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中國歷史上最早使用“養廉”的說法，明確采用“高薪養廉”理念的，是清朝的雍正皇帝。雍正登基后，善于改革陋習，在國家治理方面頗有一番作為，她創立的“養廉銀”制度，成功緩解了國家財政缺乏、官員貪腐成風等社會問題。

康熙晚年時期清朝國庫早已虧空，財政入不敷出。雍正繼位時，國庫的存銀只剩下幾百萬兩，這區區銀兩根本不足以雍正好好治理國家。
那么當時國庫為何如此囊中羞澀呢，主要有三個原因：第一是戰事頻繁，國家不停制造兵器等軍事用品，導致開銷巨大。第二就是庫銀虧空，不少位高權重的官員會大量“借”用，因為理由正當所以管國庫的人也不得不借。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點—貪腐。禮尚往來是清代乃至整個中國歷史的官場潛規則之一。地方官給京官送禮送錢，夏天送降溫費稱為“冰敬”;冬天送烤火費稱為“炭敬”；離京會送“別敬”。還有各種各樣的“敬”，只要他們想送，就能找出個名目來，說白了都是行賄。

所以說盡管朝廷給官員薪水不多，但有了各種“敬”，小日子都過得有滋有味。

明朝后期，老百姓必須用白銀繳納賦稅。國家收了白銀后，會把碎銀熔化重新鑄成銀錠，其中必會產生一定的損耗，在那時稱為“火耗”。雖然火耗不多，但官府肯定是想去承擔的，那就要攤到每一個老百姓的頭上。因此，在每次征稅時都會加征“火耗”。

耗損以外的火耗叫“耗羨”，這些“耗羨”大自然而然落到了地方官的腰包中顯然，“耗羨”成了清代官場陋規的一大源頭。

這個嚴重的問題很快就擺到了雍正面前。耗羨歸公以及一系列改革，就是雍正針對火耗積弊推出的“實政”。

府庫虧空是當時的頭等經濟難題。盡管他要求各級官員限期賠補，甚至不惜查抄貪官家產，但其實更多的虧空，還是要靠耗錢來彌補的。但他很清楚，加增耗羨就是加大了老百姓的負擔，因此雍正陷入了進退兩難的境地。

他著力于扭轉這種現象，思來想去最終設立了養廉銀制度。養廉銀的來源就是火耗，地方官員是主要發放的對象，希望這多給的錢能讓他們不再貪污。按照品級高低和當地條件設置了不同的數額。

養廉銀制度對清朝的政治產生了極大的影響。但這一制度并不完美，利與弊皆有之。

這個制度的創立首先值得肯定的是它起到了一定的積極作用。養廉銀制度，緩解了官員的貪腐，吏治日漸清明。制度誕生之后，從兩個方面達到了遏制貪腐的作用，不僅提高了官員的物資待遇，也切斷了連接上下級的腐敗鏈條。

特別是對于耗羨歸公等明確之后，底層官員的直接貪腐來源被限制，切斷了他們和上層官員的腐敗鏈，官員的貪腐得到抑制。

火耗征收降低，也在一定程度上減輕了百姓的負擔。火耗的征收意見標準透明，同時也充盈了地方和朝廷的藩庫。所以不管怎樣每年有大量剩余的錢可以彌補財政上的缺失。所以說，地方和朝廷都是受益者。
當然，這個制度也有它的弊端和不合理性。

最大的弊端在于嚴重拖累了國家財政，據統計，雍正朝每年花在養廉項的銀子竟然高達500萬兩，與此相對，當時政府一年總收入才四千萬兩左右，總支出近3500萬兩。這就說明國庫每年沒有剩余的錢來干別的事，反而可能年年虧一點，日積月累，不敢想象。

其次養廉銀最受詬病之處在于“養廉不廉”。養廉銀在雍正朝起到了一定的效果，自康熙末年以來吏治敗壞之局面稍有緩和，而經乾隆一朝浮華影響，吏治更行敗壞，貪腐盛行，知識階層與官吏道德淪喪，“巨貪”和珅廣為人知，然乾嘉兩朝大貪絕不止于和珅一人。

養廉銀設立的初衷針對腐敗，也是針對懶政的。

結論：其實關于貪腐問題，全世界都存在，包括美國、日本以及歐洲各國，始終不能完全杜絕這種現象，不論是嚴刑酷法，還是寬柔政策，結果效果都不是太明顯。一直到現在如何杜絕官員貪污受賄，仍是個令人頭疼的難題。希望我們每一個人從現在做起，從自己做起，不貪污不受賄，讓世界更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