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今天了解的古埃及歷史并不是埃及人講述的。復旦大學歷史學系教授金壽福介紹，古埃及沒有整理文獻、將之經典化以流傳后世的傳統，古埃及人也在轉信基督教后廢棄了自己的文字。盡管科普特人自稱是法老文明的后代，但當年用希臘字母轉寫象形文字的，也正是科普特人的祖先。今天的埃及人對古埃及法老文明，并不像中國人對古代中國那樣有著毋庸置疑的認同感。并且，在整個埃及學界，缺乏具有重要影響的埃及的埃及學家，埃及的埃及學學科受限于資金等原因，一直發展艱難。

近日，《文匯學人》采訪了金壽福教授，請他談談古埃及的歷史從何而來、由誰講述，以及埃及學的興起與現狀。他的新著《古埃及文明》剛剛出版。

對古埃及的三種敘事

文匯報：古埃及人的象形文字復雜繁瑣，且有三種字體，卻在四千年后被廢棄，這是為什么呢？

金壽福：確實象形文字非常復雜，而且很早就形成了不同的書寫方式。比較繁瑣的、正規的書寫方式叫圣書體，一直保留在宗教領域。在生活和日常管理領域，文字則不斷簡化，形成了祭司體和大眾體。古埃及的說教文里也有類似我們“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的話，象形文字固然難學，但一旦掌握了文字讀寫的能力，就具備了進入官吏或管理階層的條件。

近四千年后這種文字被廢棄，是因為基督教傳入以后，埃及人認為祖先使用的這種圖畫色彩很濃的文字褻瀆了他們現在皈依的基督教。然而用希臘字母轉寫后，原先符號中的歷史積淀就消失了。以至于才到古典晚期，象形文字就被神秘化了。

用祭司體抄寫的《忠君篇》片段，現藏倫敦大學學院博物館

文匯報：此后古埃及的歷史只能任由他人書寫。能為我們簡單介紹一下幾種重要的埃及敘事嗎？

金壽福：一般認為公元前332年，亞歷山大大帝率領馬其頓希臘軍隊到埃及之后，法老文明就結束了。關于埃及的敘事，我認為至少有三種。

一種是古希臘包括希羅多德在內的古典作家所寫的埃及。希羅多德來到埃及后，以希臘人的城邦視角，對尼羅河的泛濫還有古埃及農民不同于希臘人的耕作方式發表看法。柏拉圖也以希臘人的標準來討論埃及的藝術形式。

古希臘的作家都有自己當下的觀照，他們不是像現代學者那樣想把古埃及的真實面貌客觀展現在讀者或聽眾面前。按照揚·阿斯曼的理解，埃及成為他們評判或反思自己政治模式、倫理道德及種種優缺點時的一個大背景。這是一種敘事模式。

另一種敘事模式就是《圣經》。在整個東地中海，尼羅河都屬非常特殊的水文地理環境，埃及相對風調雨順，很多周邊族群一遇天災人禍就來此避難。《舊約》故事里講亞伯拉罕逃荒來到埃及，約瑟被賣到埃及，約瑟的父親雅各帶著約瑟的十一個弟兄去埃及，都反映了這個背景。《新約》里，耶穌出生后，為防被希律王所殺，耶穌的父母又是帶著這個剛出生的男嬰逃到埃及。

這些都是敘述一個家族的歷史，然而到摩西率領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時候，就從家族變成了整個以色列民族。

第三種敘事是文藝復興時期為基督教擴張服務的敘事。

基督教傳入后，埃及人廢棄了自己的文字，以后沒人能讀懂了。古典晚期，新柏拉圖主義者將埃及的智慧神圖特和“三重偉大的赫爾墨斯”（赫爾墨斯是希臘的神）結合起來，寫下《赫爾墨斯文集》，聲稱象形文字保存了人類早期失傳的智慧，埃及是神秘知識的發源地。有個叫赫拉波羅的人寫了一部《象形文字研究》，講了189個埃及象形符號，把每個符號說成是一個獨立的概念，逐漸把象形文字神秘化、神圣化。

到了中世紀文藝復興時，包括基歇爾等人把埃及納入基督教的話語體系，說象形文字是上帝創世時在伊甸園賜給人類的文字。羅馬帝國時期從埃及運到羅馬的方尖碑，上面也有一些象形文字，基歇爾就做了很多臆想性質的解讀。當時的教皇想利用方尖碑為基督教服務，于是立起數座方尖碑，還在上面放上十字架，象征著文藝復興之后歐洲殖民擴張連帶的基督教擴張。

只有到法國學者商博良破譯象形文字后，人們開始能讀懂古埃及的文獻，才產生了我們現在作為科學學科的埃及學，并逐漸對之前那些敘事模式做更正或補充。但不管怎么說，這三種敘事都為現代埃及學打下基礎，做了鋪墊。

金壽福《古埃及文明》

浦睿文化 · 湖南美術出版社，2025

埃及學實際上是歐洲殖民擴張的副產品

文匯報：您在書中提到，許多近現代學術概念如“奴隸制”“再分配經濟”都不適用于解讀古埃及，可否展開講講？

金壽福：古埃及確實沒有以奴隸作為重要生產力的階段。奴隸在古埃及扮演的角色是非常邊緣的，有的話也是戰爭奴隸或債務奴隸，且都只是暫時的身份。完全沒有古希臘，尤其古羅馬，還有后來美國種植園里那樣性質的奴隸。

關于奴隸的說法還要再回到希羅多德。希羅多德在公元前5世紀到埃及游歷，出身城邦的他，看見今天吉薩高地的三座大金字塔，大感震撼——那時的雅典還沒有帕特農神廟，沒有那么驚人的建筑。希羅多德說胡夫為了給自己建造前所未有的陵墓，關閉了所有神廟，讓所有人都成為建造金字塔的奴隸。他還探討最南邊的金字塔為什么小，以及為何偏偏是這座金字塔的建造者，一個虔誠的國王，遭遇了神的不公。他對此的解釋則很像是俄狄浦斯故事的敘事。

希羅多德要按他自己那套希臘的城邦、民族等概念來解讀古埃及，是難免偏頗的。

包括再分配經濟這個概念也是。這是匈牙利政治經濟學家波蘭尼提出的，有些學者借用這個理論，認為古埃及是中央集權的，因此只能是再分配經濟，也就是中央政府把物產全部集中收繳上來，再根據需求作全國性分配。但今天從大量文獻和考古發現來看，古埃及統治者沒有這個能力。

再比如美國學者魏特夫說統治者借助治水這件必須要做的事，把勞動力牢牢控制在手里。但實際上，整個尼羅河谷有約兩個月時間浸泡在泛濫水域中，水退去后，農民在水分和肥料都已基本得到滿足的耕地上耕種。因此這水是無需也無從治理的。所謂治水社會論，還有東方專制主義，多是上個世紀冷戰背景下的解讀，都是講不通的。

卡納克神廟多柱廳內的巨型石柱，遠處可見方尖碑

文匯報：您曾撰文介紹埃及學的興起發展同西方列強的對外擴張及各個層面的競爭有關。這些國家的研究側重點是否各有不同？

金壽福：埃及學實際上是歐洲殖民擴張的副產品。當時拿破侖幾乎成為歐洲大陸的霸主了，但是拿英國沒有辦法，所以他采取了迂回的戰略。他想到了埃及。埃及當時盡管不是英國的殖民地，卻是英國與印度漫長的殖民地貿易路線中的重要一環。

拿破侖要切斷這一環，就要占領埃及。遠征之前，也要在文化領域打造聲勢。于是他下令組建研究團，研究埃及與法國之間的關聯。學者們確實研究出一些很重要的結論。如巴黎的市徽上是一艘船，學者們認為這個船跟埃及的伊西斯女神有關。還有今天的巴黎圣母院的建造地，最早很可能是伊西斯女神神廟遺址。

各國確實有研究的重點，但現在全球趨同化，差別也不是很大。原來德國明顯更注重語言文字。而美國在19世紀末到整個20世紀，經濟強盛，在如阿布辛貝勒、拉美西斯神廟的拯救性考古等方面，提供了很多技術和資金。現在有一些年輕的法國學者想把社會學里對圖像的解讀等引入埃及學。

文匯報：今天強調的全球史與文明互鑒視角，對我們理解古埃及社會又有怎樣的啟發？

金壽福：就像現在古典學在西方也受到一些沖擊，埃及學更是如此。埃及學界的學者們現在也在反思，我們要為我們的存在提供一些合理性。越來越多的埃及學家走出自己的象牙塔，比如現在埃及學非常注重希臘化時期——亞歷山大征服埃及以后，埃及先是成為希臘化時期的一部分，然后是羅馬帝國的一部分。另外現在的埃及學也逐漸主動地想融入全球史的研究，運用后殖民的理論等等。

河馬雕像、鱷魚護身符、模仿植物的柱頭，均現藏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

古埃及沒有經歷過對文獻經典化的過程

文匯報：您參與過埃及墓葬和神廟的考古，也做過重要文本的翻譯注釋。可否談談案頭工作與現場考古的關系？

金壽福：在埃及做考古，和我們的考古還不太一樣，我們很多是田野考古，埃及考古更多的是神廟銘文的謄寫，還有墓的清理和整理。

因為風吹日曬，古埃及流傳下來的神廟建筑上的文字和浮雕已受腐蝕，瀕臨消失。這就需要剛剛說到的拯救性考古，如芝加哥大學東方研究所的考古人員就借助圖紙、相機，把那些文字和浮雕復制下來，做成電子信息庫。

薩卡拉有很多的墓是被流沙掩埋了。把地表的流沙清理了以后，會發現大量從古王國時期開始的古埃及官吏的墓。還有在上埃及今天的盧克索那里，有非常大規模的官吏墓群。實際上挖的成分不是很大，就是把墓找到以后，入口打開，進去清理隨葬品，做謄寫抄寫，或是做一些拓片。

載有《普塔霍特普說教文》的《普里斯莎草紙》片段，現藏法國國家圖書館

文匯報：古埃及的文獻，可以分為哪幾類？他們有沒有流傳非常久的重要文本？

金壽福：古埃及人可能是性格使然，就不愿意丟棄這些東西，所以他們的文獻是不斷疊加累積，但又沒有經歷過古希臘或古代以色列人的那種經典化的進程。阿斯曼在《文化記憶》里說到過古希臘人所謂的經典是怎么來的。在亞歷山大里亞，當時是托勒密王朝時期，就像文藝復興時期意大利那些富有的人資助科學與文學一樣，托勒密君主們也是建圖書館和繆斯館，吸引整個地中海地區的學者。大量雅典學者去了亞歷山大里亞。

亞歷山大里亞是當時重要的貿易港口，很多船只到港后，港口官員要上去搜查看有沒有文本，也就是作品，如果有，他們就做一個抄寫本給原來的擁有者，原本沒收，存在他們的圖書館，然后資助來自整個地中海的學者做“語文學”，也就是通過比對各種版本，做文字的規訓，整理出一個有權威性的版本。這樣，西方文化傳統上的重要經典就產生了。

古埃及的話就沒有。從古王國時期的《金字塔銘文》，到第一中間期和中王國時期的《棺材銘文》，到新王國時期的《亡靈書》，基本上都是為喪葬和來世服務的，但是它在傳承過程中重復的、前后矛盾的，太多了。他們不在乎有沒有一個權威文本。

到新王國時期，《亡靈書》的手抄本無數，每個人都根據自己的經濟條件或喜好揀選，于是每個墓或棺材里保存下來的《亡靈書》的紙草卷，不僅選取的經文數量不一樣，長短更是千奇百怪。

所以阿斯曼認為，從文化記憶這個角度說，古埃及文明最后的消亡是已經注定了，因為它沒有歸納或精煉出讓后世覺得很重要的經典——讓今天21世紀不僅是西方人甚至我們東方人也覺得重要的文本，如荷馬史詩、阿提卡的悲喜劇等等。

從文化這個角度看，它確實是另一種形態。阿斯曼說埃及人過分注重神廟的功能，這與他們的政治制度有關，而基督教傳入以后，神廟完全被廢棄。這種文明，當其中非常重要的來世觀及相應的墓葬習俗都不存在了以后，可能也確實是已經走到生命的盡頭——斯賓格勒講，文明也是生命體——也就是壽終正寢了。

古埃及人的來世觀

加拿大人類學家特里格既是人類學家又懂象形文字，就對同樣篤信來世的阿茲特克人和古埃及人做了比較。他說，人們一般認為古埃及人對死亡、對木乃伊有點走火入魔，絕非如此。我也非常認同這點。埃及人其實很早就懷疑來世了。有個“豎琴手之歌”，是生者祭奠死者時候唱的，豎琴手邊彈邊唱，提醒或勸告在場活著的人，要珍惜短暫的今生。

古希臘作家也說過一個古埃及人的故事：宴會時，賓客都已酒酣耳熱，這時候主人再勸一杯酒，然后拿出一個小木盒子傳看，盒子打開來，里面是個小的木乃伊模型。東道主的意思是說，我們現在在這里享受，但不過多少時日后，我們也將成為這木盒子里的木乃伊了。

這也可以看出，古埃及人繁復的墓葬習俗是面對死亡時不得已而采取的，但他們絕對沒有說，我活著就是為來世做準備，或是為神、為死者服務的工具。拿活人作為犧牲，在古埃及是絕對不存在的。

我們今天在解讀古埃及人所謂來世觀的時候，一定要強調這一點。古埃及人之所以如此重視來世，是因為他們太珍惜今生了。

胡內菲爾《亡靈書》中，描繪死者被制作成木乃伊的尸體接受“開口儀式” ，現藏英國國家博物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