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80年代，張豈之探望侯外廬

史學界的朋友都知道，白先生與侯先生在中國社會史的研究上有相近的觀點。這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學術友誼的結晶。

外廬先生在20世紀30年代，用整整10年的時間翻譯馬克思的《資本論》，奠定了他研習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堅實基礎。壽彝先生在20世紀40年代后期已顯示出出眾的史學才華，他是回族同胞，關注中國通史中民族史的研究，在中國史學史、中外交通史、疆域史研究方面積累了豐富的資料。

白先生與侯先生的各自所長，在20世紀的一個最重要的年代，即1949年終于在北京會合。這一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當時，侯外廬先生出任北京師范大學歷史系主任，白先生是歷史系教授，他們有了比較充裕的時間來討論史學理論問題。早在1947年春夏之交，外廬先生已著手研究兩漢時期的中國社會和思想，1949年在北師大與白壽彝先生等共同研究關于此問題的初稿。在他們的相互切磋中，以侯外廬先生署名的《漢代社會緒論》單行本于1950年由北京師范大學出版。外廬先生很重視這本書，他說：“在秦漢史研究中，我接觸到中國封建社會史的一系列重要問題，如封建制法典化、土地國有制、農業和家庭手工業相結合的自然經濟、封建社會的階級結構、農民戰爭的特點等。”這本書可以看做是白先生與侯先生學術友誼的第一個結合點。白先生遵循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對中國封建社會史進行研究，大約是從這個時候開始的。

1954年侯外廬先生主持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二所的工作，白先生被聘為該所兼職研究員，這時他們有了比過去更多的時間從事學術研究。

1957年白先生參加侯外廬先生主持的《中國思想通史》第四卷撰述。后來，外廬先生在其回憶錄《韌的追求》一書這樣記述：“（《中國思想通史》第四卷）參加合作諸君，除青年同志外，當時都已是學界名家。他們各自的學術成就，都已經能夠獨立營造大廈，但是，1957～1959年，他們拿出自己成熟的精品賦予第四卷的結構中。如果說第四卷有什么特點的話，我想，首先便是眾家之長的薈萃。白壽彝同志對史學史和史學思想的研究有許多獨立自得的成果，楊向奎同志對道教思想的研究也非常精細獨到。《中國思想通史》第四卷得壽彝著劉知幾、馬端臨兩章，得向奎為道教章奠定基石，全卷為之增色。”

這里我想特別提到的《中國思想通史》第四卷緒論，即關于社會史部分，其中論述中國封建社會由前期向后期過渡中的唐代社會經濟的發展和變化，地主階級統治形式的變化、等級制度的再編制等，外廬先生已形成系統的理論觀點，他多次與白壽彝、韓國磐等先生討論，最后才形成定稿。正是這個時候，白先生關于中國封建社會的若干理論觀點，才趨于成熟。

“文革”開始以后，外廬先生受到誣陷。在外廬先生最困難、心情最痛苦的時候，白先生不顧個人安危，經常探望外廬先生，給外廬先生以很大的精神安慰。“文革”結束前一年，我在外廬先生家住了10個月，幫他整理一些文稿，我親眼看到外廬先生和白先生交談的情況。他們談形勢、談史學研究、談未來設想，充滿信心。

外廬先生強調研究中國思想史必須貫通，自古至今，社會史理論與思想史分析力求融為一體。白先生則強調研究中國史學史也要力求做到古今貫通，這樣才能提煉出使人不忘的史學理論。白先生認為，中國史學史就是一部有中國特點的史學理論史，因此，研究中國史學史，必須研究中國社會史和中國通史。

1987年9月侯外廬先生病逝，我去北師大拜訪白先生，他對我說：“外廬同志對中國史學研究貢獻很大，你一定要組織幾篇有分量的紀念外廬同志的文章。”后來白先生又托史念海先生和瞿林東教授給我捎話，希望在西北大學成立侯外廬史學研究室，并說，外廬先生還有一些新觀點尚未充分展開，年輕的學者有責任在這方面下工夫研究，特別是西北大學中國思想文化研究所的同志要帶頭做好。白先生的這些囑托我是銘記于心，努力去做的。

總起來說，白先生和外廬先生有近四十年的友誼，他們相互尊重、相互學習，在史學的兩門專門史上，即中國思想史和中國史學史上作出了很大貢獻。兩位前輩是我們學習的楷模。

以下我想舉例說明白先生和侯先生關于中國社會史的基本觀點，由此可以看出他們不是一般朋友，而是具有相同史觀和史學理論的同志和同行。

例一：首先要提到外廬先生的《中國古代社會史論》一書。原名《中國古典社會史論》，于1941年開始撰述，1947年出版，1955年按照白壽彝先生的建議，將書名改為《中國古代社會史論》出版，由14篇論文組成。白先生在其多卷本《中國史學史》一書中，對《中國古代社會史論》進行了很高的評價，認為“這部書是中國古代社會史研究工作中富有創見的書，提出并闡述了不少有關的重大歷史問題，是作者史學著作中的代表作，也可以說是我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初步建立時中國古代社會史研究工作趨向發展的一個標志”。

外廬先生在《中國古代社會史論》一書中認為，中國的奴隸社會開始于殷末周初，詳細論述了中國進入文明社會與古希臘不同，由于氏族王公的舊邦維新路線，不但把土地轉為王侯所有，而氏族公社也被保留下來。這種狀況使漢代以后封建制度保留了氏族土地所有制的殘余，產生了豪族地主。

關于豪族，白壽彝先生在外廬先生研究基礎上作了進一步研究。1987年他關于西漢時期地主階級的一篇談話里，這樣闡述他的觀點：“按照社會發展的一般規律，氏族社會解體后，以血緣關系為單位的社會結構轉化為地緣單位，地緣關系取代了血緣關系。中國的氏族社會解體后，地緣關系得到了不斷的發展，但地緣關系一直不能完全取代血緣關系，而是血緣關系跟地緣關系結合起來，形成一種頑固的聯盟。這跟中古以來中國歷史發展的遲滯，可能有密切的關系，很值得我們研究。豪族也罷，世家也好，在一定意義上，都可能是血緣關系跟地緣關系密切結合的產物。深入地探索這個問題，有很大的理論意義，也有很大的現實意義。”白壽彝先生的這個觀點曾在多處闡述過。

例二：這里要提到外廬先生的《中國封建社會史論》一書。1954年外廬先生在《歷史研究》創刊號上發表長文《中國封建社會土地所有制形式的問題》，提出了封建土地國有制的論點。接著又寫了幾篇關于中國封建社會史的論文。外廬先生說：“后來，白壽彝等同志積極建議并促使我把這方面的論文匯集成冊，于1979年出版了《中國封建社會史論》一書。這本書與《中國古代社會史論》相比，無論在廣度和深度上，都顯得薄弱一些，但它仍能反映我研究中國封建社會的基本觀點，不失為《中國古代社會史論》的姊妹篇。”

關于中國封建社會土地國有的問題，白先生基本贊同，也有補充。1984年3月《中國通史》多卷本的編撰工作開始啟動，參與專家已基本確定，此時白先生作了關于編撰工作的第一次講話。在此講話中，關于封建社會的發展，白先生引用了外廬先生經常引用的《資本論》中的一段話（見《資本論》中譯本第3卷第891頁），即關于封建社會的土地所有制、勞動者身份和賦稅制度時，馬克思說：“在這里，國家就是最高的地主。在這里，主權就是在全國范圍內集中的土地所有權。因此那時就沒有土地的私有權，雖然存在著對土地的私人的和共同的占有權和使用權。”白先生認為，在中國封建社會里，皇權就是最高的地主，不承認這一點，就難以理解中國封建社會的實質。但是，在《中國通史》多卷本中沒有直接使用“土地國有”這樣的詞，而用“封建等級的所有制”來表述，這在理論上是根據馬克思《德意志意識形態》一書中所說“封建的或等級的所有制”。白先生認為，從中國封建社會的特點著眼，把“封建的所有制”與“等級的所有制”等同起來使用，是可以成立的。

例三：關于中國社會史分期的法典化問題。這個問題最初是外廬先生提出并加以論斷的。所謂法典化標準，就是以體系化的制度形式作為判斷社會形態的標準，具體言之，看歷史上的社會分期，不能不研究一定歷史時期的經濟基礎，還必須從當時的上層建筑如政治和法律制度等方面進行整體的分析。外廬先生這樣歸納他的觀點：“我把中國封建制度發生到形成的過程，劃在戰國中葉至秦漢之際。具體一點說，就是從秦孝公時代進行的某些帶封建性質的社會變革，經過秦的統一，到漢武帝的‘法度’，才真正開始了法典化的封建制度的表現形式。”

白先生關于中國封建社會的形成，沒有用“法典化”這樣的詞，但在歷史分期上，他與外廬先生的看法比較接近。他在《關于中國封建社會的幾個問題》一文中說：“春秋戰國，是中國中原地區由奴隸制向封建制過渡的時代，封建社會開始的絕對年代不好定。秦漢建立了封建制皇朝。”這里“封建社會開始的絕對年代不好定”幾個字，包含著外廬先生“法典化標準”的要點。至于中國封建社會的特點，從統治階級層面看，白先生與外廬先生的看法基本一致。白先生認為：“中國整個封建社會里，皇權總是占第一位的。皇權是最大的地主，也是最高地主。……在皇權（王權）之下，地主階級內部的上層，最有力量的，包含兩類人：一類叫做‘世家’地主，這是《史記》《漢書》上的名詞。世家地主包含皇族，即，皇家子孫封王侯的，他們是地主階級里有權有勢的集團。……‘世家’第二部分人是功勛地主、功臣，主要是武功、軍功地主，也有文臣在里邊。這兩部分人：皇族地主和功勛地主，在兩漢封王封侯的。這兩種地主勢力很大。”

白先生關于秦末陳勝、吳廣起義的分析，關于秦朝統治十幾年而亡的論述，以及關于西漢、東漢時期社會制度的分析，在關注經濟基礎的時候，同時從政治和法律制度等方面進行分析，并使這些論述形成一個整體，便于讀者把握這段歷史時期的要領，這是我們讀白先生關于中國封建社會分析時感受最深的一點。

白先生寬闊的歷史視野值得我們后來者學習。在中國歷史的研究中，白先生始終關注民族史的研究，認為這是中國歷史中重要的組成部分。侯外廬先生未能抽出時間對中國古代民族關系進行深入研究，這是令人遺憾的。白先生為多卷本《中國通史·導論》撰寫的第一章《統一的多民族的歷史》，為史學界提供了范本。在該文的結尾，白先生這樣寫道：“撰寫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歷史，還是要把漢族的歷史寫好，因為漢族是主體民族。同時，也要把各民族的歷史適當地作出安排，這是我們必須盡量克服的難點。這個工作，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我們現在做這個工作，還只是初步的嘗試，希望能得到有關方面的支持和教益，使這項工作能得到不斷地完善和提高。”

總之，白先生關于中國封建社會的研究，是綜合性研究，從經濟基礎到上層建筑作為一個有機整體來進行梳理，這些成果貫穿于他任總主編的《中國通史》一書中。還要提到，關于中國封建社會中地租形式以及農民戰爭的口號等，白先生和侯先生有相近的觀點。

我們從白壽彝先生和侯外廬先生的學術友誼中可以看出，史學家要有朋友、志同道合的朋友，相互切磋，相互提高，在史學理論上有深厚的修養，這樣才有創造性活力。史學家還要注意培養人，在培養中注意史學理論的訓練，這樣學術才有傳承，在傳承中創新發展。白先生和侯先生在這兩方面都有豐富的經驗，這些和他們的著作一樣，是我們的寶貴精神財富。（節選自《史學理論與史學史學刊》2009年第0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