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陸棄

當一名持槍男子身著偽裝成警察的制服，闖入美國明尼蘇達州兩名民主黨議員的住宅連開數槍，留下兩人死亡、兩人重傷時，美國所謂“和平轉移權力”“尊重制度分歧”的民主神話再一次被撕成碎片。這起發生于6月14日凌晨的政治暗殺事件，已不再是一起“普通槍擊”，而是一場深層政治仇恨失控后的制度崩壞樣本。更令人不安的是，兇手不是外來恐怖分子，不是“孤狼式瘋子”，而是一名自稱牧師、前州政府顧問的“本地中產”。

他的名字叫博爾特（Vance Luther Boelter），57歲，駕駛掛著“POLICE”標識、裝有警燈的假警車進入兩名民主黨議員——霍夫曼和霍爾特曼的住宅。前者與妻子身中多槍，生命垂危；后者與丈夫被當場射殺。這不是隨機暴力，而是有預謀、有目標、有計劃的連環政治刺殺。警方在其車內發現數十名民主黨議員與墮胎權倡導者名單，暗示這起血案不僅是仇殺，更是一場政治清洗式行動未遂。

美國聯邦調查局已將博爾特列為“極端暴力分子”，懸賞5萬美元通緝。然而，真正的危險遠非一人之力，而是他背后所代表的：一個正迅速崩塌的政治共識體系，一個允許“槍口解決分歧”的國家，一個正在向制度失控邊緣狂奔的民主社會。

要看到這起事件的本質，就必須理解博爾特并非“邊緣人物”。他自稱為“基督教牧師”、“中東與非洲安全專家”，曾參與州勞工發展委員會運作，履歷中帶有濃厚的“官方色彩”，其社交媒體雖未明確表態政治立場，但與他同住的室友卻直言他投票給特朗普、堅決反對墮胎。他不是“瘋子”，他是這個系統制造出來的“結果”。

他駕駛偽警車、用偽裝名義闖入政治對手家中行刺，這種“準軍事式”的行動風格，幾乎是極端組織手冊中逐條模仿的劇本。而他的作案時機，恰逢全美爆發“無王”反對特朗普政策游行，這種混沌的政治環境恰恰為極端個體提供了行動空間和輿論迷霧。雖然目前并無直接證據表明他參與“無王”運動，但他在車中留下“NO KING”傳單的行為，足以讓人聯想到：當“去中心化極端主義”成為美國政治語言的一部分時，暴力就成了言語的延續。

更具諷刺意味的是，特朗普本人事后迅速發文譴責暴力，稱“絕不容忍”，而這套措辭與他在2023年賓州競選集會上險遭槍擊時幾乎一模一樣。那次他是目標，如今他是背后鼓動的“代表性人物”。他的言論在民間不斷刺激、強化“對抗型民主”——即非我即敵、不同即惡的政治哲學。他為右翼民粹者提供了合法化的政治身份，也為“暴力換轉變”的路徑塑造了溫床。2024年美國聯邦選舉季中爆發的多起政客威脅、州政府大樓封鎖、政治支持者之間的公開沖突，已早早埋下如今慘劇的伏筆。

與此同時，民主黨人的回應則充滿悲情與無力。明州州長沃爾茲雖然第一時間表態“不會用槍口解決分歧”，卻無力提出任何具體的制度性措施。民主黨主流派在擁槍問題上的軟弱、在言論自由與暴力分界上的模糊，讓他們在輿論戰場上屢屢被動。當政治暴力成為極端右派的“非官方工具”，民主黨卻仍停留在“譴責”和“哀悼”的道德制高點上，無法有效遏制事態蔓延。

這一事件的國際效應也在持續發酵。多國媒體高度關注此次暗殺事件，英、德、法輿論幾乎一致指出：美國正從“制度穩定的樣板”滑向“民主暴力的震中”。歐盟智庫警告，美國式選舉制度在全球輿論場正快速失去軟實力吸引力，因為它無法提供一個安全、公平、理性的政治對話空間。尤其在當前全球反極端、反政治暴力成為共識的時刻，美國的“自宮式失敗”更顯頹敗。

當前，美國已進入危險的“個體極化”時代。過去是團體極端主義主導暴力，比如3K黨、黑豹黨、國民護衛隊，而今是個人承載意識形態任務、化身政治報復執行者。博爾特的出現，是對制度失控的實證——他曾服務政府、擁有專業背景、有社交網絡，但卻在不經任何組織策劃的情況下，單人發起了一場精確打擊式的政治暗殺行動。這意味著，制度本身的漏洞，足以孕育恐怖主義級別的行動。美國的問題不只是政見分裂，而是制度共識基礎已動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