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中國社會變遷研究文庫

重構關系網：數字時代的老年照料

王晶 著

978-7-5228-4183-0

2025年4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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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在數字化浪潮席卷全球的今天，養老服務正悄然發生變化。互聯網技術不僅突破了傳統養老的時空邊界，而且重塑了家庭照護方式、社會組織邊界與公共服務模式。本書從行動者網絡視角出發，剖析了技術如何介入并重構養老服務生產過程。在家庭系統、社會系統、公共系統三個關鍵系統中，老年人在決策與實踐中的主體性逐步被消解。本書認為，應重點關注照護實踐中的數字技術，技術實踐者要對社會與技術共同生產的多樣化、動態化照護模式保持自省。

作者簡介

王晶，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副研究員、社會工作與福利社會學研究室主任；主要研究方向為社會政策理論、老年社會服務、中國社會保障政策；出版專著《找回家庭：農村代際合作與老年精神健康》，在《社會學研究》《社會發展研究》《公共行政評論》《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學報》等學術期刊上發表論文20余篇。

目錄（為方便閱讀，目錄有刪減）

第一章　中國養老服務數字化轉型研究意義
第二章　理論基礎：技術作為一種社會組織模式
第三章　數字技術與養老服務轉型分析框架
第四章　發達國家養老服務數字化轉型分析
第五章　數字技術與政府購買養老服務組織模式
第六章　數字技術與長期護理服務組織模式
第七章　數字技術與社區養老機構轉型發展
第八章　數字技術與虛擬家庭空間重構
第九章　數字技術與老年人生活方式的轉變
第十章　數字技能與老年人主觀幸福感研究
第十一章　中國養老服務數字化總體趨勢分析
第十二章　數字技術、數字鴻溝與社會調節機制
參考文獻
附錄　中國智能養老政策發展報告

內容摘要

第一章 中國養老服務數字化轉型研究意義（節選）

新冠疫情推動了整個社會的數字化轉型發展，從智能養老技術、政府管理平臺到公共服務數字化，智慧養老逐漸滲透到老年人生活的各個領域。在學術研究中，這一趨向也較為明顯。

2019年之前，學界多聚焦智能養老技術層面，主要探討智慧化的內涵、智慧技術的形態等，對智慧養老組織及其實踐過程關注不足；2019年之后，隨著智慧養老服務大規模實際應用和數字基礎設施的普及，老年群體的數字鴻溝問題凸顯，研究重心開始轉向數字鴻溝及其與傳統分層體制之間的關聯性。本書認為，有關智慧養老的研究，即智能養老技術、技術與組織之間的關系及老年人的主體性問題，目前還相當匱乏。

從智能養老技術的發展看，與西方智能養老技術發展路徑略有差異，中國智能養老技術發展具有政府主導特征，最初主要由政府開發智能化養老平臺，服務于政府監管與政府治理。隨著大數據技術的興起，數據整合及其帶來的算法能力為公共服務發展帶來了新的可能。以智能畫像為基礎，重新配置公共資源，成為新的發展方向。同時，疫情期間，在線技術被動擴張，老年人不得不進入技術普及的社會形態，從個人生活到公共服務供給，技術滲透到老年人生活的方方面面。技術系統作為傳播媒介和技術工具，既可以賦能老年人，提高其自主選擇能力，又可以帶來反向“控制”，影響老年人的自主性和效能感，而這取決于整個社會養老服務制度建構的價值觀念?？傮w來講，現有的智能技術建構更多圍繞技術的邏輯或者治理的邏輯進行設計、組織和運作，對老年人的主體性認識不足。

家庭系統、社會系統和公共系統是傳統上圍繞老年服務的三個關鍵系統，技術的發展必然需要嵌入傳統系統當中，發揮其應有的作用。從技術與組織的嵌入過程看，隨著適老化產品的應用，家庭的物理邊界被打破，不與老年人同住的子女也可以通過智能設備實現照料和看護功能，但日常的護理工作仍然不能通過智能設備完成。從社會系統的角度看，智能平臺及設備拓展了社會組織的邊界，其服務能力已經不局限于機構、組織內部。通過設備數據，社會組織可以與家庭融合，實現一些線上線下結合的服務功能，彌補家庭系統的不足。但是研究也發現，智能化的技術邏輯與傳統的照護邏輯存在一定的張力，算法背后的時間邏輯恰恰淡化了護理背后的情感邏輯，這是技術在發展過程中無法解決的矛盾。

從公共系統與技術的嵌入看，智能平臺或大數據技術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公共服務效率，但傳統公共系統的行政化傾向并沒有因算法而得到削弱，反而因算法的掌控而得到重構。西方學者在研究過程中，提出了“基層數字官僚”的概念（王晶，2024），即基層治理結構將在數字平臺治理中得到復刻。Sara區分了三種數字技術的影響，即虛擬參與、交易自動化和數字分流。虛擬參與可以減輕政府和服務主體的負擔，但可能使互動冷漠化；交易自動化遵循理性化流程，可以提高效率，但對公民的數字素養提出了更高要求；數字分流較為智能化，但可能帶來系統性的歧視與偏見（Ball et al.，2023）。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數字技術應用的核心目標不應是技術本身，而是提高老年人的可行能力，將老年人置于數字技術的核心位置。但在智能技術普及的過程中，老年主體往往是被邊緣化的，無論是在智能養老技術的引入、設計過程中，還是在智能養老技術的實踐過程中，老年人經常處于失語狀態。從工具性視角看，老年人的失語，導致技術的使用效力本末倒置，老年人并沒有從技術普及過程中獲得福利。一方面，數字鴻溝問題導致潛在社會排斥的出現；另一方面，即便被適老化設施覆蓋，老年人也沒有參與智能產品的設計。從倫理性視角看，技術本身的建構意義是值得思考的問題。技術一旦進入社會，就不再是被動的主體，其自身也有主體性，可能擁有一定的社會權力。在老齡化社會中，老年人具有一定的主體性，可以成為參與社會治理的主體。如果技術治理的邏輯傾向于前者，那么技術的發展方向必然是漠視老年人的自主性，將老年人作為被動的主體；如果技術治理的邏輯傾向于后者，那么技術的發展方向應圍繞老年人自身的主體性需求來設計，以老年人的自主性和需求為核心，通過技術整合家庭、社會、公共系統，建構一種更加包容的數字化組織形態，增進老年人的福祉。

章節摘要

第一章介紹了中國養老服務數字化轉型的研究意義。中國養老服務數字化轉型所嵌入的社會經濟文化背景與西方社會存在顯著的差異，以中國社會經濟文化背景為基礎，探討養老服務數字化轉型研究的學術價值，具有重要意義。

第二章探討了數字技術與組織轉型的理論基礎，以將數字技術作為一種社會組織模式為切入點，從技術社會建構論、行動者網絡理論等視角，探討了數字技術與社會組織研究范式的轉換。本章最后落到行動者網絡理論視角。行動者網絡理論額外關注“非人類”（比如技術）以及“令技術與組織聯合成為可能的工作”，這與本書的目標相契合。此外，本章還進一步從行動者網絡理論出發，分析養老服務技術的設計與組織過程的可能性。

第三章提出了本書的分析框架，家庭系統、社會系統、公共系統與數字技術之間的關系是互補、協同和互動的。在數字化養老服務體系中，家庭系統為老年人提供基礎的照護和情感支持，社會系統進行資源整合和提供服務，公共系統則為養老服務提供政策支持、健康管理和社會保障。數字技術的應用打破了傳統養老服務的界限，促進了這些系統之間的協同，推動了老年人生活質量的提升。本章以行動者網絡理論為基礎，當技術造物進入老年人的家庭系統、社會系統、公共系統時，技術內嵌的規范、角色和規定已經內化其中。這對三類養老服務系統將產生深遠影響。因此，本書在接下來幾章的研究中，一方面探討數字化養老服務技術所內嵌的一些行動規則，另一方面探討數字化養老技術對家庭系統、社會系統、公共系統所發揮的重塑作用。

第四章聚焦發達國家數字化與公共服務系統發展?；ヂ摼W與信息技術的發展和應用，極大地改變了西方公共服務的供給方式。對于社會來說，數字化信息技術降低了組織運行成本，提高了組織運行效率。對于老年個體來說，互聯網技術和公共服務的相互嵌入，提高了公共服務的可及性和便利性。然而，數字化公共服務也帶來了一些社會問題：技術鴻溝使一部分受教育程度較低的老年人、殘疾人很難融入數字世界。發達國家通過實施家庭、社區、社會組織的干預策略，極大程度地提高老年人的數字融入能力。

第五章從政府購買服務視角切入，探討制度文化在組織與技術互構中的影響。2015年之后，隨著國家層面和地方“互聯網+”行動計劃的出臺，各級地方政府展開了錦標賽式的競爭，對“互聯網+”養老服務信息化建設的需求井噴式增長。政府作為養老服務平臺組織的核心參與主體，通過各種方式參與技術和組織的互構過程，那么地方政府將通過何種方式（資本、技術、管理、運營等）進入平臺組織？這對平臺化養老服務的組織形式、組織關系、行動主體策略選擇、組織績效等產生了怎樣的影響？這是本章探討的核心問題。

第六章探討數字技術對長期護理服務產生的影響。數字技術對傳統養老服務組織過程產生了重要影響，形成了養老服務中的泰勒制。養老服務被切割成更加細小的、標準化的服務模塊。通過具體服務模塊的遠程控制，管理者加深了對護理員的控制。本章進一步分析了數字技術引入與照料價值、照料倫理等問題。

第七章從機構養老視角切入。隨著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技術的迅猛發展，機構養老服務也在快速轉型，部分機構引入了智能設備，遠程監測居家老年人的健康狀況。本章以上海市“堂食”+“外賣”一體化養老模式為例，以從機構養老向“機構+居家一體化”服務轉型為背景，探討智能設備在居家養老服務組織轉型中扮演的角色，并對現有智慧養老服務存在的問題進行深入剖析。

第八章從家庭養老視角切入。傳統家庭養老模式下，家是一種非制度化、私人化的空間場域；在技術嵌入背景下，家的傳統生活邊界被打破，家作為一種社會生產空間對家庭成員之間的關系進行了重塑。本章以老年人綁定子女親情卡為例，基于老年人日常生活中經常使用的在線支付互動過程，從親情卡的功能、親情卡背后的家庭權力關系等視角出發，探討數字技術與家庭結構、家庭關系的轉型過程。

第九至第十章聚焦老年群體。在網絡社會中，互聯網成為人們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工具，其便捷性和高效性極大地沖擊了傳統的社會行為模式。但互聯網的普及并沒有為社會中的所有人群提供同等的機會。由于硬件、軟件和能力上的差異，傳統的弱勢群體，如老年人、殘疾人，在互聯網社會改變生活的機會可能要少于一般人群。那么互聯網使用是否能夠提高老年人的可行能力？家庭、社區、政府等組織是否可能提供重要的中介機制？第九至第十章將以微觀調查數據為基礎，分析互聯網對老年人健康狀況、社會參與、主觀幸福感的影響。

第十一章運用CiteSpace動態分析了中國養老服務數字化的發展趨勢。數字化養老服務的演化過程經歷了從簡單的呼叫系統到復雜的人工智能、大數據和物聯網應用的逐步發展。每個階段的技術應用都大大提升了養老服務的質量和效率，推動了傳統養老模式朝著數字化、智能化、個性化方向轉型。隨著技術的不斷進步，未來的數字化養老將更加注重老年人的個性化需求，利用先進的技術提供更加全面和人性化的服務。

第十二章為本書的總結部分，從宏觀視角探討了數字化改革的路徑。隨著新數字生態下技術與組織的交織融合，信息技術內嵌的不平等與社會排斥生產機制也在發生變化，在供給側引發的數字鴻溝問題越來越受到研究者與政策制定者的重視。本章探討了數字社會跨越供給側引發的數字鴻溝的機制，從政府公共服務、數字化社會服務、技術框架設計三個維度，提出了數字化改革的基本路徑。

策劃：zsy

編輯：myx

審核：myx

封面：photo by Gaspartacus on pixaba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