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大學研究生和重慶鄉鎮基層公務員你會選哪個?”
這個問題如果在10年前,估計所有人都會選擇去香港大學讀研究生,但是放在現在,恐怕有一半以上的都會和林悅的選擇一樣——去鄉鎮當公務員。
這些年,隨著就業壓力越來越大,更多的大學生都會選擇畢業時去考研,考完研就去考公,這仿佛成了每一個大學生的“宿命”,年輕人都只有一個想法——“鐵飯碗,真的香。”
林悅是四川人,211大學建筑專業的畢業生。誰能想到,當年風光無限的熱門專業,五年本科讀下來,到了畢業時卻成了眾人眼中的“天坑”。
房地產行業的輝煌早已成為過去式,設計院里降薪、裁員的消息在網上刷屏,甚至連她實習時的部門領導都私下勸她轉行。
面對這樣的現實,林悅的選擇并不算離奇。她不是一個人在戰斗,而是代表了無數被時代裹挾的年輕人。
他們在大學里寒窗苦讀,滿心以為學歷是敲開高薪職場的金鑰匙,結果卻發現,所謂的“金鑰匙”在如今的就業市場上連把鎖都撬不開。
2020年,疫情像一記重錘,砸碎了年輕人對未來的幻想。就業市場風云突變,大廠裁員、行業萎縮,曾經被捧上天的名校光環變得黯淡無光。
考研成了許多人的避風港,報名人數一度飆升,仿佛讀個碩士就能讓人生重啟??佳械臒岢边€沒持續多久,就開始冷卻。
2024年,考研報名人數首次下降,2025年又減少了50萬,跌到388萬。而公務員考試的報名人數卻像坐了火箭,2024年突破300萬,2025年更是達到340萬,創下歷史新高。
鄉鎮公務員的崗位,競爭比動輒1:200,甚至超過了名校碩士的關注度。林悅的選擇,不過是這股潮流中的一朵浪花。
為什么年輕人如此熱衷于考公?答案簡單得讓人想笑:穩定。兩個字,沉甸甸地壓在每個畢業生的心頭。
名校碩士的學費動輒二三十萬,畢業后還要在一線城市里為房租和生活費苦苦掙扎,稍有不慎就可能被35歲的職場危機掃地出門。
而鄉鎮公務員,雖然工資不高,工作繁瑣,卻能讓人睡個安穩覺。
林悅算過一筆賬:去香港讀碩士,一年開銷超過30萬,兩年后可能還得從頭開始找工作;鄉鎮公務員崗位,月薪7000,生活成本低,五年下來能攢下30萬。
更重要的是,她能早點承擔起家庭的責任,減輕父母的負擔。這種選擇,乍看之下像是向現實低頭,細想卻是一種赤裸裸的理性。
那些站在道德高地上指指點點的人,總是喜歡用“短視”來批判林悅們的選擇。
他們振振有詞地說,學了那么多知識和文化,結果卻去搶鄉鎮公務員的幾個名額,簡直是暴殄天物。
這些人哪里懂得如今的就業壓力?他們大概沒見過大學畢業生投出幾十份簡歷卻石沉大海的絕望,也沒體會過高學歷者在面試時被挑來挑去像菜市場白菜的屈辱。
建筑專業的沒落只是冰山一角,全國高校的建筑類專業在2024年減少了17所,招生規??s減6.1%,甚至連學制都從五年壓縮到四年。
林悅的同學們,有的跨考地理學,有的轉攻馬克思主義哲學,只為在高校當個輔導員或者擠進國企。這不是短視,而是被現實逼得無路可走。
考公熱潮的背后,還有一群笑得合不攏嘴的贏家——培訓機構??佳休o導班的生意還沒來得及冷卻,考公培訓班就如雨后春筍般冒了出來。
中公、華圖、粉筆,這些名字成了考生們的“救命稻草”。一個普通的考公培訓班,動輒幾萬元,貴的甚至四五萬起步。
更有甚者,還推出“協議班”,先交幾千塊,考上再補幾萬,簡直是穩賺不賠的生意。2025年,考公培訓市場的火爆程度已經讓考研機構望塵莫及。
曾經在北京CBD租下整層寫字樓、雇傭一堆博士當輔導老師的考研機構,如今門可羅雀,而考公培訓班卻門庭若市。
白燁,一個曾經的考研輔導老師,搖身一變成了考公培訓的“個體戶”,在全國各地跑場子,賺得盆滿缽滿。他甚至計劃在東北開一家自己的考公機構,準備在這股熱潮中再分一杯羹。
鄉鎮公務員的崗位,如今早已不是“低學歷者”的專屬。林悅的同事中,本科生、研究生一抓一大把,甚至不乏名校出身的高材生。
浙江的張悠然,985本碩連讀,畢業后卻一頭扎進了選調生考試,參加了五場考試才終于“上岸”。
她坦言,建筑行業的悲觀情緒讓她不敢再冒險,考公成了她唯一的出路。
宋雨微,國貿專業的畢業生,考研失利后轉戰考公,瞄準了浙江煙草局的崗位,只因為聽說那里福利好,公積金一個月就有9000塊。
這些高學歷的年輕人,擠破頭也要搶一個鄉鎮崗位,背后是他們對不確定未來的深深恐懼。
考公的熱潮并非沒有爭議。那些高談闊論的人總喜歡用“浪費人才”來形容這種現象。
他們覺得,名校的碩士學位代表著更廣闊的視野和更專業的知識,放棄這樣的機會去鄉鎮處理瑣碎的行政事務,簡直是對教育的褻瀆。
可他們忘了,如今的就業市場早已不是十年前的模樣。林悅的港大學長告訴她,建筑專業碩士畢業后,留在香港的不少人最后去賣保險,回到內地的也大多在備考公務員。
體制內的前輩更是直言不諱:讀了碩士再考公,對晉升幫助不大,直接“上岸”才是王道。這種赤裸裸的現實,逼得年輕人不得不低下高傲的頭顱。
進入體制內后,林悅的內心卻并不平靜。她知道自己不是那種甘于平淡的人,體制內的生活就像一潭死水,讓她隱隱感到不安。
江韻,另一個“上岸”的年輕人,進入體制內三年后,依然在為自己的選擇感到迷茫。
她從武漢的建筑公司辭職考回了家鄉的教師編制,卻發現工作強度比私企還高,而她的收入卻低得可憐。
她被派到鄉鎮支教,一個人身兼語文、數學、音樂、勞動老師,忙得焦頭爛額,卻看不到職業前期盼的職業成就感。
體制內的穩定,換來的卻是日復一日的單調和看不到盡頭的晉升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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