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變化的趨勢，比我們想象的還要大。

提到養老，就不得不提到農村。隨著一代農民工開始老去，回家鄉養老是許多高齡農民工不得不做出的選擇。

他們雖然在城市工作了半生，但還是有很多人無法享受當地的醫療體系，因此只能依賴家鄉的土地。

但回到家鄉本身，也未必就是一個正確的選擇。

由于農村經濟和文化上的滯后，回鄉養老的人往往缺乏社會服務，也不得不面對子女不在身邊的情況。

從過去的“留守兒童”到今天的“留守老人”，變的是人，但不變的仍然是來自的家庭挑戰。

最大的養老潮，即將來臨。

截至2020年，我國已經有超過2.5億60歲以上老人依賴領取社保過活。這背后，是高速增長的老齡化群體。

自1980年以來，我國城鎮人口比例從10%增長至60%以上，他們中有許多都是農民工，大多正在或即將面臨留在城市還是回農村養老的困境。

考慮到我國獨生子女的背景，養老所面臨的現實困境，是肉眼可見的，為了解決這一困境，目前許多地方都鼓勵老人居家養老。

而居家養老的概念，主要基于西方文化和城市環境。

美國疾控中心將居家養老定義為“無論年齡、收入或能力水平，都有能力安全、獨立、舒適地在自己家和社區中生活”。

而獨立和舒適的概念從根本上也來自西方。

居家養老概念雖然源自西方，但到目前為止，已經成了絕大多數農村老人養老的方式。

自引入市場經濟以來，在過去的幾十年時間里，已經有超過2.95億人從農村遷移到城市就業。隨著這代嬰兒潮開始老去，越來越多的人也開始回到農村養老，但問題在于，按照居家養老的定義，他們能否在家舒適、安全、自主地生活？

對絕大多數農民工而言，他們都會花費大價錢翻新或重建農村舊屋，但本質上，這仍然不會為他們帶來家的感覺，因為他們的子女仍然在城市工作。

當居家養老變成了“留守養老”，這就帶來了另一個問題，經濟和孤獨感何解？

調查發現，在農民工群體中，有較大一部分人月收入低于3000元，其中絕大多數人表示希望在農村老家養老，還有70%的受訪者表示，養老方式首選子女。

但對依賴“養兒防老”，現實性已經越來越低。

和過去農耕社會不同，當時父母和子女都在“附近”，一起勞作耕地，但隨著城鎮化開始后，子女背井離鄉來到城市打工，經濟壓力不斷提高，對老人而言，他們希望子女養老，但對子女盡孝的期待已經開始降低。

多數回到農村的老人與子女通常是異地分居，如果老人喪偶或離婚就獨自居住，而老人的子女則在外地打工。

對農村老人而言，最大的擔心在于，一旦自己臥床不起，兒女都要上班不可能有時間每天照顧，而花錢請護工成本又太高，這個時候，對老人來說選擇就變得更少。

更大的現實問題還在于，子女缺少對老人的陪伴。

農村缺乏社會服務，例如送餐上門、日間照護、輔助生活設施和家庭護理等等，這些幾乎都沒有，這一嚴重的結構性缺陷也無法滿足老年人口快速增長的需求。

當下老年人口的增長速度，比我們想象的還要快。

2010年代初期，是我國第一波養老潮。首次嬰兒潮（1950-1958年出生）人群于2010年前后逐步進入60歲，養老壓力初步顯現。

到了2022年進入高峰：第二次嬰兒潮（1962-1975年出生）人口自2022年起大規模退休，形成“史上最大退休潮”，年均新增退休人員超2000萬，這一趨勢將持續至2030年代初。

老年人越來越多，經濟保障就成了一個大問題。

過去老人的積蓄，多半已經掏空為子女支付房、結婚等用途，而養老金的分配，也存在著較大的失衡，尤其是對農村老人來說。

全國最低標準108元/月，山東188元/月，廣東205元/月，但部分欠發達地區仍不足200元，難以覆蓋老人的基本生活需求。

這就導致約70%農村老人依賴子女贍養或務農收入，30%無養老金，醫療支出壓力大。農村空巢老人比例超50%，子女外出務工導致日常照料缺位，孤獨感與抑郁問題突出。

最重要的是，傳統“養兒防老”模式受少子化沖擊，“421”家庭結構（4老人、2夫妻、1孩）也進一步加劇贍養壓力。

經濟壓力，成了壓倒老人、兒女身上最后一塊大石。

2025年的中國正站在人口結構劇變的關鍵節點。隨著1962-1975年第二次嬰兒潮出生人口全面進入退休年齡，我國將迎來史上最大規模退休浪潮。這波持續十余年的人口更替，將重塑社會經濟格局。

對許多甚至大多數農民工來說，“不停的勞作”可能最能描述他們在農村的“非退休生活”。擁有養老金慢慢提高了農村農民工的經濟保障，這也反過來凸顯了退休儲蓄在農村的重要性。

最終，在這波史上最大規模退休潮中，最直觀的結構性問題，可能還是歸咎于四個字：未富先老。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