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 (1899.1-1935)，原名瞿雙，后改名瞿霜、瞿爽。江蘇常州人，是常州三杰之一。他１９３５年２月２３日在福建被捕，６月１８日在長汀英勇就義，年僅３６歲。他是中國共產黨早期主要領導人之一，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卓越的無產階級革命家、理論家和宣傳家，是中國革命文學事業重要奠基者之一。

毛澤東同志高度贊揚他說：“在革命困難的年月里堅持了英雄的立場，寧愿向劊子手的屠刀走去，不愿屈服。他的這種為人民工作的精神，這種臨難不屈的意志和他在文字中保存下來的思想，將永遠活著，不會死去。”

瞿秋白同志首先是點亮思想的“播火者”，他讓“天書”變成人話。早期那些馬列著作，對多數我國的人來說就像是天書。瞿秋白硬是啃下來，用當時人能聽懂的話，寫成文章、編成教材（像《社會科學概論》），把這些革命道理掰開了揉碎了講清楚。他就像個“翻譯官”，把外面先進的思想火種，成功引進了中國這片干渴的土地。

他讓大家看到理論不是擺設，他絕對不是光會念經的書呆子。他努力把馬列主義跟中國當時那個爛攤子（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具體情況聯系起來，琢磨中國革命的特殊道路。雖然有些想法后來被證明不完全對路（比如對革命形勢的判斷），但這種“理論聯系實際”的嘗試本身，就為后來人趟了路、提供了經驗教訓。

革命工作任務之一就是筆桿子當槍使的“主筆”，給《新青年》扛大旗，他當過《新青年》、《前鋒》這些頂級進步刊物的主編。這可不是現在的自媒體那么簡單，那是真刀真槍的思想陣地！他用犀利的筆鋒，寫社論、批時弊、鼓動革命，影響了一大批熱血青年。他的文章就是射向舊世界的子彈。

他跟魯迅的交情，那也是革命情誼。他理解魯迅作品的深刻，親自編過魯迅的雜文集（《魯迅雜感選集》），還寫了著名的序言，把魯迅的思想價值和戰斗精神給升華了、講透了，讓更多人看清了魯迅的偉大。

他是公認的革命洪流里的“弄潮兒”，能在危急時刻頂上去。 1927年大革命失敗，黨到了最危險的時候。陳獨秀犯了錯誤，就是他臨危受命，主持了著名的“八七會議”。這次會議定了調子：槍桿子里面出政權！土地革命要搞！武裝反抗國民黨要干……

雖然他自己后來覺得力不從心，但在那個生死關頭，他站出來穩定了局面，指明了方向，這功勞是永載史冊的。

他還是“文委”的當家人，后來在上海搞地下工作，他管黨的文化口（中央文化工作委員會）。在他的組織下，團結了一大批左翼文化人（魯迅、茅盾等等），搞起了“左聯”，跟國民黨在文化戰線上打擂臺，聲勢浩大，影響深遠。

“瞿秋白的革命精神和為黨為人民的崇高品格，是殺不掉的，是永生的！”這話是魯迅說的。

他更是“國際歌”響徹中國的“傳唱人”，現在大家耳熟能詳的“英特納雄耐爾就一定要實現”，最早就是他翻譯并推廣的《國際歌》中文歌詞（雖然后來有修訂）。他把這首全世界無產者的戰歌，成功地“本土化”了，讓它在中國的革命隊伍里真正唱響，極大地鼓舞了士氣，凝聚了人心。

說他是這首歌在中國的“首席推廣大使”，一點不過分。

《多余的話》是他作為一個革命者的赤誠獨白，他被捕就義前寫的這篇長文，是理解他這個人最珍貴的鑰匙。

他有撕掉標簽的真誠，他沒把自己包裝成“高大全”的英雄。他坦誠自己骨子里就是個文人書生，搞政治是“歷史的誤會”，剖析內心的矛盾、痛苦甚至“軟弱”。但是誰會認為他軟弱呢？他是當之無愧的我黨早期的領導人物。

他對信仰是終極堅守的，在監獄當中生病，然后敵人要想勸降他，即便如此，他至死沒有背叛信仰和同志，坦然走向刑場……他說，“我不是顧順章，我是瞿秋白！”這話鐵骨錚錚，讓勸降的人耳朵都羞紅了。

蔣介石確實是非要想讓他死，但是還要再做最后一下爭取，發現他骨頭太硬，所以就打電報說，“即在閩就地槍決，照相呈驗”。瞿秋白這份在生死關頭的極致坦誠和對信仰的終極堅守，反而展現了一個無比真實、有血有肉、可敬可嘆的革命者靈魂。他讓我們看到，革命者不是神，但是他們為了民族的解放，會把自己變成不滅的明星。

瞿秋白是才華橫溢的書生，被時代推上了革命的風口浪尖。他說，“我是江南第一燕，為銜春色上云梢，”他最大的貢獻在于傳播革命火種讓馬列主義理論通俗化、搖旗吶喊為文化宣傳、還能關鍵時刻穩住舵，比如在八七會議，他臨走前，給后來人留下真誠的靈魂獨白——《多余的話》。

他用筆和生命，在中國革命最艱難、思想最混沌的早期階段，留下了不可磨滅的深刻印記。他是個復雜的人，在前進中，曾經有有局限，有困惑，但那份赤誠、那份擔當、那份在時代洪流中奮力搏擊的精神，永遠值得銘記。

他更像一個充滿文人氣質、在革命熔爐中淬煉并最終獻祭的“播火者”與“思考者”！他臨走的時候從容不迫，高唱《國際歌》，最后的一句話是“此地甚好，開槍吧！”敵人就像對待李大釗那樣，拿掉了他的眼鏡，但他的目光仍然能穿透一切，直到90年后的今天！瞿秋白同志的精神已經融入黨的紅色血脈之中，后來人會永遠銘記和緬懷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