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埃里克·霍布斯鮑姆（Eric Hobsbawm，1917-2012）

歷史學家、英國科學院院士及美國藝術和科學院外籍院士

回顧、展望，或是任何方位的考察其實都暗指了一種視角——無論是時間、空間、精神狀態還是其他的主觀認知。當我在寫下這些文字時，我從窗外眺望到的圣莫尼卡是足夠真實的。那些大廈、棕櫚樹、我樓下的停車場和遠方隱在霧霾后難見真面目的群山都并非由我虛構而出。由此，那些將所有的現實都視作一種無法被徹底分析的精神建構的學者實則都有所謬誤，而我在開始時便作如此定論，也是將自己的概念底色（conceptual colours）與某種桅桿（mast）綁定。如果我們書寫的歷史與虛構作品無法區分，那么歷史學者將無立足之地，我們這類人也不過是在虛耗人生。然而，必須承認，無論是我從窗外看到的景色還是我對過往進行的考察，我所觀察到的都不止是現實，而是經過精心選擇后的特定結果。

我看到的不僅是所處環境下能被看到的事物（例如，如果我不走到這棟樓的另一側就無法眺望到洛杉磯，且除非天氣有所改善，我無法看到更清晰的群山），還有我有興趣看到的事物。在外面客觀存在、可被觀察到的無數對象中，我觀察到的只是自己選擇的、非常有限的小部分。而且當然，如果我在其他時刻再次從這扇窗眺望那些完全一致的景物，我勢必也會將注意力放在不同的方面上——換言之，我會改變我的選擇對象。然而，如果說在景色沒有改變的情況下，我或者任何人，在任何時候從這扇窗向外眺望卻沒有看到——或更精確地說，沒有注意到——一些無法被忽視的景物（例如一棟十八層大廈樓頂一側的教堂尖塔，和大廈扁平樓頂上的小方塔），這就顯得不可思議了。

我不想再過多糾纏于觀察風景和觀察過去之間的類比了。無論如何，我將回到這幾頁想要傳達的觀點上。如同我們看到的那樣，人們從法國大革命讀到的，以及他們在回顧自1789年以來的兩個世紀時所得到的結論都大相徑庭，且往往和各自的政治或是意識形態有關；然而有兩個結論是被普遍接受的。首先就是他們所看到的大致輪廓。所有關于大革命起源的理論都同意，在1788年的時候，舊時代的君主制經歷了一場危機，而這場危機導致了自1614年起再無召開的三級會議（States General）的重啟——這個議會代表了國家的三個階層：教士、貴族，以及剩余被稱作“第三等級”的群體。既然這些史實已成共識，那么主要的政治界標也不會發生變動：三級會議（或者更應該說是“第三等級”）轉變為國民議會（National Assembly），以及一些鮮明地標志了舊制度結束的事件——7月14日巴士底獄（Bastille）被攻占；8月4日領地特權被貴族們放棄；《人權宣言》頒布；國民議會向制憲會議（Constituent Assembly）轉變，其在1789年至1791年間對國家的各個組織和行政結構都進行了改革（并因此順帶將公制推廣到了世界其他國家），并起草了現代法國將近二十部憲法中的最初一版，確立了自由主義的君主立憲制。同樣也沒有人會否認 1791 年后革命的雙重激進化傾向，這導致了1792年革命政府與彼此聯手的國內外反革命勢力之間的戰爭爆發。這場幾乎從不停歇的戰爭一直持續到了1815年。同時，這種激進化傾向也引發了1792年8月的第二次革命，這次革命廢除了君主制并建立了共和國：這個人類歷史上從未有過的徹底革命時代擁有一個全新的歷法——盡管這份歷法來得稍晚，可它依然成為了共和國革命的象征。從共和元年（year Ⅰ）開始，這份歷法廢除了傳統的星期制度，并給了每個月份一個全新的名字——這讓歷史學生們在為此感到頭疼的同時也能獲得有用的助記符。（這個新時代和它的新歷法都只維系了十二年。）

1792年至1794年的激進革命時期——尤其是1793—1794年的雅各賓共和國，即被認為是“恐怖統治”的時期——更是成為了一個被廣泛承認的界標；同樣著名的標志恐怖統治倒臺的熱月九日也是如此，在那天雅各賓黨的領導人羅伯斯庇爾（Robespierre）被逮捕和處決——盡管實際而言，大革命中的任何階段都不會比這一時期擁有更激烈的分歧。接下來五年的政權被移交給了溫和自由派，然而他們沒有足夠的政治支持基礎或能力來重構恢復穩定的條件，由此，舉世皆知，這個政權在1799年霧月十八日被近代歷史上第一個毫不掩飾的軍事獨裁政府所取代，這場政變由一個成功的青年前將領所掀起——他就是大名鼎鼎的拿破侖·波拿巴（Napoleon Bonaparte）。盡管許多現代的歷史學者都將這一事件視為法國大革命的結束，但我們不難看出，在19世紀上半葉，即拿破侖統治時期，直到拿破侖在1804年稱帝之前，他所推行的一切政令都能被普遍視為一個新的革命社會的制度化。就連貝多芬都一直沒有撤銷他通過《英雄交響曲》（the Eroica symphony）對拿破侖的致意，直到后者不再擔任共和國的領導人為止。綜上所述，歷史事件最基本的演替、大革命的本質和分期，其實從未被質疑過。無論我們對大革命本身及其所含的具體界標抱有何種不同的爭議，只要我們在整幅歷史圖景中觀察到了一致的界標，那么我們就是在討論同一件事情（就歷史學而言，這并非尋常之事）。只要提及熱月九日，那么但凡對法國大革命有些許興趣之人都會知其所指：羅伯斯庇爾的倒臺與被處決，以及大革命最激進階段的終結。

第二個直到今日都一直被廣泛接受的、有關大革命的概念，從某種角度來說更為重要：大革命對整個現代世界的歷史而言都有著無比深刻、無可比擬的影響——無論人們各自認為這種影響具體是什么。如同霍蘭德·羅斯所言，大革命是“……歷史上最可怕、最重要的一系列事件……（是）19世紀歷史真正的起點；因為這場巨變極大地影響了歐洲的政治甚至社會生活”。1848年，德意志自由主義歷史學者卡爾·馮·洛特克（Karl von Rotteck）認為，“世界歷史上沒有比法國大革命更偉大的事件了，甚至沒有什么事件可與之相提并論”。其他的歷史學者則沒有如此極端，他們只是認為這是自5世紀羅馬帝國衰亡以來最重要的歷史事件。有些更偏向基督教的，或是德意志人中更愛國的學者則認為十字軍東征以及（德意志）宗教改革運動的重要性可與其并肩。然而對于洛特克而言，這些事件被他視為與伊斯蘭教的建立、中世紀天主教會改革以及十字軍類似，并因此而不予考慮。在他看來，像大革命那樣改變世界的只有基督教本身以及文字與印刷術的發明——而它們也不過是最終改變了世界；然而法國大革命“憑借著它勢不可擋的力量，極其迅猛地震撼了它所在的大陸，并在其他大陸也擲下了它的雷鳴。從出現開始，大革命便在事實上成為了世界歷史的圖景中唯一值得被考量的對象”。

因此，就讓我們理所當然地認為19世紀的人們——或至少當時受過教育的群體——都將法國大革命視為最為重要的、擁有史無前例的規模、范圍和影響的事件吧。這樣的結果不該只歸功于那些巨大且顯而易見的歷史后果；其尤為令人矚目且壯觀的本質，和這種本質自1789年后在法國本土，以及從本土向歐洲甚至更遠處的傳播也對這種影響有著無法忽視的作用。托馬斯·卡萊爾（Thomas Carlyle）在19世紀30年代撰寫了充滿激情和感情色彩的、以法國大革命為對象的早期歷史著作，他認為法國大革命在某種層面而言不僅是一場歐洲革命——他將其視為憲章運動的前身——更是19世紀的一首偉大贊詩：這場革命是同古希臘神話與史詩類似的傳奇，可它并不是索福克羅斯（Sophocles）或是荷馬（Homer）這類詩人的作品，而是由真實的生活所寫就。這是有關恐怖的歷史——確實，1793年至1794年的雅各賓共和國政府至今仍被廣泛視為恐怖統治，盡管以我們目前對大屠殺的標準而言，它殺害的人并不多：可能只有幾萬人。然而舉例來說，在英國，這場革命在大眾認知中留下的最為普遍的印象，是斷頭臺刀鋒的起落，以及無套褲漢（sansculotte）女人們冷漠地看著一個個反革命者人頭落地，卻不曾停下手上的編織活。這一印象可以歸功于卡萊爾和狄更斯（他也受到了卡萊爾作品的啟發）的《雙城記》（A Tale of Two Cities），以及一些緊跟潮流進行模仿的流行文學作品：例如奧希茲女男爵（Baroness Orczy）所著的《腥紅色的繁箋花》（The Scarlet Pimpernel）。而西蒙·沙瑪（Simon Schama）這位僑居國外的英國歷史學家面向英語讀者市場所著的《市民》（Citizens）一書，在1989年成為了最佳暢銷書，這成績也證實了上述這一普遍印象依舊鮮活如初。這也是一段有關英雄主義和偉大事跡的歷史，那些衣衫襤褸的年輕戰士們在將領的領導下征服了整個歐洲，并將整片大陸與海洋拉進一場長達四分之一個世紀的、事實上從未停歇過的戰爭。它促成了那些傳奇英雄或反派的誕生：羅伯斯庇爾、圣茹斯特（Saint-Just）、丹東（Danton）、拿破侖。對知識分子來說，它提供了一篇篇擁有驚人且直截了當的力量與洞察的散文。總而言之，撇開其余有關大革命的論斷不提，它毋庸置疑是場超級奇觀。

然而對于19世紀以及20世紀回顧法國大革命的人們而言，其主要的影響并非是文學方面，而是政治——或者更籠統地說，是意識形態——方面。在本書中，我會考察這種回顧分析的三個面向。首先，我會將法國大革命作為一場資產階級革命進行考量；隨后，我會將其視為之后革命——尤其是那些社會革命以及它們的發起者——的一種模型。最后，我會考察法國大革命在兩次百年紀念之間所體現的政治態度轉變，以及這種轉變對那些寫下并將繼續書寫大革命歷史的學者之影響。如今將法國大革命視作一場“資產階級革命”不僅已經過時，且很多歷史學家都會認為這一對大革命的詮釋過于泛濫并有失偏頗。因此，盡管我可以毫無困難地向大家展示最早研究大革命歷史的嚴肅學者們（這些人很巧合地都從1789年活到了 1815年）確實就是如此判斷，但我還是應該就目前針對大革命的歷史修正主義狀況作些許提前說明。這種風向是由已故的倫敦大學的阿爾弗雷德·科本（Alfred Cobban）在20世紀50年代中期最初提出的。在1970年，弗朗索瓦·弗雷與丹尼斯·里歇批評了已有的由索邦講座（Sorbonne chair）所教授的大革命研究視角（這講席是在近一個世紀之前為此目的而設立的）。由此，上文提及的修正主義成為了規模龐大的沖擊。在最后一章，我會回到那些為革命和共和國申辯的教授所持的正統延續研究上。在此只需指出，那些修正主義學者所攻擊的主要是那些被視為是——或者說本身即是——對大革命采取馬克思主義詮釋的觀點；這些詮釋在二戰前后的二十多年里逐漸形成。這是不是馬克思本人的解釋已經無關緊要，尤其是因為針對馬克思與恩格斯觀點的完整學術研究已經顯示，他們從未系統闡述過對于這一事件的觀點，且有時會自相矛盾、難以協調。然而值得一提的是，據同一批學者所言，資產階級革命（bürgerliche revolution）這一概念在兩位作者三十八卷的大作中，只出現不過十幾次。

真正飽受爭議的是將法國的18世紀歷史視為一場在新興資本主義資產階級和早已確立統治的封建貴族階級之間的階級斗爭的視角，其中新興的資產階級有了階級認同，并為取代已有的社會統治力量而抗爭。這種視角將大革命視為這一階級的勝利，并相應地，認為大革命是一種結束封建貴族社會、開創19世紀資產階級社會的歷史機制；這意味著，若非如此，則無法打破馬克思在提及他認為注定要推翻資本主義的無產階級革命時所提到的“舊社會的外殼”。簡而言之，修正主義一直以來都在批評將法國大革命視為本質上必然的社會革命，并且是通向現代社會的歷史進程中無法避免的一步的觀念——以及，當然，他們也無法贊同將其視為階級之間的一次權力交接。

無可非議的是，持這樣觀點的人群非常普遍，而非僅限于馬克思主義者內部。然而必須指出，那些遵循這一傳統觀念的偉大史學專家可從未被這一簡單的模型所限。不僅如此，我需要再次強調這一模型也并非完全契合馬克思主義，盡管在1900年到二戰之間，革命史學的正統觀念確實接近于馬克思主義傳統。同時，這一模型與馬克思主義者之間的適配原因也清晰可見，如同它所提供的這樣，資產階級們的成功成為了無產階級即將獲得的勝利的前身。工人也是一個新生的階級，將要擁有勢不可擋的力量，并且存在于一個他們注定要接管的舊社會之中。他們的勝利同樣也勢必會由革命來達成；而且，就像資產階級社會推翻了其之前的封建社會那樣，新的社會主義社會也會成為后繼的、發展得更高的人類社會。在共產主義時代，這個觀點與馬克思主義者們的匹配度更高，因為它所提倡的正是除了革命外，沒有任何機制可以讓社會獲得迅速且根本的轉變。

已經有足夠多的論述來證明這一觀點無法準確描述法國18世紀晚期所發生的一切了，我在此根本不需贅述。就讓我們接受在1789年，不存在這樣一個自我認同為資產階級的群體來代表當時新的經濟實力現實，或是準備將國家和社會的命運掌握在自己手中；況且就算在18世紀80年代確實存在這樣一個可鑒的階層，他們的目標也不是掀起一場社會革命，而是更傾向于改革王國的體制；同時無論在何種情況下，這個群體都不曾設想要系統地建立一個工業資本主義的經濟體系。然而，當我們意識到1789年時爭奪最高權力的資產階級與貴族階級之間既無區別也無對抗后，有關“資產階級革命”的問題依舊不能憑空消失。此處，請允許我引用柯林·盧卡斯（Colin Lucas）的原話——他所著的《貴族、資產階級和法國大革命起源》（“Nobles，Bourgeois and the Origin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一文曾被法國修正主義學者廣泛引用。他表示，如果在1789年時不存在互相對抗、截然不同的階層，

那么，我們就必須確定為什么在1788年至1789年那些可以被認定是非貴族的群體會同被認為是貴族的群體互相爭斗，并由此奠定了19世紀資產階級政治體系的基礎；同時我們也必須確定為什么1789年的他們會攻擊并摧毀特權制度，也因此摧毀了18世紀法國社會的原有結構，并同時為19世紀社會經濟的發展預備了相應的結構。

換言之，我們必須去探究，為何在無人刻意為之的情況下，法國大革命還是成為了一場資產階級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