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藝伎回憶錄》講述了一名年僅9歲的日本女孩小百合被父母賣到藝伎館從此掙扎在花街中的悲劇故事。

即便這部電影口碑褒貶不一，但無法否認的是，其扯下日本藝伎行業的遮羞布，打破“藝伎是一份傳承日本傳統文化的高貴職業”的光環。

日本人向來對自家傳統文化擁有極高認同感與自豪感，《藝伎回憶錄》讓他們感到十分冒犯。

當時日本頂流藝伎巖崎峰子為了挽回世人，特別是歐美人對日本傳統文化的印象，特意出了一部回憶錄，以她的親身經歷，講述真正的“藝伎回憶錄”。

哪怕她在書中用盡各種華麗形容，講述自己祖上出身如何高貴、渲染藝伎精通茶道、花道、日本舞蹈等日本傳統文化，但終究還是無法改變日本藝伎的本質——攬客。

性服務、性剝削、性虐待是藝伎行業長期存在的潛規則，只不過素來以一種巧言令色的方式，將其美化為“水楊儀式”，以傳承日本傳統文化為明目，忽悠歷代不諳世事的日本少女獻祭，只為滿足日本“高質量”男性的需求。

“舞伎，就是日本現代的奴隸。”

6月5日，前舞伎桐貴清羽與全女律師團隊在東京永田町召開記者會，要求日本政府徹查藝伎舞伎行業涉及強迫未成年飲酒、強迫未成年提供性服務、不支付工資等惡劣現象，以及重新審視日本的“款待”文化。

“因為舞伎沒有人權，所以我辭職了。”

今年25歲的桐貴清羽以她的親身經歷，講述了一個當代的“藝伎回憶錄”，證明現實生活遠比藝術作品殘酷壓抑。

初中畢業后的桐貴，從2015年至2016年，成為了京都花街上的一名舞伎。在為期1年3個月的舞伎生涯中，年僅16歲的她被迫陪酒，幾乎每天都要喝到凌晨12點，她被一眾油膩男灌酒、性騷擾，甚至被迫與他們共浴（哪怕自己極力掙扎逃跑）。

“客人經常會從身八口（和服側身、靠近腋下的開口部分）、以及和服下擺，伸進手來侵犯我的身體。”

桐貴當時還只是一個未成年的孩子，與比自己爸爸還要年長的男人出去，總是會被對方性騷擾。在車里想要牽手、在電梯里想要強吻，還有很多人故意將手伸進她裙子下擺里，也有人變態得要摸她的腳。

“在我印象中，舞伎是純真無邪、什么都不知道的孩子，但不知從什么時候，舞伎就成了日本男人的性對象。”

在大多數客人心中，舞伎，與名車、腕表沒什么兩樣，只是一件物品，用以彰顯自身的社會地位以及財力。

客人大多數都是有頭有臉的人，比如政客、企業高管、和尚。

桐貴坦言，她經常會以舞伎的妝造，作為這些客人的旅伴，游覽日本全國，出入的都是高檔地方。對于像她這種出身小地方的平民女孩而言，一開始這些經歷的確會讓她感到新鮮甚至眩暈：明明在幾個月前，她還是一個在象牙塔里的初中生。

但久而久之，她卻對此深感厭惡：舞伎，就是一個性符號。除了極少個別受歡迎的人氣藝伎、舞伎之外，當客人提出性服務時，大多數藝伎舞伎只能忍受，不能拒絕。絕大多數客人都會威逼利誘像她這樣的舞伎，提供性服務，比如“共浴”就是暗語。

桐貴印象最深刻的一次，就是客人裹著毛巾強拉她去共浴，幸好當時有前輩出手相救。但這次過后，她再也沒有那么幸運，無人救她，哪怕她極力掙扎逃跑，最終也會被拉下水。

共浴是日本“花街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除了共浴，這些人模狗樣的客人還盛行一種詭異變態的游戲，藝伎舞伎比拼玩彈珠游戲，獲勝者的獎勵就能清洗他們的下體…

由于這個游戲實在過于惡俗，因此桐貴決定要辭職。然而辭職并沒有那么容易，她必須向茶屋支付高達3000萬日元的賠償金。如果她無力償還，必須接受“花街文化”又一重要組成部分——“丈夫制度”。

“舞伎就是日本現代社會中，被壓榨剝削、被肆意販賣的奴隸。”

舞伎一入門就必須與茶屋（雇傭她的店家）簽訂不平等買賣合同，承擔由茶屋設定的債務。如果想要辭職不干，就必須繳納高昂的“贖身費”。

如果舞伎無力償還，必須接受“丈夫制度”，無條件跟隨服從茶屋推薦的“金主”。

“丈夫制度”，也就是客人與店家之間簽訂的“情婦合同”，金額一般在300萬日元至6000萬日元之間，由客人出資“承租”指定的藝伎舞伎，全程不需得到藝伎舞伎本人同意。

桐貴不僅要辭職，她還拒絕接受“丈夫制度”，因此她被“媽媽”（茶屋店主）吼叫責打：

“你一點都不適合傳承如此高貴的日本傳統藝術！你就是一個廢物！膽小鬼！”

桐貴是幸運的，因為“媽媽”實在是過于生氣，所以最終她只是被連夜趕走，并沒有支付高額賠償金。

桐貴透露，像她這樣的經歷，是大多數舞伎的真實生活。

她們在承受客人的性騷擾的同時，還要長期慘遭茶屋的壓榨剝削。茶屋獨吞客人的高額打賞，她每月到手工資為0，茶屋每月僅向她發放零花錢2萬日元至5萬日元（約合1000元至2500元人民幣）。

這筆零花錢需要維持日常妝造以及生活用品，比如專用演出白粉、衛生巾、寫給客人的感謝信，這些都得自掏腰包。每月基本上沒有任何余錢。

“舞伎不是職業，而是一種鍛煉身心的修行。”

15、16歲當舞伎，是再正常不過的事情。她們一入門就被茶屋如此洗腦，認為自己從事的是一份高貴無比、傳承日本文化的職業。

出身日本小地方的桐貴自幼就對演藝事業充滿憧憬，她的原生家庭極為復雜，父母在她很小的時候就離異了，由單親媽媽將她與姐姐帶到大阪獨自撫養長大。

為了免受校園霸凌，在媽媽的鼓勵支持下，桐貴在小學二年級的時候成為了大阪當地小有名氣的童星。后來卻因被東京某事務所社長性騷擾，而被迫休養一年。初中畢業前后，媽媽某位朋友建議從小練習日本舞的她嘗試成為舞伎。

“與其讓孩子上高中，還不如讓她去當舞伎。”

這句別有用心的建議，徹底扭轉了桐貴的人生。

喜歡日本歷史文化的桐貴自然對舞伎行業的黑暗略知一二，媽媽也是這么認為的。但當時為了減輕媽媽獨自養家的經濟負擔，桐貴還是決定去當舞伎，于是開始學習“京言葉”（京都方言）。

初中畢業后，年僅15歲的桐貴獨自去了京都，通俗而言她成為了舞伎行業的“練習生”（仕込みさん），在正式出道前學習專業用詞、練習舞伎專屬舞蹈，并逐漸從練習生進階為資深練習生（芋ダサい），也就是那些開始接觸舞伎造型、身穿舞伎服飾、練習舞伎妝容的女孩。

桐貴直言，舞伎的裝束本身就會給舞伎本人的身體帶來巨大的負擔。專用的涂白染料本身對人體就有害，梳好的發型不能洗，睡覺時只能枕高枕頭，久而久之就會有頭皮屑，有時候蟲子也會鉆進去。不少舞伎都會有禿頭的煩惱。

畫上舞伎妝容、身穿舞伎服飾，桐貴不得不隱藏真實的自己，在客人面前時刻扮演好一個千人一面的“合格舞伎”：溫順優雅、萬事服從；除了美麗矜持，毫無任何情緒波動。

“扮演舞伎，比我以往任何一場演出都要辛苦艱難。除了洗澡睡覺之外，我都不能回到自己的真實生活中，一直都要扮演‘舞伎’這個角色。”

舞伎的行業有著嚴苛的上下級關系。對于前輩、媽媽（店主）、以及客人，一定要服從，哪怕對方將黑說成白，都必須笑瞇瞇地認同。

哪怕自己只有16歲，還要被迫陪酒，每晚的酒量都很大。在酒局上，不能吃太多東西，如果自己接連夾菜吃，會被客人批評“一點都不可愛”。

舞伎每月只能休息2次，一天最多只能睡4個小時。

這個行業設有所謂的“奉公期”，比如出道6年，奉公期為3個月，也就是義務出演，在這3個月里白打工，既不能辭職，也無法得到任何“零花錢”。

過了舞伎的服役期，就能去“置屋”，晉升為藝伎。從這時開始就能自己選擇工作以及獨立生活。不過要成為藝伎并沒有那么容易，必須自己出資做全新的和服以及買2個均價在100萬日元以上的假發。

為了置辦行頭，背負債務的藝伎并不少。想要辭職不干，還得支付天價的“違約金”，即便雙方并未簽訂具有法律效力的合同。如果表現不好，還有可能被要求支付數千萬日元的賠償。

因此有很多藝伎最終被迫走上絕境，她們或是患上精神疾病、或是舉債無力而自我了斷。抑或是在服侍客人的過程中，懷孕墮胎。她們大多數都是憧憬藝伎之夢，卻最終被這個夢所殺死。

2022年，她開始在網上揭露舞伎行業不為人知的黑暗面，她不僅被網友抨擊抹黑日本傳統文化，還受到了人身威脅。

時任厚生勞動大臣后藤茂之曾回應過此事：“為藝伎與舞伎提供一個適當的工作環境，對于日本傳統文化的發展很有必要。”

即便受到威脅，桐貴清羽都沒有停止為藝伎舞伎們尋求公平對待的腳步。

2024年，她向“聯合國消除對婦女歧視委員會”提交了相關報告，并于今年1月，將這個問題為藍本創作了一本漫畫，以便讓更多人意識到這個問題。

日本律師岸松江以及伊藤和子指出，按照桐貴清羽的講述，那么這些雇傭藝伎舞伎的店家，不僅違反了日本勞動標準法、兒童福利法等多項法律規定，還涉及雇傭童工、販賣人口、強迫勞動等違法行為。

律師認為，舞伎就是日本的現代奴隸，此類在國際社會上必須根除的頑疾竟然仍在日本社會中長期扎根，并披上“日本傳統文化”的保護傘，簡直是無法想象。因此，改變藝伎舞伎的行業現狀，是迫在眉睫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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