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 吳霜 上海報道

“前所未有的資金流重新分配是目前的一個重要趨勢”，摩根士丹利亞洲首席執行官兼股票部全球聯席主管Gokul Laroia在陸家嘴論壇上談及“正在發生的根本性的、結構性的變化”時指出。

“在美國，投資資金的規模達到62萬億美元，遍布于各個類別。過去10年，這個數字增加了大約30萬億美元。現在，越來越多的投資者希望進行多元化投資。即使只有一小部分資金流出美國，那也是一筆巨大的資金”，他進一步表示。

不可否認的是，在這個過程中，中國是個避不開的選項。

在陸家嘴論壇舉辦的同時，中歐國際金融圓桌研討會圍繞“不確定性環境下經濟金融穩定與發展”對這一議題進行了討論。

外部風險激增導致國際資本流動

“美國關稅政策反復、主權信用評級下調以及美股估值高企等因素持續推升不確定性，一度引發全球投資者拋售美元資產，全球配置再平衡動機推動資金外流，”中歐陸家嘴國際金融研究院常務副院長趙欣舸對記者表示。

因此，他認為，外部風險激增是導致國際資本配置再平衡的一大原因。在此背景下，中國可以憑借政策穩定、產業完備以及技術突破等積極因素，吸引了大量資金流入。

對美元信心的下降也是一個推動因素。羅馬第二大學經濟學院院長、意大利經濟和財政部前部長Giovanni Tria在會議上表示，原來基于規則的世界貿易秩序，曾經主導國際合作貿易和金融穩定幾十年。美元目前是全球最重要的儲備貨幣，但大家已經看到了美元信心下滑的早期信號。

“對于美國長期政策的懷疑和對美國制度的懷疑，會導致整個貨幣體系的基礎受到質疑，這樣的發展并不是偶然出現的，這也反映了美國經濟深層次不平衡情況，”他進一步闡釋道。

他認為，這很大程度上由公共債務推動的，即不斷發債，并且這種不平衡不斷持續。由于以美元計價的全球資產不斷生長，也因為美元是國際儲備貨幣，自然導致美元貶值。但這樣一種配置是不可持續的，美國的債務不斷高漲，關于產業債的可持續性會變成更嚴重的問題。

中國需推進制度型開放

海外資產加速流動，不斷溢出，對中國金融市場來說無疑是一個重大機遇。

趙欣舸告訴記者，開年以來，在我國科技突破、政策刺激以及外部不確定性劇增等多重因素影響下，海外資金逐步轉向我國并布局智能制造等行業，標志著外資對我國資本市場的態度從“邊緣參與”到“核心配置”的轉變。

如何承接這波“潑天的財富”？

上海市金融穩定發展研究中心主任許耀武在會議上表示，中國需要思考四個問題：

一是推進制度型的開放。通過完善金融市場的準入，取消外資持股比例限制，優化跨境投融資便利化政策等舉措，推動中國金融的開放從管道型向制度型升級。

二是持續加強貨幣政策的基本。前期央行推出了一系列的結構性貨幣政策工具，如科技創新和技術改造、再貸款碳排放減持工具等，加強對重大戰略、重點領域和薄弱環節的金融支持，在穩市場、穩企業、穩就業、穩預期等方面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三是加強與國際金融市場的互聯互通，強化金融基礎設施建設。金融穩定法的草案公開征求意見，金融穩定保障基金實現實質運作，著力通過市場化、法治化的手段來防范化解金融風險。

四是持續夯實數字金融底座，推動大數據、區塊鏈等技術在金融領域的應用，提升跨領域的金融風險監測預警與協同處置能力。

趙欣舸同樣認為，中國需要深化資本市場雙向開放，提升外資參與便利性。一是拓展互聯互通的市場覆蓋范圍。將資本市場互聯互通機制的經驗推廣至其他主要市場，有助于為更多境外投資者提供基于當地的投資渠道，幫助境外投資者以符合其交易習慣且低成本的方式參與我國資本市場，極大提升外資參與便利性。

具體來看，在滬港通、滬倫通和中瑞通的基礎上，以中歐建交50周年為契機，加快推動中德資本市場互聯互通的落地，為歐盟投資者提供便利投資渠道。

二是擴容互聯互通的投資標的。將REITs、ETF等產品納入互聯互通標的范疇，具體操作上可推廣中日、中新以及中巴ETF互通經驗。

此外，他表示，在金融產品方面，境外資金仍有較多產品無法投資。現階段，我國金融市場尚未完全開放，這就意味著境外資本仍然無法投資尚未納入開放范疇的金融產品。

具體來看，對于股票市場，小盤股和流動性較差的股票仍未納入滬港通范疇，場內ETF期權尚未對合格境外投資者（QFII）開放；對于債券市場，債券通僅涵蓋銀行間債券市場產品，尚未直接納入交易所債券產品；對于期貨市場，對外開放的特定品種僅有24個，QFII覆蓋的品種數量仍不足100個，這就意味著境外資金仍然無法參與數十個場內期貨和期權。鑒于此，應進一步推動金融市場開放水平，為境外資金拓寬流通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