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4年9月，法國爆發了一樁影響重大的誣告案，猶太軍官德雷福斯被誣陷向德國武官出賣軍事機密，在證據不足的情況下，以叛國罪和間諜罪判處其終身監禁。此案不僅引發了法國各界的長期對抗，甚至促進了“猶太復國主義”的興起。

法國陸軍部發生情報泄露，猶太軍官德雷福斯被捕

1870年，由于在普法戰爭中戰敗，法國民眾推翻了拿破侖三世的帝制政權，恢復了共和政體，史稱“法蘭西第三共和國”。與此同時，為了加強情報工作，法國情報部門派出女特工巴斯蒂安以傭人身份打入德國駐巴黎使館，負責收集使館中有價值的“廢紙”。

1894年9月26日，巴斯蒂安獲得了一張寄給德國駐巴黎武官施瓦茨考本的沒有署名的“軍事備忘錄”，上面列舉了大量法國陸軍參謀部國防機密情報。由此來看，法國陸軍參謀部顯然有人勾結德國，出賣法國機密情報。

陸軍參謀部得知消息，立即展開內部清查，雖然“便箋”上并未署名，但他們還是很快找到了這個“內鬼”，即軍官阿爾弗雷德·德雷福斯。10月15日，軍事法庭以間諜罪和叛國罪將德雷福斯逮捕。而法國陸軍和軍事法庭行動如此迅速的一個重要原因，便是德雷福斯是猶太人。

自“法國大革命”爆發以來，法國的政治形勢便始終動蕩不安，先后歷經了第一共和國、第一帝國、波旁復辟、拿破侖百日王朝、奧爾良王朝、第二共和國、第二帝國等多個時期，以至于在第三共和國建立后，法國內部長期存在著多股政治勢力。

1879年，作為共和派和君主派妥協的產物，在該年的參議院選舉和總統選舉中，法國確立了溫和共和派的執政，但他們的統治卻并不穩固，仍受到激進共和派 、社會主義者、右翼保守勢力、宗教勢力等政治勢力的沖擊。

法國作為歐洲第一個授予猶太人公民權的國家，早在“法國大革命”時期便賦予了猶太人公平的地位，因而使得很多猶太人紛紛遷居到了更為“平等和自由”的法國。然而，隨著猶太人數的不斷增多，由于猶太人獨立的宗教信仰和語言文字，在歐洲普遍的反猶浪潮下，法國各界對于猶太人的排擠也從未停止。

在宗教方面，在法國占據主導地位的天主教，自始至終便認為猶太人是“出賣耶穌的叛徒”“異教徒”，而軍隊中大部分軍官都是天主教徒；在經濟方面，因善于經商而掌握了大量財富的猶太人，本就被認為是貪婪和斂財的象征，因此很多民眾認為猶太人便是普法戰爭后法國經濟凋敝的罪魁禍首……

在這種背景下，當陸軍參謀部情報泄露事件爆發后，陸軍參謀部急需要尋找一個替罪羊來挽回聲譽，統治階層也需要一個替罪羊來平息民眾情緒，于是作為猶太人的德雷福斯自然就成為了最合適的人選，畢竟“猶太人連耶穌都能出賣”，為什么不會出賣法國呢？

德雷福斯在誣告下被定罪，公開革職后被送往魔鬼島

普雷福斯被捕后，軍方想盡辦法對其進行刑訊逼供，但他始終拒不認罪。在泄密案爆發之初，軍方一直對該案保密，但在10月底消息卻開始走漏，并迅速在社會各界發酵。迫于壓力，1894年12月19日，由七名高級軍官組成的軍事法庭，對德雷福斯案件進行了秘密審訊。

當時，指控德雷福斯犯有叛國罪的“證據”，便是那份來自于德國駐巴黎使館的軍事備忘錄，本就對猶太人抱有偏見的桑德赫爾上校，認定這份備忘錄就是德雷福斯所寫，但有部分軍官卻提出質疑，認為這份備忘錄雖然大部分筆記相同，但“仍有幾處差異”。

與此同時，在第一天的庭審之中，德雷福斯也以充分的理由，證明了自己對于“備忘錄”中提到的情報，大部分都絕不知情。

事件上訴到法國外交部后，外交部長加布里埃爾· 阿諾托認為此案不僅涉及到德國武官，而且“證據”乃是從外國大使館偷回的未署名文件，因此建議謹慎行事，避免使法國因此陷入外交困境。

第一天庭審結束后，作為陸軍部觀察員出席庭審的皮卡爾少校，在向陸軍部長梅西耶匯報時指出，此案恐怕很難成立。

梅西耶本就對猶太人懷有偏見，為了給德雷福斯定罪，他命令對德雷福斯的筆跡進行鑒定。于是，參謀部找了法國銀行的權威筆跡鑒定專家阿爾弗雷·戈貝爾，然而鑒定的結果表明，備忘錄與德雷福斯的筆跡有重大差異。

梅西耶不死心，又找到了反猶太主義者“筆跡鑒定專家”阿爾豐茲·貝蒂永鑒定，貝蒂永則堅稱筆跡屬于德雷福斯。同時，梅西耶又讓反間諜處的亨利少校當庭指認，以軍官的名譽誣指德雷福斯有罪。

在陸軍部積極栽贓陷害的同時，以右翼報界為主的媒體，也站在反猶的立場對德雷福斯極盡污蔑，例如天主教會主辦的《十字架》報評論德雷福斯“是國際猶太民族的一個特務，這個民族決心毀滅法蘭西民族”。

又如《自由言論報》聲稱，“像德雷福斯這類猶太人，或許只不過是一些為猶太金融家效力的次要間諜，他們是猶太人巨大陰謀的推動者，這個陰謀準備將我們五花大綁地送給我們的敵人。”

即使當時法國已經廢除死刑制度，但大量報紙卻都強烈要求判處德雷福斯死刑，“叛徒、懦夫！處死卑賤的猶太人！”的言論更是充斥巴黎街頭。巨大的輿論壓力，對于審判德雷福斯無疑起到了巨大的推波助瀾作用。

軍事法庭本就有心維護陸軍部的聲譽，再加上法國上下巨大的反猶浪潮，德雷福斯最終被判處無期徒刑，革除軍職后，終身流放到大西洋中的魔鬼島。1895年1月6日，在猶太人安息日當天，德雷福斯在法國軍事學院接受了“拔階式”，肩章、帽徽、綬帶、勛章被全部扯下，軍刀也被一折兩段。同年4月，德雷福斯被押往魔鬼島服刑。

案件后續引發法國大動蕩，十余年后方才獲得平反

在德雷福斯被流放到魔鬼島服刑后，法國的重要軍事情報卻仍然在不斷泄露，這引起了法國軍隊部門的警惕，并開始重新審視德雷福斯案件。1896年，陸軍情報處長皮卡爾上校經過調查，發現那份“備忘錄”實際上出自于埃斯特拉齊上校。

然而，皮卡爾上校將此事上報副總參謀長貢斯匯報后，軍方為了維護軍方的聲譽，不僅沒有同意重審此案，而且嚴令皮卡爾保守秘密，甚至于1896年11月14日將皮卡爾逐出參謀部，派到了突尼斯和阿爾及利亞。不過，正直的皮卡爾在被派往非洲前，還是將消息告知了他的朋友、律師路易 ·萊布魯瓦。

萊布魯瓦隨即向外公布了最新調查結果，而在法國《震旦報》的支持下，德雷福斯的兄弟也將這一冤案的情況公布于世。隨著消息的披露，迅速在法國輿論引發了一片嘩然，在大量進步律師、記者和作家的支持下，社會上對于重審案件的呼聲越來越高。

雖然總理梅里納堅稱不存在德雷福斯事件，陸軍部長卡芬雅克也稱德雷福斯已經得到了“公正合法的懲處”。不過，迫于社會的輿論壓力，1898年1月，軍事法庭還是對德雷福斯案進行了重審，不過仍然維持原判，埃斯特拉齊上校也于11日被宣布無罪。

然而這個結果非但沒能平息眾怒，反而引發了更大規模的騷動，作家拉扎爾出版了《一宗司法錯誤》的小冊子進行散發，大文豪左拉則在《震旦報》上發表了《致共和國總統的公開信》，克雷孟梭則給這封公開信加上了一個醒目的標題“我控訴”。

在巨大的輿論推動下，法國社會完全分裂為了兩大對立陣營，即支持重審該案的“德雷 福斯派”和反對重審該案的“反德雷福斯派”。

直到1899年，隨著反對重審該案的富爾總統去世，傾向于重審該案的盧貝總統繼任，軍方才重新調查此案，經核查很快便發現了亨利少校當初出具的證據乃是偽證，亨利在承認偽造事實后隨即自殺。受此影響，陸軍部長等數名高級軍官被迫辭職，始作俑者埃斯特拉齊則畏罪逃往英國。

1899年6月3日，法國最高法院宣布1894年的判決無效，要求重新組織軍事法庭重審。8月7日，軍事法庭公開重審此案，雖然庭審過程讓更多民眾相信了德雷福斯的清白，但由于反對派的激烈對抗，9月份的判決仍然判處德雷福斯有罪，不過卻在判詞中附加了“犯罪環境特殊，情有可原”一條。

如此審判結果自然無法讓人滿意，總統盧貝無奈之下只得以特赦的方式讓德雷福斯恢復自由，飽受牢獄煎熬的德雷福斯雖然接受了特赦，但卻發表《清白宣言》發誓將追求平反到底，法國陸軍則發布聲明，希望民眾接受判決和特赦。

此后直到1906年，堅決支持重審的激進派領袖克里孟梭出任總理。7月12日，最高法院重審此案，經過審理后撤銷原判，宣布德雷福斯無罪，議會隨后也通過了關于恢復德雷福斯和皮卡爾在軍隊中名譽的議案。德雷福斯官復原職且晉升少校，并在原來接受了“拔階式”的軍事學院又接受了榮譽軍團勛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