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強 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教授

在冷戰時期，自由主義理論出現過幾次較大的理論運動，或曰提出過一些具有鮮明時代特征的口號或理論。它們包括：

1. 極權主義理論

冷戰時期自由主義對西方陣營的最大貢獻恐怕是發明了“極權主義”（totalitarianism）這一概念，并將這一概念普及化、國際化。實踐證明，這一概念在冷戰中發揮了巨大的作用?！皹O權主義”這一術語的最早淵源似乎可以追溯到20世紀20年代。墨索里尼最早用這一術語描述意大利法西斯主義的目標與性質。在意大利法西斯主義的意識形態中，這一概念意味著對整個社會的全面（total）改造與全面（total）控制，創造一種全面的生活觀念以及一個有機統一的國家與社會。

自由主義（第四版）

李強 著

上海三聯書店

2025年4月

法西斯主義的批評者很早就認識到法西斯主義實質上是在追求一種極權的統治，企圖實現一個極權的社會，這種社會與自由主義者所鼓吹的多元主義社會是完全對立的。隨著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許多自由主義者開始將極權主義政治看作是一種全新的政治。這種政治不同于傳統的權威主義政治。它以某種全面的意識形態為基礎，以動員并組織大眾為手段，完全否定個人的自由、獨立與創造性。對這種全新政治的分析與描述構成二戰之后若干年內自由主義著述的重要內容。許多自由主義者從歷史的、分析的、比較的角度集中討論所謂極權主義問題，其中最有代表性的當屬以下著作。

卡爾·波普的《開放社會及其敵人》（1945）是一部自由主義的力作。波普將極權主義政治的歷史與理論淵源追溯到柏拉圖與黑格爾。這種政治的特征是封閉性、一元性與整體性。它與方法論的個人主義完全對立，與多元主義勢不兩立，與自由觀念水火不容。波普盡管并未強調極權主義這一概念，但他所謂開放社會與封閉社會的對立卻變成了自由主義批評極權主義過程中的重要口號。

另一位對極權主義理論有重要貢獻的是美國德裔政治學家漢娜·阿倫特（1906—1975）。在嚴格意義上，阿倫特不是一個自由主義者。她的理想是古希臘的共和制度，她對自由主義的批評可以與今天社群主義對自由主義的批評相媲美。但是，阿倫特的《論極權主義的起源》（1951）為自由主義批評極權主義提供了重要的理論武器。在這部著作中，她明確提出，納粹主義與斯大林主義代表了一種全新的政府形式。這種政府與傳統的壓迫性政府迥然不同。極權主義的目的是對內全面控制與對外征服。極權主義的真正特征是意識形態與恐怖?？植赖哪康牟粌H僅是為了消滅反對派，也是為了實現極權主義的意識形態，實現歷史規律所指明的目標。

阿倫特的著作引起相當大的爭議。除了其他爭議外，她把納粹主義與斯大林主義混為一談激起諸多左派人士的不滿。不過，阿倫特只不過是較早地將納粹與斯大林主義等同的理論家。在隨后關于極權主義的討論中，這種等同幾乎成為普遍的現象，而且在不少人那里，對極權主義的分析具有比阿倫特更強烈的意識形態色彩，更少的理論學術意義?？枴じダ锏吕锵ｊP于極權主義的分析便是如此。

像阿倫特一樣，弗里德里希也是一位移居美國的德裔政治學家。他曾出版過許多頗有見地的關于憲政主義、民主以及國家的著作。但不幸的是，這些著作的影響只限于狹小的學術圈內。而確立了弗里德里希在二戰之后政治意識形態領域地位的則是他在闡述、普及極權主義這一概念中的貢獻。1953年，他組織了美國人文與科學學院關于極權主義的學術會議，試圖界定極權主義的概念。1956年，他與后來曾擔任美國國家安全顧問的布熱津斯基合作，出版了在極權主義理論發展史中至關重要的著作《極權主義專制與獨裁》。在這部充滿冷戰意識形態色彩的著作中，作者將極權主義的特征概括為五個方面。它們是：官方意識形態，惟一的群眾性政黨，近乎徹底的對強制權力的壟斷，對大眾傳播媒介的壟斷，以恐怖手段對身體與心理的系統控制。這部飽含智慧與偏見的著作構塑了西方冷戰時期幾代人的思維。作者對極權主義的分析過多地著眼于這類政治的行為模式，著眼于批評極權主義制度，著眼于冷戰的現實需要，對極權主義作為一種獨特的制度模式缺乏學理的分析。在這一點上，弗里德里希甚至比不上他在德國的理論前輩。譬如，他對極權主義國家制度的分析比魏瑪共和國時期的保守主義者卡爾·施密特顯然遜色得多。關于施密特，我們將在后面討論自由主義的批評者時有所涉及。當然，我們將主要討論他對自由主義的批評。至于他的學說中某些可能引申出自由主義結論的觀點，如全能國家的概念，恐怕有待于專文論述了。

2. 對烏托邦主義的批評

為了探討極權主義的思想淵源，自由主義者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對所謂烏托邦主義展開了批評。本來，批評烏托邦，強調人類社會的歷史性與傳統性是保守主義的基本特征。著名的保守主義者柏克在批評法國大革命時，攻擊的主要目標就是法國大革命的烏托邦色彩。在柏克眼里，法國的革命家忘記了一個最基本的事實：社會制度、政治制度、經濟制度、法律制度并不是人們可以根據某種烏托邦式的理念隨意改變的，恰恰相反，它們是歷史的產物，是傳統積淀的結果，是一個包含著現代人及其祖先與后代的共同體的公共財富。柏克批評的對象不僅包括二戰后被視為激進主義鼻祖的盧梭，而且也包括盧梭之前的自由主義者。

值得指出的是，二戰之后，由于對極權主義的恐懼，自由主義開始重新審視歷史上的保守主義思想家。哈耶克赫然將柏克列入自由主義先祖的殿堂，這與其說明柏克的思想中包含有自由主義色彩，倒不如說二戰之后自由主義理論中包含著以前被視為保守主義的因素。最能說明這一保守主義因素的是對烏托邦主義的批評。

在批評烏托邦主義的作者中，塔爾蒙（J.L.Talmon）的名字值得一提。這位以色列的猶太政治學家嚴格說來是一個保守主義者，而不是一個自由主義者。但是，正如我們在二戰之后自由主義發展的歷史中常常發現的那樣，保守主義與自由主義的融合并不是絕無僅有的。從波普、哈耶克到伯林、塔爾蒙，哪一位理論家不是二戰后自由主義的主要理論家，而哪一位理論家的學說中又不包含從前被認為屬于保守主義的因素？

塔爾蒙在其著作《極權主義民主的起源》中，描繪了自18世紀以來同時并存的兩種民主傳統：自由主義民主與極權主義民主。這種區分大致沿襲了自貢斯當以來的自由主義傳統。塔爾蒙的獨特貢獻在于，他將極權主義民主與一種烏托邦主義的思維方式聯系起來。他用“政治救世主義”（political Messianism）的概念來稱謂這種烏托邦主義。其主要特點包括：第一，它認為有一種先定的、和諧的、自然的、完美的社會秩序，人類必然向這種社會演進并將最終達到這一社會。第二，它賦予“政治”相當重要的意義，把實現千年理想王國的希望寄托在政治身上。這既意味著依靠政治動員、政治運動、政治革命摧毀舊的制度，也意味著依靠政治的號召力與組織力量建設新的烏托邦制度。第三，它對政治的理解不是實用主義的、就事論事的，而是全面的、宏觀的，它認定所有事物之間都是互相聯系的，任何政治問題的解決都與某些根本問題的解決密切聯系。J.L. Talmon，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 Democracy， London: Sphere Books Limited， 1952.同時參見，毛壽龍：《盧梭、雅各賓派與民主的歧變》，《公共論叢》，第一期（1995）。

3. 意識形態的終結

鑒于自由主義者將極權主義的主要特征之一歸結為意識形態，冷戰時期自由主義者便致力于將自由主義本身描述為非意識形態化的，甚至是反意識形態化的。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不少自由主義者甚至主張結束意識形態化的政治，使政治成為理性的、現實的與經驗主義的。一些著名的社會學家和政治學家，如丹尼爾·貝爾（Daniel Bell）、愛德華·希爾斯（Edward Shils）、漢娜·阿倫特（Hannah Arendt）、雷蒙·阿?。≧aymond Aron）等在這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

這些學者的重要貢獻之一是將“意識形態”作了較為狹窄的界定。他們將意識形態與價值觀、世界觀、宗教信條等加以區別，強調意識形態是一套系統化的、具有內在統一性的思想體系。用席爾斯的話來說，“與其他信仰模式相比較，意識形態是高度系統化與內在統一化的”。這種意識形態是全面的、系統化的、無所不包的。它既包含關于人類社會與自然界的解釋，又包含對個人、社會、國家行為的規范性規定，具有強烈的政策與實際導向。這種意識形態具有強烈的封閉性，那些接受了某種意識形態的人會拒絕接受意識形態模式以外的任何證據、任何經驗。這種意識形態是相當嚴格而僵化的，它比一般價值觀、世界觀與信條更傾向于抗拒創新。

在很大程度上，這些學者對自由主義的貢獻與烏托邦的批評者們有異曲同工之妙。二者的批評對象都是馬克思主義與形形色色的激進主義。在批評激進主義的過程中，他們強調經驗主義與懷疑主義的重要性。在這一點上，二戰以后的自由主義與傳統的保守主義似乎更為接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