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翔峰

“惡魔醫生”劉翔峰已被捕入獄，他的余生恐怕再也不能行醫了，但他引起的恐慌卻遠未平息。

他身犯四項罪名：受賄罪、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職務侵占罪各獲刑3年，故意傷害罪獲刑10年，數罪并罰，共判處17年有期徒刑，罰款42萬元。他受賄的424萬、侵占手術耗材193萬固然是罪，但其罪行真正震動公眾的，是他給6名不具備相關手術指征的患者實施手術，致5人重傷、九級傷殘，1人輕傷。

《三聯生活周刊》上的一篇《》，從患者的視角講述了他為了牟取高額手術費，在手術中任意對待病人身體：“明目張膽地、肆無忌憚地亂來，甚至都沒有去修改病歷，他們都懶得掩蓋”。那位患者始終想不通，為什么醫生要這樣對他。

之所以說他是“惡魔醫生”，是因為其行為違背了人們對醫生“救死扶傷”的道德期待，倒可說是不折不扣的“謀財害命”：他那樣不把人命當回事，是為了從他們身上榨取高額手術費。

這樣一來，人們很自然的一個思路就是歸結為此人的“醫德醫風”出了問題，只要將這些害群之馬清除，強化醫德教育即可。然而，問題真的只是這樣嗎？

一位在醫院干了一輩子的護士曾跟我感慨：“醫學原本應該以人為本，但現在真的太令人失望了。三十年前，我遇到的老醫生身上真的能看到那種‘醫者仁心’，但近些年來，表面上看一切指標、設備、人才學歷都在向好，可我的感受卻不是這樣。我不知道問題出在哪里，但我害怕這樣下去遲早要出大問題。”

我想她的憂慮，說到底就是醫療體系在發展的過程中，逐漸喪失了以往那種“以人為本”的溫情與共情，再加上這些醫患關系的惡化導致的傷害性互動，病患在醫生眼中遂慢慢變成一具有待處理的軀體，乃至是牟利對象。

劉翔峰為什么這樣對待病患？牟利只是表象，更深層的原因在于：醫生在實施手術過程中，對病患掌握著絕對權力，即便誤診也很難或不會被追究責任。實際上，一位三甲醫院的醫生告訴我，誤診發生的概率是不小的，但絕大多數情況下，患者本人并不知道，當然也不會曝光。

《醫生的愧與怕 : 情感如何影響醫療》

[美] 丹妮爾·奧弗里 著/ 黃沛一譯

譯林出版社 / 2024-5

醫療體系發展至今，“醫德”早已不足以規范醫護人員行為。因為“醫德”是一個定義極為寬泛模糊的詞，救死扶傷、廉潔、共情、耐心，這些全然不同的人格特質，都涵括在內，但正因其包羅萬象，在現實中由于模糊重點而變得毫無意義。真正的關鍵點是共情：一旦喪失共情，任何可怕的事都可能發生。

何謂共情？那是一種從他人的角度觀察和感受的能力，對醫生而言就是理解病人的感受。 病理學家威廉·奧斯勒曾說：“了解得病的是什么樣的病人比了解病人得了什么樣的病要重要得多。” 然而可想而知，當人與人之間越來越陌生化，醫生越來越忙碌，尤其醫患之間還缺乏信任感之際，要做到這一點顯然是越來越難了。

《醫生的愧與怕》一書強調：“ 共情的基礎恰恰就是認真聆聽病人和她的故事，發自內心地了解病人：她是誰，她的生活，她的得病原因，以及她應對疾病的方式。”醫生越是能真正設身處地，就越可能 可能苦他人之苦，痛他人之痛，病人也對那些具有共情能力的醫生更滿意，服藥依從性越高，康復越快。

然而那只是最理想的情形，在現實中，醫患雙方往往就像是來自兩個世界的人，以至于醫生很難對病人產生共情。更糟的是，醫學生似乎在學醫的過程中喪失了大部分共情能力，很多醫生在與真實的病人有了真實接觸之后，職業理想遭受重挫：

無論醫學生在學校里如何學習——甚至真誠相信——醫學理想、共情至上、醫患關系價值，這些東西都會在他們踏入病房那一刻全軍覆沒。哪怕是最具理想主義的學生也會開始把每一個新入院的病人當作額外的負擔，把每一個病人的需求當作完成工作的又一個阻礙，把每一次與病人的閑聊當作睡眠時間的減少。難怪在臨床醫學的世界中共情會被擊倒，它所需的一切條件似乎都與醫生的日常生存相背離。

60%的美國醫生在職業生涯中都會遭病人起訴，這又反過來讓他們對病人產生戒懼心理。這當然也是人情之常：醫生也是人，整天面對的都是病患和各種壓力，又有幾個人能始終如一地做到“妙手仁心”？坦白說，我們社會對醫生醫德醫風的期待，差不多是圣人的標準。

一個運作良好的醫療體系，不期望每個醫護人員都是圣人，但它必須能防止作惡，至少使之不敢作惡。也就是說，現代的制度規范，并不是追求“上限”，而是確保“下限”不會太低。

然而從劉翔峰的案子來看，湘雅醫院作為公立的三甲醫院，明顯存在監管不力，甚至基本可以說是失效的，連最后曝光都是因為有人舉報其醫風醫德問題才開始介入調查。2021年湘雅醫院還爆出過一起丑聞：副院長龔志成因接受性賄賂，導致陪侍女床上休克而死，事發后被免職。

從這些冰山一角來看，這很難說只是極少數個案，而意味著在這家醫院內部，權力是不受制約的：一個醫生掌握權力之后，可以在醫院這個封閉的小環境里肆意而為。到了這一步，仍然強調空泛的“醫德”而不去強化相應的監管體系，可想是很難奏效的。

現在的問題是：國內也不是沒有監管，然而這種監管卻常常又是“外行管內行”，是一種行政權力對專業領域的干預。其結果，有時嚴厲得出奇，在經費、程序上設置了種種障礙，有時又寬松得離譜，醫生對病人實際上仍握有生殺大權。這個問題眼下看不到解決的可能，因為那實際上需要醫療領域的行業自治。

現代醫療體系的運作，需要一種“委托-信任制”，因為病患及其家屬是“性命相托”，出于對專業的信任，才委托給一個他們原本陌生的專家。在這種情況下，一個“惡魔醫生”會引發巨大的信任危機，甚至會對這種信任造成摧毀性打擊。

一位在南太平洋島國做援外醫療的醫生告訴我：“現在國內人心都很冷漠，而且幾乎每一個患者都是帶著對著醫生的敵意去醫院，所以也不能要求醫生對患者掏心窩子。我在這邊的感覺就是患者真的都很善良，對醫生都非常敬仰，無條件的信任，所以醫生對患者也會很好。我在醫院走路都會有患者對你非常友善的打招呼，在國內那是絕對不可能的，甚至害怕被襲。”

這甚至都不止是醫院的問題了，而是我們整個社會體系的縮影：人與人之間缺乏信任，在傷害性互動中越來越彼此冷漠，盡管看著是現代化了，卻依然指望越來越無效的老一套來約束人們的行為，而相應的制度規范卻遲遲未能建立，于是某些掌握了權力的人在其中得以無所顧忌地行動。當惡行爆出之后，不信任感進一步加劇，真正的問題卻沒有得到解決。

什么時候，我們才能打破這樣一個惡性循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