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狄宇宙（Nicola Di Cosmo）

美國普林斯頓大學高等研究院教授

譯者｜胡?諄

生活在2023年的我們，三十年前的世界是什么樣子都不太記得了，又要如何評估三百年前發生的事？1993年，美國總統喬治·布什和俄羅斯總統葉利欽簽署《第二階段削減戰略武器條約》，促使冷戰結束；《奧斯陸協議》簽署，可望推動中東和平；歐盟正式成立，同時科學家正在制定評估氣候變化影響的指引。那個時候的世界看起來多么不同，甚至還未考慮技術如何改變日常生活、資訊生產與流通發生的革命、全球化如何沖擊國家和人民的經濟等，不勝枚舉。

歷史學家的任務是篩選歷史的殘骸，辨識意義重大的變革，探問變革為何、如何發生，以及事件的長期影響。今日的我們是見證者，見證了1993年所想象但如今許多方面未能實現的世界，以及實際取而代之的世界。既然從三十年前的世界看待未來，有許許多多的可能，便不應僅從今日的情況分析歷史人物的行為。雖然我們難免通過實際的結果看待過去，并在那樣的基礎上尋找重要事件和轉折點，然而經歷那些事件的人們，他們的許多行動，無法以同樣的方式理解。

《1723：世界史的10扇窗》

陳正國 主編

東方出版中心

2025年5月

我們若要完全理解某個時代的意義，便不能不考慮那些事件的主角認為他們的行為將如何改變他們的現在和未來，不論后果如何。正如我們就個人的經驗都會發現，合理解釋“發生何事”的時候，僅僅考量結果并不是良好的做法，而在歷史研究中，這樣的取徑也使我們容易陷入“目的論”的解釋，即相信人們的行為和事件的發生都有某個目的—然而，這是歷史學家的重大謬誤和致命之罪。

因此，當我們反思歷史，回到三百年前的世界，我們可以回顧1723年出生的人們，而不必要求一致的框架：他們認為自己對于正在經歷深刻變革的世界可能作出什么貢獻，他們又是如何參與當下的時代精神。自然而然地，我們便有幸從更宏觀的角度看待當時發生的事，在那個概括的視野中，聯結人民、國家并超越那些主角可能看到或經歷的范圍。

本書收錄的論文通過研究特定人物的傳記，解釋為何一個任意的日期—1723年—可以激發歷史反思：關于世界觀認知的改變，而這些轉變既來自先前的發展，也影響未來的事件。每個時代都必須面對本身特定的問題：經濟、社會、政治、精神或物質、地方或國際。詮釋自己的時代，并選擇如何為時代所需的變革作出（或不作出）貢獻，是每個時代出生的人的責任。

18世紀是知識和政治充滿激烈變革的時代，是革命、大規模社會動蕩的時代，是突破貿易和探險邊界的時代—但這也是剝削的時代。同時，18世紀也產生新的世界視野，一個在物質、地理和智識上不斷擴展的世界。1723年大約處于光榮革命和美國革命戰爭的中間；而在中國，是清朝雍正元年；在法國，路易十五的統治達到繁榮太平。出生于1723年的人似乎形成一個特殊的世代。在這樣的年代中，他們參與深刻的變革，覓得自由和空間，通過創造符合當時需求和渴望的新知識，提升他們為世界作出的貢獻。

聚焦于同一世代、生活在不同地方的人（實際上都是男人），還帶來一個空間的視角：其中有人較常旅行，能夠獲取更多資訊，而且可以借由正在建立或擴展的通信網絡與其他人聯系。另一個視角是那些成為時代典范的個人，成為在消逝的舊時代和正在崛起新時代的具體呈現。通過他們的生活，我們可以一瞥變革是多么普遍，盡管是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文化和思想環境之中察覺。特別是歐洲人發現，人類深遠的過去和歷史演變并不限于歐洲及周邊地區。通過貿易、外交和傳教活動，相較前人，他們以截然不同的形式，開始理解并體驗自然、藝術、哲學、歷史。同樣地，亞洲學者也以無法納入現有思想體系的方式接觸歐洲的知識。

1723年出生的歐洲人繼承古老的君主制度，同時，知識和政治的騷動預示著劇烈的變革。理查·普萊斯（Richard Price）代表一種新形態的公民—世俗、國際化，而且具備打造新時代的自由與民主觀念。新的理想與從前的愛國主義和崇拜君主體制截然不同，也標志著他們與世界遙遠角落的文化的交流。愈來愈多受過教育的人認為自己正在參與一場普遍的智識探索，這樣的探索形塑他們對于其他文化和知識體系的理解，因此推動了許多學術研究的分支。

也許令人驚訝的是，對“1723年的世代”作出非常特殊且巨大貢獻的，是位于歐洲西北邊陲的蘇格蘭。蘇格蘭的知識分子，如亞當·斯密（Adam Smith）、亞當·弗格森（Adam Ferguson）和約翰·威瑟斯龐（John Witherspoon），不僅在英國和歐洲留下深刻的印記，影響更觸及美國。威瑟斯龐曾在美國主持新澤西學院（今日的普林斯頓大學），后來成為《獨立宣言》的簽署者之一。身為卓越的學者，亞當·弗格森是蘇格蘭啟蒙運動的重要代表，他推崇公民社會，視技術和創新為社會變革的驅動力，因此聞名。

亞當·斯密這位知識巨擘奠定了現代經濟思想的基礎。不像威瑟斯龐和弗格森，斯密受的教育不以神學為主，他的著作比較不受基督教的影響。此外，當時英格蘭和蘇格蘭的大學提供不同類型的教育，這是另一個經常被人提到的原因，或許可以解釋為什么有這么多成功的蘇格蘭知識分子。斯密本人便曾經評論蘇格蘭大學的教學極為開放并充滿活力。

順帶一提，當時另一位重要人物，他也針砭過牛津大學的教學，就是法學家威廉·布萊克斯通（William Blackstone），他關于英格蘭普通法的著作相當聞名，并且深深影響美國憲政思想，提供了美國憲法實質的解釋基礎，并持續到現代。對于憲法允許的自由和權利，他的觀點緊系英格蘭普通法的演變，認為只能在英格蘭內部應用，因此在大英帝國，甚至僅在英國內，允許多種法律體系并存。這樣的系統既有一個全面的憲法秩序，同時也保留空間給從屬但相對獨立的法律體系，影響了當時美國的聯邦憲法體制，形成了將每個州與聯邦聯系在一起的法律框架。

等待1723年在歐洲出生的人的新世界，也是探索大自然的世界。其他大陸的植物和動物正在被收集、記錄和分類。在這個時代，這些新的知識全都急需分類，需要以科學方法組織，除了林奈（Linnaeus）實現這件事情以外，在法國，霍爾巴赫（Barond’Holbach）也是一位主角。首先，他為狄德羅的《百科全書》貢獻多篇條目；其次，在當時盛行的沙龍文化，他是出色的經理人，舉辦聚會，邀請具有影響力的學者和知識分子，討論各種類別的思想。對于自然科學的百科全書，霍爾巴赫的特殊貢獻在礦物學、礦業和冶金領域。霍爾巴赫從事這項嚴肅的科學事業期間，與許多正在世界各地進行田野工作的人進行交流，從亞洲到拉丁美洲，尋找礦物樣本。

這個世代另一個結合學術和旅行的人物是威廉·B.錢伯斯（William B. Chambers）。他的傳記反映許多人在前往亞洲旅行之后找到自己生活和工作存在的理由（raisond’être）。他的求知熱忱從他對自然歷史、植物和花園的熱愛可見一斑。從哲學和藝術詮釋自然，這個方面中國的山水可謂典范，以花園的形式重現各種風貌，深深吸引歐洲人。他們試圖將清代中國的園藝和造景原則融入、再現于英國本身和更廣泛的歐洲美學。從學習—包括從其他文化中學習—這樣根本的追求之中可以發現，這是另一種代表這個年代對世界主義與普遍主義渴望的形式。

另一種受到外國吸引，同時精進本身藝術的類似情況，也能從雷諾茲（Joshua Reynolds）的作品見得。身為皇家藝術學院的院長，也是具有影響力的畫家，他以外國為主題的經典作品再次打開一扇窗，除了看到英格蘭的城市和鄉村，更看到更廣大的人類，包括中國和其他世界民族。這些經典作品不僅代表大英帝國的全球擴張，還有英格蘭與外國民族之間基于藝術興趣的聯結。

在亞洲，1723年標志著更微妙但同樣具有影響力的知識分子和歷史變革，本書的多位作者通過研究三個人的生活——中國人、日本人、越南人，探索這些變革。這三個人皆代表對于當下時代的特殊回應，同時三人整體亦說明亞洲當時面臨的矛盾和挑戰，部分來自亞洲國家內部，部分則來自與西方的相遇。

18世紀最動蕩不安的國家是越南。阮浹的生平就是這樣騷亂時期的象征。他是儒家學者、隱士、不情愿的統治者顧問和老師。他的一生反映了內戰時期知識分子面臨的選擇。在被召見入朝后，新儒學學者阮浹必須在公共生活和私人學習上取得平衡。他在荒野中隱居的治學與教學和非他主動追求的政治權力，二者之間形成鮮明對比。即使在如此的困境中，他于解釋儒家經典的成就依然卓越。在政治動蕩的時代，他一心向學，代表全球轉向的另一個文學面向。

正值和平繁榮的日本與越南不同。三浦梅園的人生在某種程度上懸于傳統學問和西方人帶給日本、所謂“蘭學”的新學問之間。然而，正是三浦梅園這個世代接觸到大部分的西方觀念。他的思想兼容并蓄，包括新儒學、道教、佛教以及西方思想。他重新詮釋中國哲學的各個面向，例如陰陽五行論，但尤為引人注目的是，包含在明末與清朝引入中國的西方知識，尤其醫學和解剖學研究領域。三浦梅園的融合主義可被視為世界主義的另一個版本在地球的另一端的通行，以及蘭學所代表的全球思想的流通。

與此同時，清朝繼續擴張邊疆，這是雍正與乾隆，尤其是乾隆的統治遺產，而帝國核心地區基本上維持和平。同樣在1723年出生的陸燿，在山東擔任官員，雖然不是一位特別有名的作家，卻寫了一篇以番薯為題具有影響力的論文。這樣的著作表面上可能不如他的某些同代人（如紀昀和戴震）那么引人矚目，但重要意義在于，這位地方官員搭上了這個時代的全球趨勢。由于工作，陸燿不僅對河流管理感興趣，也對廣泛的經濟問題感興趣，這使他在行政工作中推動創新。他好奇西方進口品能為人民的生活帶來什么好處，例如番薯，因此特別關注所處時代的新變化。

總結而言，我們必須熱烈贊揚本書的主編陳正國教授，以及本書收錄文章的所有作者。這些同樣在三百年前誕生的個人，他們了不起的故事，為人類歷史帶來特殊的維度和豐富的視角。在這個視角中，一個時代稍縱即逝的性質，即時代的精神，盡管有著非常不同的地方特色和感知方式，在不同的大陸折射。我會主張，這種折射提高了雅克·皮雷納（Jacques Pirenne）所謂《普遍歷史的洪流》（Les Grands Courants de L’Histoire Universelle）的可見度，使得能夠將抽象的趨勢與具體、切實的生活聯系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