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所謂野史，即某些作為茶余飯后談資的趣聞軼事，大多與私人生活或個人遭遇相關，因大多與學術造詣或學科建設無關而未進入以說理為主的傳統研究視角。但誰說歷史總是同那些宏大、抽象的觀念，和嚴肅正經的價值判斷相互聯系，它也可以是令人哭笑不得的、倒霉的，或者是珍貴的、使人瞠目結舌的，通過更有意思的傳播學者（或因學科的融合性交織一些社會學者或心理學者）們的人生故事，對某一個人“祛魅”，也許再偉大的學者背后，也有一地雞毛的生活；或是更深刻地理解她/他提出某個理論的原因，為何對一些傳播現象格外關注。

? 歡迎來到《傳播學野史大賞》，請做好準備，來到這群非常具有煙火氣的傳播學者的身旁，狠狠吃瓜！

? 以下內容主要參考《傳播學史：一種傳記式的方法》羅杰斯、《重訪灰色地帶》劉海龍、《傳播學科的奠基：1922-1949》胡翼青、《法蘭克福學派內外》趙明、《社會學芝加哥學派：一個知識共同體的學科貢獻》何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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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ssip Stories^

第一位亮相的嘉賓☆

就是很衰的拉斯韋爾☆

@TuTouSuo ??

?倒霉蛋本蛋！一把火全燒光了。

1938年拉斯韋爾決心離開芝加哥大學前往華盛頓。過去，在芝加哥大學他使用經驗社會研究的方式對宣傳技巧、精神病理學與政治學作出了諸多論著，創建了政治心理學領域，發表過《世界大戰的宣傳技巧》與《精神病理學與政治學》，通過精神分析手段對政治權威領袖進行分析，將弗洛伊德的觀點融入政治學視角。但在1938年，一輛載有拉斯韋爾過去36年大量研究文章、資料的卡車打滑、翻倒并起火，燒光了所有拉斯韋爾過去的重要研究筆記，幾乎斷送了他的政治學生涯。

不過，這一意外也使拉斯韋爾的學術興趣重新集中于正在崛起的傳播學領域上。

?評價拉斯韋爾也太毒了

1946年至1970年，在拉斯韋爾完成美國國會圖書館的戰時傳播研究實驗部主任工作后，他在耶魯法學院讀過了余下的學術生涯。在那里，他出版了大量的學術作品。不過，學者希爾斯對此評價道：“ 出版了許多著作，但是很少增加智慧或知識。”

?出軌后結婚，有過3位妻子。

娶過三位妻子，揚霍達、赫佐格、坎德爾，且都是他社會學研究項目中的合作者或學校中的學生。保羅·拉扎斯菲爾德在維也納大學認識了揚霍達，后者在一次調查研究中幫助其制作研究表格。在持續的相處中，二者很快陷入愛河并結婚生子。從1931年開始，拉扎斯菲爾德應邀前往美國進行馬林塔爾失業研究，1932年他認識了赫佐格，并開始長達兩年的婚外情。1937年，赫佐格與拉扎斯菲爾德一同進行普林斯頓廣播研究，在那里，坎德爾加入了研究團隊，并最終與拉扎斯菲爾德走到了最后。

下圖左邊為保羅·拉扎斯菲爾德。

?霍老師是天才嗚嗚嗚！

霍夫蘭耶魯大學的同事H·凱利評價他是“天才”，即使有再多的工作壓力也從來不抱怨生活或這些研究負擔。而霍夫蘭的學生說：“在我看來，他是最接近天才的人。他能夠從事三種復雜的活動，同時編輯一篇文章、打電話和使用一把計算尺。”霍夫蘭死于癌癥，年僅49歲。

?他參加過第一次世界大戰

生于1890年的勒溫在柏林大學獲得博士學位后，1914年加入德國軍隊，成為一名二等兵，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4年戰斗后，他作為一名佩戴鐵十字勛章的中尉離開了軍隊。

?這人竟然有口吃！

威爾伯·施拉姆因不當醫療事故患上口吃。是的，一位傳播學家有口吃，也許這就是他走向傳播學的契機！（譴責不當醫療！）

?“夸夸其談俱樂部”（Hot Air Club）

施拉姆在衣阿華大學結實了勒溫，并參加了勒溫的“夸夸其談俱樂部”。俱樂部的成員每周都會在衣阿華市的一個名叫“圓窗餐廳”的咖啡館里聚會，討論勒溫的場論。

?寫小說補貼薪水的傳播學者

施拉姆在《星期六晚郵報》上發布一些幻想短篇小說，其角色諸如：有著一臺會飛的牽引機的農夫、一個名叫史密斯的邊區居民擁有的像小船一樣的大篷馬車。1942年，他獲得了歐·亨利小說獎的三等獎，并出版了一本小說《W·史密斯和其他奇談故事》。

我說施拉姆你有這種產糧的熱情，真的干什么都能成功的。

?“爐邊談話”和施拉姆有關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施拉姆成為統計局和戰時新聞局的雇員，并幫助羅斯福總統起草對全國的廣播講話，包括羅斯福著名的“爐邊談話”。

?“約翰·杜威文筆很爛”

在《傳播的文化研究取向》一文的開篇，凱瑞直言“盡管杜威有他的局限性……杜威的文筆很糟”。當然，他并未直接通過自己的嘴巴對其進行評價（這樣未免太過直白），而是借用了其他人的觀點：“用威廉·詹姆斯的話來說，杜威的文筆很糟”。雖然后續凱瑞肯定了杜威觀點的正確性，尤其是對傳播的儀式觀提供的理論基礎，但這樣的評價也蠻直白的了。

害得是咱們凱哥會說話啊！

?彼得斯問：“瞎操心什么學術思想繁榮？”

1959年，貝雷爾森宣告，隨著四大奠基人的離開（去世、學術興趣轉移），大眾傳播作為一個研究領域終將“枯萎死亡”。但施拉姆卻不這么認為，他說他非常忙碌，要參加博士生面試、和各種不同的人員共進午餐、參加國際研討會議。

“我不認為傳播學領域面臨著死亡。”施老師這樣講。

結果約翰·彼得斯不樂意了，他評價施拉姆看起來像是一名新生國家中操著滿口愛國言辭的人，看起來一點不關心學科內部理論的發展，只是建立起了樓宇，卻發現無人居住，成了“鬼城”。

于是彼得斯無不反諷地模仿施拉姆的語氣說：“在傳播學學科建設方興未艾之時，要瞎操心什么學術思想的繁榮？”（是吧，施老師。）

別說，這哥嘴也挺mean。

?公關之父伯內斯與戈培爾

納粹宣傳部部長戈培爾的書架上放著一本名為《透視公眾意見》的書，那正是愛德華·伯內斯的著作。

同時，伯內斯還是著名精神分析學家弗洛伊德的外甥（這關系盤踞得太跨越了）。

?我從不往耳朵里倒！垃！圾！

1937年，阿多諾受拉扎斯菲爾德的邀請前去開始負責普林斯頓廣播研究項目（洛克菲洛基金會贊助）中的流行音樂研究。 阿多諾在廣播研究項目中 “被這種以應用為導向的科學驚呆了”，也被“類似于工廠一樣的研究氣氛” 所震驚，“我對業已進行的研究第一印象是： 完全沒有任何深刻理解的痕跡”。

拉扎斯菲爾德曾乞求阿多諾不要在他的文本中充斥那么多的拉丁文，也不要用如此無禮的話語來寫作廣播業問題，但阿多諾都忽略了這些建議。

?嘴真的mean啊哥

在普林斯頓廣播研究中，為了更好地配合阿多諾的研究分析，拉扎斯菲爾德特地雇用了祖先同為德國人的維貝（雖然其本身是美國中西部人）作為他的助手，并希望維貝為阿多諾提供更多實證主義與地方經驗上的幫助。

61年，阿多諾在他的回憶錄中寫道：“我很久以前曾經有過一個助手，他來自孟諾派教徒血統的家庭，祖先來自德國”“他幾乎無法理解我在做什么。很明顯他有著某種憤恨情緒……在他看來我無可辯駁的是傲慢自大的人。他對歐洲人充滿猜疑。盡管我沒有什么影響，與社會特權也沒有關系，他還是覺得我是某種利用他人的小人。”

而拉扎斯菲爾德作出的評價是：“阿多諾只認為維貝是非常低級的人。”

?我的爹！這句話是mean爺寫的。

“奧斯維辛之后寫詩是野蠻的”。 這句話來自西奧多·阿多諾。

一個社會的極權程度越高，精神的物化程度就越嚴重，而精神單靠自己逃離其物化的嘗試也就越自相矛盾。就連最極端的末日意識也有淪為茶余飯后之閑談的危險。文化批評發現自己面臨著文化與野蠻之辯證法的最后階段。奧斯威辛之后寫詩是野蠻的。這甚至侵蝕到這樣一種認識：為什么寫詩在今天已變得不可能了。絕對的物化曾把智識進步預設為自己的要素之一，如今卻有吸收整個精神的架勢。如果批判精神(critical mind)將自己局限于自我滿足的沉思之中，它就無法應對這種挑戰。（《文化批評與社會》）

在結束流亡生活后，阿多諾返回聯邦德國，卻發現在極權主義的文化控制之下，任何詩意的、藝術的、文化的內容都被侵蝕殆盡。大眾文化與資本主義世界的物化與異化無法逆轉，啟蒙的結果是大量的被嵌入于消費與生產中的個體，是面對著膚淺無聊的文化娛樂產品大呼過癮的公眾。

?不就吃了頓飯嗎！

1941年11月23日，羅伯特·默頓夫婦與拉扎斯菲爾德和赫佐格在曼哈頓的寓所共進晚餐。期間，他們相談甚歡，并繼續到俄國茶室吃魚子醬，談論那些已然成為美國主流社會研究的廣播項目，以及戰爭的走向。默頓在事后回憶起來時如此說道：“我去吃飯，然后呆了35年，這一切就是這么發生的。”

?其實三婚哥人也挺好的…

在普林斯頓廣播研究中與阿多諾的合作失敗后，拉扎斯菲爾德將這方面的責任完全歸咎于自身，“由于我在普林斯頓項目的不同部門承擔任務，使得我沒能為最初給阿多諾設定的目標投入必要的時間和精力”。

后來，當阿多諾和他的伯克利團隊一起寫出《權威人格》時，拉扎斯菲爾德更加篤定那次的合作并非絕無實現的可能性。如果阿多諾能夠作出如此優秀的定量研究，那些對于權威人格，尤其是法西斯人格的分析如此精辟，批判的力度與思辨的深度毫不亞于他們曾經一起做過的廣播研究。于是，拉扎斯菲爾德想到，或許是自己的團隊未能為阿多諾創造更多的研究環境。

?施老師不喜歡過氣的人，謝謝。

為了給新興的大眾傳播學研究提供歷史積淀，施拉姆在《美國傳播研究的開端》中將拉斯韋爾、拉扎斯菲爾德、勒溫（盧因）、霍夫蘭四人稱作是“傳播學四大奠基人”。

羅杰斯這樣評價施拉姆的舉動：“（比起已經身處傳播學領域的學者）他更愿意通過聲稱現存社會科學或行為科學中那些受人尊敬的人物實際上是他的同事的途徑，來賦予傳播學以合法性。”（即通過已經成名的學者為傳播學賦魅）

南京大學胡翼青教授在《傳播學科的奠定》中寫道，相比于具有精英管理主義意識的李普曼來說，杜威在施拉姆那里便是一位過氣的學者，不僅從學術層面上與美國主流傳播觀念大相徑庭，從研究方法上也不符合科學量化的實證主義分析。因此施拉姆堅定地在“李杜論戰”中站在李普曼一邊，并將其納入傳播學研究的主流視角中。

?又是“蛐蛐”施老師

“從20世紀40年代末以來，有些社會科學家緊盯著研究經費和學術地位，一心想擠進與冷戰事業相關的行列中。施拉姆即是其中之一。如果用一句話來概括施拉姆的一生，那么可以說是，借助二戰和冷戰期間為國效力的契機，為把自己擠進權重一時的主流行為科學家之列，為把傳播學塑成一門具備合法性的行為科學而奮斗不息的一生。”她還認為，施拉姆的學術成果都是些“御用作品”。（學者伍靜）

?死于黎明前的本雅明

1940年9月26日，在躲避納粹而持續逃亡的過程中，本雅明服用了大量的嗎啡去世。在他本應該從法國去往西班牙的路途里，德國秘密警察認為他的證件有可能是偽造的。而在他去世的第二天，這份證件被認為是有效的，并準許他進入西班牙——這是他前往美國的必經之路，那里，霍克海默已為這些德國好友準備了一切安頓下來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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