寫作方式的文集化

一、“以集為子”說溯源

二、模擬與言志之間:《抱樸子外篇》的寫作模式

三、“意陳而詞麗”:《劉子》與駢文的論說方式

四、著述觀念與子書文體形式的演變

下編　 論子、集關系的學術史建構

第七章　 選子入集:論總集采摭子書篇章的方法

一、問題的提出及概念的界定

二、漢魏子書“入集”的文本來源與編纂方法

三、先秦諸子的“入集”的困境及出路

第八章　 章學誠“子史衰而文集之體盛”說發微

一、從諸子到文集:立言宗旨的有無

二、史學的衰落:專門之學的喪失

三、“子史衰而文集之體盛”說的延展性:價值判斷標準、二元對立思維和“言公”之旨

第九章　 劉師培“反集為子”說發覆

一、“反集為子”說成立的內在理據

二、作為一種學術批評話語的“反集為子”說及其思維方式

三、作為名家的清代考據學

四、劉師培“反集為子”說的突破

附錄　 論《史通》的文體拓展:以自注與外篇為中心

一、《史通》的自注與劉知幾的史注觀

——兼與六朝自注比較

二、論《史通》外篇的成立及其撰述方式

參考文獻

后記

緒 論

“建構”與“還原”：

中古學術著述方式轉型的研究理路

由于文獻的散佚，我們今天只能依據現存的史料、文獻，對于中古的歷史進行有建構性質的還原，這種“還原”與歷史真相必然有著相當的距離，本書不可能在最后得出一個確鑿無疑的結論，告訴讀者以及學界，子書的衰亡與文集的代興確切發生在什么時候，以哪個事件或者哪位學者的觀點為標志，畢竟，漢魏六朝的子書大部分業已亡佚，《隋書·經籍志》的著錄讓后世知道這些典籍曾經存在過，后又消失在歷史的長河；處于歷史現場的中古知識人也極少留下可供參考的意見，劉勰《文心雕龍·諸子》中對漢代之后子書“明乎坦途，類多依采”的評價，與顏之推《顏氏家訓·序致》對魏晉以降子書“理重事復”，猶如“屋下架屋，床上施床”的批評，并未指出子書著述體制發生變化的原因，也許正是身在廬山之中，才不能識其真面目吧。

《隋書》

盡管如此，“還原”的過程本身亦可視作繼續建構學術史，在面對同樣的史料、文獻的前提下，如何能在先賢的基礎上，更為全面而細致地尋找解決“子集興替”這一問題的角度，并以現代的學術論文合而著作為相應的“著述方式”，呈現給當代學術界，正是本書研究和寫作應當達成的目標。

為了達成這一目標，本書嘗試以三個側重點不同而又密切關聯的主題，每個主題之下再設計三個專書或者專題研究，嘗試從不同角度來解決“子集興替”的歷史進程，及其對于之后學術史的影響，如果把每一章視作拼圖的一塊碎片的話，那么現有的“碎片”并不能拼出一副完整的圖畫，但我們相信這幅殘破的圖畫，也呈現了片段的、不完整的部分學術史，即便是“碎片”或者片段，依然是迷人的風景。

可能也正是這種不確定性，一方面讓人擔心持論過于危險，同行很可能質疑“有沒有另外一種可能性”；另一方面又吸引學者不斷為此投入精力，努力在現有條件下，不斷地思考并提出新的可能性。

本書上編為“中古子書著述方式的新變”，主要以《傅子》《金樓子》《顏氏家訓》三部六朝子書為個案研究，討論了中古子書在著述形態和文本性質方面的新變。

在現存的兩晉南北朝子書中，《傅子》和《金樓子》僅有輯本，《抱樸子》《劉子》和《顏氏家訓》相對完整的保留至今。

《影印宋刻本抱樸子》

其中，《抱樸子》和《劉子》延續了漢魏以“論”為名的子書連綴數十篇論體文成書的著述體制，而《傅子》與《金樓子》《顏氏家訓》則發生了重要的變化：

根據《晉書·傅玄傳》的記載和嚴可均的推論，《傅子》一書由內、中、外篇三部分組成，其中內篇延續了漢魏子書的寫作傳統，主要由討論社會政治的諸多議論文組成，唐初的《群書治要》保留了一些篇目。中篇則很有可能是傅玄在曹魏正元年間參與國史修撰的“《魏書》底本”，依據《三國志》裴注所引用的《傅子》，可以大致推測傅玄所立紀傳；而外篇則是所謂“三史故事”，很可能是傅玄所作的一部兩漢及前代制度史專書，現存《傅子》的佚文中某些可與正史史志相參的內容，或屬外篇。

總體而言，《傅子》三篇更像是傅玄三部個人著述的集合，而非傳統意義上的子書，在厘清其著述性質的前提下，我們才能理解《傅子》對于中古子書獨特的意義，以及記事因素在其中的真實作用。

蕭繹《金樓子》在學術史上有著體近類書與稗販之作的苛評，但將其篇目與類書進行比較，我們還是能發現其中的本質區別，類書無疑更關注社會與自然的萬事萬物，而子書的篇章則以政治、道德、情志等更為抽象的話題為主，在編纂方式上，類書只需要抄撮前代典籍中與類目有關的內容，而《金樓子》盡管也選擇了以前代典籍為寫作資源，但仍需將材料進行一定的整合，以此表達出作者的某種思想傾向。

此外，《金樓子》中《捷對》篇，體近《世說新語》，《立言》篇則類似蕭繹個人的讀書筆記。雖然多有取材四部典籍之處，但不能簡單將《金樓子》視為類書之作，兼備多種著述方式的《金樓子》顯示了蕭繹個人的寫作趣味，也代表了子書到了六朝具有極強的包容性，甚至可以作為私人著述的集合。

《顏氏家訓》在六朝子書之中，亦頗具后世筆記之體的因素，這一點或許受到了《金樓子》的影響。顏之推記載當世軼聞與禮儀規范，《家訓》亦兼備知識考據的內容，亦有與個人生命經歷的感觸，這些傳統上不屬于先秦諸子和兩漢子書的內容，大量出現在《家訓》之中，無疑改變了六朝子書的風貌，也暗示了子書這一著述方式在此后走向衰落的原因：

明萬歷間漢魏叢書刻本《顏氏家訓》

學者私人著述的趣味，尤其是個人情感的抒發與經歷的記述，還有知識考據的愛好，已經沒有必要在“子書”這種外殼下進行寫作，反而是筆記和文集中的各體文章，可以承擔相應的著述功能。

以《顏氏家訓》為子書在歷史上最后一個高潮的代表作，較未能完全保存至今的《金樓子》，似乎更為合適。顏之推在批評魏晉以降子書的情況下，依舊選擇了以子書的外在形式來寫作《顏氏家訓》，而《家訓》的內容又不僅限于教育子孫，亦多有篇章涉及社會、政治、道德等傳統的子書內容，將其放在子書自身發展的歷史中加以審視亦是十分必要的。

本書中編為“子書與文集興替的歷史進程”。著錄于《漢書·藝文志》諸子略的西漢子書雖大部分已經亡佚，但晚近的學者多以《漢書》等文獻引錄或者記載的篇目為依據，并結合存世的賈誼《新書》與董仲舒《春秋繁露》所收錄兩家奏議之文的情況，來推測西漢子書的內容并在此基礎上輯佚，如賈山、晁錯、東方朔等人的子書。考慮到西漢時期未有文集編纂的實踐，這些子書應當是西漢文章主要的存錄方式。余嘉錫“秦漢諸子即后世之文集”這一論斷，亦是在此基礎上建立的。

《春秋繁露義證》

不過，西漢中后期傳世的子書，如桓寬《鹽鐵論》，劉向《說苑》《新序》與揚雄《法言》《太玄》，其體制皆有異于前，諸家的各體文章之作亦不可能編入子書，而班固、王充等東漢初期的學者亦有意區分了子書與“上書奏記”之文，說明漢代子書并非等同于后世文集。

根據《隋書·經籍志》的著錄，大部分西漢子書在梁代以前亡佚，而六朝人所編西漢文集的作者，與西漢子書多有重合，這條線索也暗示了子書在中古時代為文集所取代，文集成為西漢文章存錄的新方式。

漢魏子書多以“論”為名，按照王充《論衡》確立并實踐的“論”這一撰述方式，有別于“作”和“述”，“論”的本質特征在于“有本于前”和“辯照然否”。

然而在《論衡》之后的漢魏子書，如王符《潛夫論》、徐幹《中論》等作，其論題的選擇大多符合儒家和六經所倡導的知識體系和價值觀念，很少設置有爭議性的話題加以討論。而魏晉玄學的“論”體文諸如“有無”“才性”“養生”“言意”等命題，不同學者展開了激烈的辯論，觀點亦是針鋒相對，更能體現“辯照然否”這一“論”的本質特征。

一方面，“論”體文而非子書成為玄學這一魏晉時代新學與顯學的重要著述體制，而諸多“論”體文的纂集，根據《隋書·經籍志》的記載，亦多以“論集”的方式，匯集同一主題的多篇文章。雖然魏晉玄學的“論集”并未流傳至今，但南北朝興盛的佛學，卻有《弘明集》的編纂，為我們今天考察六朝“論集”提供了范式。

《弘明集》涉及“夷夏論”“神不滅論”“沙門不敬王者論”等多個有關佛教與中國傳統政教、禮儀、思想觀念發生沖突的主題，僧祐匯集了多篇論說、書疏與問難之作，其宗旨在于弘揚佛法，從這一點來看，《弘明集》無疑具備了傳統子書“立一家之言”和學有專門的特質，以“集”為名既是著述方式轉變的結果，也是多篇各體文章出于眾多僧俗學者之手的考慮。

《宋思溪藏本弘明集》

整體而言，魏晉南北朝的“論”體文與“論集”，成為適應玄學和佛學思想表達需要的著述方式，在論辯與思辨色彩上勝于漢魏子書，子衰集盛這一學術史歷程，在與“論”這一撰述方式有關的諸種著述方式中，得到了充分的體現。

子集興替的又一學術史表征，則是子書寫作方式的文集化，即劉咸炘在《舊書別錄·魏晉六朝諸子》中所提出的“以集為子”，其具體表現形式是“宗旨既淺，詞采方興”，其代表作《抱樸子》與《劉子》，亦“意陳而詞麗”，無疑“言人間得失，世事臧否”的《抱樸子外篇》和《劉子》一樣，延續了漢魏子書的寫作傳統，《抱樸子外篇》兼備賦、史論、設論和連珠諸多文學文體，諸篇不僅繼承了前代相關體裁的寫作模式，葛洪亦借此抒發個體的人生選擇和著述理想，使得《嘉遁》《應嘲》等篇，在宗旨上與詩賦等辭章之作無異，可惜缺乏更多的六朝子書與《抱樸子外篇》進行比較，因而很難講葛洪的寫作方式視為一種普遍的做法，以此來審視各體文章的寫作方式對于當時子書的影響；而《劉子》全為駢儷之文，各篇在思想內容上多延續先秦漢魏諸子既有的主旨，從這些方面來看，更符合劉咸炘“意陳而詞麗”之評。

《劉咸炘學術論集》

《劉子》的作者甚至在書中隱藏了個人的生活經歷與情感體驗，也為后世考證其作者帶來了障礙。盡管《劉子》在理論闡發和事例列舉方面，均不免“理重事復”，然而駢文長于二元概念辨析和隸事用典的文體特性，使得《劉子》對已有的學術文本進行了再創造，整合理論概念與歷史故事，形成更為精致而集中的理論論述。

“文集化”作為六朝子書著述形式的新變，在《抱樸子外篇》與《劉子》兩書中有著不同的呈現方式。

如果我們將子書和辭賦、詩詞等文學文體等量齊觀的話，六朝之于子書，猶如唐之于賦、宋之于詩，元明之于詞，不免為后世視作衰變之時，但對于這些非“一代之文學”的評價與研究，似乎不必試圖尋找一個使之可以與“一代之文學”齊驅并駕的角度，關注“變”的現象本身及其內在動因，則是我們全部理解文學史、文學批評史的重要途徑與必經之路。

本書下編為“論子、集關系的學術史建構”，則主要將章學誠、劉師培所提出的有關子、集關系的學術史論斷，結合二氏自身的理論體系與學術史本身加以審視和評述。

首先是章學誠在《文史通義·詩教上》對《文選》選錄賈誼《新書·過秦》篇和曹丕《典論·論文》入“論”體的現象，提出了“其例不收諸子篇次者；豈以有取斯文，即可裁篇題論，而改子為集乎？”的質疑。

蕭統《文選序》聲稱：“老莊之作，管孟之流，蓋以立意為宗，不以能文為本，今之所撰，又以略諸。”

《文選》

將諸子排除在選文的范圍以外，而《過秦論》與《典論·論文》被視作“論”體文入選，是否一定和《文選序》所確立的原則相悖？畢竟，西漢中前期與漢魏之際的子書，在著述體制上常以連綴多篇“論”體文為主，《新書·過秦》篇和《典論·論文》從子書中獨立出來，被視作單篇的“論”體文，或許與“老莊之作，管孟之流”在文體形式上有著很大的不同。

然而我們今天很難確定，《文選》采摭兩文入集的來源，《過秦論》在六朝已經是公認的經典文章，以單篇的形式在知識界流傳是很有可能的，但也不能排除《文選》從《新書》或者《史記》《漢書》抄撮其文的可能。

由于記載闕如，《典論·論文》是否以單篇的形式在兩晉南朝廣泛傳播，我們今天無法得知，因而也就無法進一步推測在蕭統的時代，諸如《過秦論》和《典論·論文》等采摭自子書的名篇，是否更接近一般的單篇“論”體文一樣，而非被視作子書的篇章，因而不能分隔或獨行，并被選入文章總集。

《曹丕集校注》

《文選》在選文觀念和編纂體例上，無疑不具備較多地采摭子書篇章的條件，因而討論“選子入集”這一現象，應該將眼光投向后世的文章總集。

南宋真德秀《文章正宗》選錄徐幹《中論·法象》，并以注釋的形式引錄王符《潛夫論》、仲長統《昌言》和崔寔《政論》的篇目，為此后的《文選補遺》《廣文選》等通代文章總集，和明代專選秦漢文的斷代文章總集，確立了漢魏子書篇章的經典篇目，這些選自子書的篇章，與《論六家要旨》《養生論》《辨亡論》《運命論》等漢晉名作同列，共同構成漢魏六朝“論”體文的經典序列。

與漢魏子書篇章多歸入“論”體的情況有所不同的是，從文章形態上為先秦諸子確立起文體歸屬，難度要大得多，以敘次文體為主要體例的《文選》類總集，很難適應經、史、子三部文章“入集”的需求，一方面，某些以時代序次典籍或作者的總集，規避了“定體”的困難；而另一方面，姚鼐的《古文辭類纂》和曾國藩的《經史百家雜鈔》確立了以文體功能為大類的編纂體例，使得經、史、子三部避免了被強制歸入某種文集文體的困境，又為其確立了一個相對明確的屬性，如《古文辭類纂》認為“論辯類”源于諸子，雖不錄先秦諸子，亦為其“入集”預留了空間；而《經史百家雜鈔》將諸子納入“著述門”的“論著之屬”，采摭《莊子》《孟子》《荀子》《韓非子》，而漢晉至唐宋的論說文典范，亦歸入此類，既尊重了諸子論辯說理的本質屬性，又明確了其體并非嚴格意義上的“論”體文，同時構建了諸子與后世論說文的源流關系，為后學理解文學史和學術史提供了可靠的參考，也解決了經、史、子三部的學術之文，進入屬于辭章之學的文章總集的困境。

同樣是在《文史通義·詩教上》篇，章學誠提出了“子史衰而文集之體盛”說，將其視作戰國以后學術發展的大勢，即作為專門之學的諸子衰微，而文集與辭章之學興起。

《文史通義》

表面上看，“諸子—文集”是私人學術著述方式的變化，而章學誠卻指出，這一變化蘊含了立言宗旨和專門之學的喪失，諸子有其宗旨是其與文集本質上的區別，而義理皆為人所知、追求文采的某些漢魏子書，沒有不得已而為之的撰述目的，在章氏眼中，此乃后世文集之濫觴。

同樣，若史學僅追求事實，則與后世之類書無別，史學之“事”與諸子之“文”雖有差別，但在“成一家之言”的著述宗旨皆為兩者之高境，也是章氏將“子史”并列的理由，也是“子史”與“文集”構成一組二項對立概念的根本原因。

此外，史學之衰在章學誠的論述中還有其他意義，即唐初確立的監修制度代表了正史修撰的官方化，史學作為專家之學而徹底衰落；而文集所包含的文人傳記，以及對應經部的經義、諸子的論辯，盡管在某種意義上綜合了經、史、子三部之學，但章學誠依然將這種綜合視作專門之學的喪失。

“子史衰而文集之體盛”這一學術史論斷，無疑帶有十分強烈的個人色彩，章學誠以立言宗旨和專門之學為標準，區別了“子史”與“文集”等不同的著述形態，并為相關的學術畛域提供了價值判斷標準，如《詩話》將后世詩話與《文心雕龍》和《詩品》區別，因其不同的著述性質與宗旨作出高下有別的評判。

讀味齋藏板《文心雕龍》

在此基礎上，“子書”與“文集”及其背后所蘊含的“著作”與“辭章”等二項對立概念，對于我們理解章學誠的思維方式亦有非常重要的意義，也暗含著“子史衰而文集之體盛”說有著極強的延展性。

劉師培在《論文雜記》中提出的“反集為子”說，在章學誠將唐宋八大家文集視作儒、名、兵、縱橫、法等先秦諸子九流百家的基礎上，亦從近代文儒、六朝唐宋詩歌與歷代學術等角度進行論證，從而強調后世文集有其立言宗旨亦可視其為一子的觀點。

“反集為子”說的理論依據在于以唐宋八大家為代表的文章著述，在宗旨和風格上與諸子頗有相通之處，其文集的思想學術價值，亦代表了章、劉二氏眼中理想的文集形態。

而以有限的諸子家派，將十數家乃至數十家文集統攝于其中，以此構建“子”與“集”的關系，這種學術批評話語與學術史和文學批評史上出現的“諸子源于六藝”、“文章源于五經”等命題相似，包含了“舉本統末”的批評方法，在努力厘清學術史脈絡的同時，建構了四部學術之間具有隱喻性質的關系。

對于清代的文學與學術文集而言，劉師培嘗試論著了考據學何以為名家，如江永、金榜等以禮學為專家之學，而《漢志》以為名家出于禮官，故禮學亦出于名家；考據學以小學為基礎，古人以字為名，名家必以正名析詞為首。

雖然與歷史上先秦與魏晉名家在理論主張上大相徑庭，但劉師培這一具有建構意義的說法，突破了“反集為子”說限于文章風格和思想傾向的局限，尤其是回應了章學誠反對將考據學視作一家之學的主張，亦凸顯了清代學術最重要的特質，體現了劉師培本人對清代學術的理解，使得這一命題兼具了義理、辭章和考據之學。

《劉師培全集》

上編以個案研究為基礎，討論了中古子書著述方式的新變，揭示子書自身著述旨趣的變化從內部結構了這一著述形式，從西晉成書的《傅子》，到南北朝末期的《金樓子》與《顏氏家訓》，子書不僅兼容了紀傳體史書、史志、筆記、小說等不同性質的學術著述，而且體現出知識考辨的趣味，并用以記載個人經歷，出現了很明顯的私人傾向，這與先秦諸子向外關注社會政治、向內關注道德修為的著述意圖有著很大的不同，與漢魏以“論”為名的連綴若干篇專題論文的著述體制亦有較大差異。

子書自身的變化自然是“子集興替”內在動因的一方面，中編是對這一歷史進程本身的專題研究，更多地關注了兩漢的子書與早期文集編纂的實踐及其觀念，西漢時代尚未有文集出現，《漢書》引錄的詩賦以外的各體文章以子書篇章的形式存錄，并著錄于《漢書·藝文志》的“諸子略”，這是余嘉錫先生提出“秦漢諸子即后世之文集”這一命題的基礎。

《漢書藝文志注釋匯編》

然而僅有部分西漢文章家曾有子書之作，其他沒有子書之作的文章家，其作則不為《漢志》著錄，何況在漢人的觀念中，一般的文章著述也無法等同于諸子，西漢后期桓寬、劉向、揚雄等人子書著述的體制也決定了不再可能容納作者的單篇文章之作。

六朝人為西漢文章家包括子書作者重新編纂文集以存錄西漢文章，實際上是一個“改集為子”的過程，這一實踐亦證明西漢以降發展起來的各體文章之作，需要一種與諸子性質完全不同的著述形式加以匯編。

類似地，魏晉南朝的玄學家和佛學家不再撰述子書，而是選擇以“論集”的形式按主題匯編相關的“論”體文，亦是其學不合于東漢子書依傍六經和儒家的著述旨趣，而漢魏子書出于一人之手、一題一篇的體制也與匯集玄學或佛教諸多有論辯性質話題的“論”體文有一定沖突。

由此可見，子書為文集取代一方面的原因是子書寫作自我解構，子書的寫作方式接近后世的文集和筆記，另一方面則是不再適應特點的文獻存錄需要，與新興學術的表達方式有所抵牾，子集興替的內在動因即是如此。

在六朝子書專書研究與子書、文集興替專題研究的基礎至上，下編論子書與文集關系的學術史建構，則從文學批評史的視角討論了歷代總集采摭子書篇章的問題，反映出文章總集選文觀念和編纂實踐的變化與發展，章學誠與劉師培所關注的“子史衰而文集之體盛”“反集為子”等說，則折射出具備學者個人的價值觀念，提出子史代表著立言有宗旨和學有專門的學術著述，理想的文集形態亦應具備一家之言的特質，而不止于概述學術史演進自身。

三編以不同的視角切入子集興替以及子書與文集在著述形式上的區別與聯系，先以專書研究和專題研究討論子書衰變和文集何以取代子書成為新的文獻存錄方式與學術表達方式，再從文學批評史的視角討論后世的學術觀念。

《史通通釋》

此外，作為文史理論著作的《文心雕龍》和《史通》，也應該放在在漢魏六朝子書如《傅子》《抱樸子》《金樓子》《顏氏家訓》《劉子》等作的“延長線”上，討論其著述方式和學術思想表達之間的關系。

《文心雕龍》和《史通》不僅連綴數十篇專題論文而成，與漢魏六朝子書在形式上頗具相通之處，而且劉勰和劉知幾的著述理想，以及兩書所具備“體大慮周”的理論系統，甚至是一般的漢魏子書難以企及的。

對《文心雕龍》和《史通》整體上繼承六朝子書撰述方式的討論，本書暫付闕如，姑且以附錄的形式編入有關《史通》自注和外篇著述形式上的研究。

《史通》是較早的附有作者自注的學術著作，其主要作用在于補充作為駢體文的正文，詳述正文受體制所限無法完整引述的史傳文本，或者作為一種印證的手段，用佐證正文所描述的現象或得出的結論，前者是《史通·補注》篇中“委屈敘述存于細書”，后者則有效避免了正文“畢載則言有所妨”。

誦芬室刊本《洛陽伽藍記》

從形式上看，《史通》自注與現存的六朝賦自注皆以“異體”而“言事”，而在擴展正文內容方面，則與《洛陽伽藍記》自注相似，且避免了六朝自注繁冗瑣碎的弊端，與劉知幾本人的史學注釋觀念高度一致。

《史通》外篇在學術史上獲得的評價不高，《四庫全書總目》與晚近學者認為其與內篇頗有“重出”或“抵牾”之處。

但追溯《史通》的學術淵源，并從理論體系的角度審視內外篇的關系，可以發現內篇效法《文心雕龍》駢體專題論文的文體形式及其理論體系，外篇則在文本考證方法和述學文體兩方面繼承了《論衡》，同時彌補了內篇所缺乏的專書的專題研究。

《史通》內篇重在討論“近代之史”，而外篇留意于《尚書》和《春秋》經傳，亦是劉知幾為《史通》設置的“斷限”。

因此，《史通》外篇的成立，由史學需要專書研究的性質與駢文在論述文本考證方面的不足等撰述目的方面的因素決定，亦包括《史通》自身繼承六朝子書的學術淵源，將其視作劉知幾著書的初稿或者讀書札記，實際上忽視了《史通》文體形式及其學術表達之間互相作用的深刻意蘊。

無論自注還是以札記體為主的外篇，都是對于《史通》內篇以駢體文為主的專題論文這一文體形式的拓展。

作者簡介

作者近照

伏煦，1990年生，江蘇徐州人，中山大學文學學士（2013年），南京大學文學博士（2018年），現任山東大學文藝美學研究中心副教授、碩士生導師，主要研究方向為中國文學批評史、漢魏六朝文學。曾在《文學評論》《文學遺產》《文藝理論研究》《浙江大學學報》《中山大學學報》等學術刊物發表論文二十余篇，主持國家社科基金后期資助項目兩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