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特朗普怎么在國際上作妖，只要是不損害我國的利益，我國對他都是置之不理的，并且與此同時還將多次在國際上做出一系列的大事。

6月，七國集團（G7）峰會在加拿大魁北克尚普蘭湖畔的費爾蒙酒店舉行，中東戰火未熄，總統特朗普作為美方特殊代表重返國際政治舞臺中心。

當特朗普在6月8日上午10時17分的工作會議中，面對圍坐的各國領導人拋出一句“何不邀請中國和俄羅斯進來？讓G7變G9”時，會場直接變得鴉雀無聲。

加拿大外長梅拉妮·喬利被鏡頭捕捉到左手無意識地轉動鋼筆，這一提議的突兀性與潛在顛覆性令現場陷入短暫凝滯。

與此同時，遙遠的亞洲傳來了好消息，中國與東盟十國在歷經二十余年磋商后，于5月31日越南河內正式達成《南海行為準則》框架協議，這以協議的達成重新改寫了亞洲的外交局勢。

G7會場一片寂靜

魁北克峰會籠罩在加沙沖突與烏克蘭危機的雙重陰影之下，作為輪值主席國，加拿大意圖將此打造為“協調應對全球危機之錨”，安保等級升至近十年峰會之最。

特朗普的抵達殲原本的會議進程完全打亂了，在6月8日工作會議上，當討論觸及“如何應對非G7大國影響力擴張”時，特朗普直言。

“這個俱樂部看起來有點過時了，中國，還有俄羅斯，他們的經濟體量、政治影響力就在那里，假裝看不見解決不了問題，讓它們加入，變成G9，或許更實際。”

此話一出，會場頓時陷入一種緊繃的安靜，據知情外交官透露，會議現場的國際卻持有不同的意見。

德國總理奧拉夫·朔爾茨隨即以“需基于共同價值與規則基礎”回應，語調克制但立場鮮明，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則強調“現有框架協調效率的重要性”，委婉表達了保留態度。

這一提議背后，其實還是展現出了G7機制自身的深層困境，誕生于1975年經濟危機時期的“富人俱樂部”，其全球經濟權重已從巔峰時的約70%滑落至不足40%。

新興市場國家群體性崛起，尤其是中國在制造業、貿易與科技領域的全面挺進，使G7主導全球議程的能力遭遇結構性挑戰。

特朗普看似離經叛道的“G9”構想，實則是G7內部對自身影響力相對衰落的自我認知。

中國外交新突破

當G7會場為“擴容”爭論不休時，亞洲卻傳來了好消息，5月31日，越南河內東盟峰會現場，中國與東盟十國外長共同簽署《南海行為準則》框架協議。

這份耗時二十二年、歷經無數輪專業磋商與政治博弈的文件，為管控南海這一全球關鍵航道潛在沖突確立了關鍵支柱。

協議核心聚焦于現如今的三大問題，建立覆蓋整個海域的海上緊急事態外交高官熱線網絡，確立具有法律約束力的“海上意外相遇規則”以及構建年度聯合海上搜救與災害響應演習機制。

該協議突破性意義在于其覆蓋地理范圍與參與方的完整性，將整個南海海域及所有沿岸國行為納入統一規范框架，結束了區域內長期存在的規則“碎片化”狀態。

作為全球近三分之一海運貿易的咽喉要道，南海局勢穩定關乎世界經濟命脈，協議通過建立可預測的危機管控機制，顯著降低了因誤判引發軍事沖突的風險系數，為地區國家聚焦合作與發展創造了珍貴空間。

從G7到世界新秩序

特朗普的“G9”提議與中國-東盟里程碑協議的達成，好像是一面鏡子一般，將現如今國際經濟政治格局的變遷展現出來。

G7內部對特朗普提議的冷淡反應揭示了一個根本性矛盾，該集團的核心凝聚力仍深植于共享的政治制度和價值理念。

驟然納入體系迥異的中俄，非但不能增強其行動力，反而可能導致決策機制徹底癱瘓，特朗普的設想，本質上是將代表不同文明體系與發展道路的主要強國強行塞入一個基于西方戰后秩序構建的封閉俱樂部，其內在張力注定難以調和。

法國國際關系研究所報告尖銳指出，“這更像是一種面對復雜多極世界時推卸領導責任的姿態，而非具有操作性的戰略設計。”

反觀中國-東盟南海協議，這一協議的簽訂恰恰源于對區域復雜現實的務實承認與漸進治理。

它不尋求輸出單一模式或價值觀，而是聚焦于沿岸國共同關切的航道安全、資源開發與危機管控等具體領域，通過建立規則和信任來降低沖突風險、積累合作動能。

這種以解決問題為導向、尊重多樣性的區域治理路徑，在動蕩的全球局勢中展現出獨特的韌性與吸引力。

魁北克湖畔關于“G9”的爭論尚未平息，世界已敏銳感知到權力重心的位移，特朗普的提議，無論其動機如何，終究像一面鏡子，映照出西方主導的排他性俱樂部在全球治理中的力不從心。

而在南海之濱，十國代表落筆的沙沙聲卻似重錘擊打于國際政治的地殼之上，它宣告了一種更包容、更務實、扎根于共同利益與區域現實的多邊合作模式正在亞洲開展。

結語

亞洲這樁大事落定，為世界提供了超越舊有圈層的新可能，未來的答案，或正蘊藏在這片海疆的波瀾不驚之中。

信息來源：
《以色列伊朗沖突加劇，中東危機緊張，特朗普提前離場G7峰會！關稅博弈未果，烏克蘭問題擱置全球局勢再添變數》——和訊網
《特朗普縮短其G7峰會日程提前回國，加拿大總理：完全理解》——京報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