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全世界最像中國的國家是誰？

越南，沒有之一。

不僅因為越南有著中國絕大部分相同的傳統，也過端午節、中秋節、春節。還因為這個國家的發展路徑和中國幾乎一致。

時至今日，越南已經成為了全球所有國家中經濟發展最亮眼的那一位，甚至有人說，上一代天選之國是中國，下一個則是越南。

越南革新開放政策自1986年啟動至今已近40年，這場歷史變革將越南從世界最貧窮國家之一轉變為中等收入經濟體，被世界銀行譽為"卓越的發展成功故事"。

1986年12月，越共六大做出的歷史性決斷，不僅拯救了瀕臨崩潰的越南經濟，更與中國一起開創了原蘇聯模式國家改革開放的新模式。

當時的越南，剛剛結束長達30年的戰爭，滿目瘡痍的國土上，傳統的蘇聯式計劃經濟模式在越南的土地上只帶來了糧食短缺、通脹失控、國際孤立。最后，越南做出了正確的選擇，市場化改革。

世界上貧窮的國家有很多，甚至南美各國還有大量的窮國，但是，這四十年來，能稱得上經濟奇跡的只有中國和越南兩個國家。

再往前，自二戰后，除了德國的戰后修復，全世界所有的"經濟奇跡“全部發生在亞洲東部。

日本、韓國、中國臺灣、中國香港、馬來西亞，泰國、印尼，中國大陸，越南....

這篇長文，給讀者要帶來的就是一個越南改革開放的史詩級故事。并進一步思考一個問題，為什么，全世界的經濟奇跡只發生在東亞地區？

同時文章的最后，我也會說出我對越南未來不怎么看好的理由。

痛苦反思中的歷史抉擇

1975年4月30日，西貢失敗的那一刻，不少越南人認為好日子來了，不管對錯，戰爭結束了，總是好事。

然而，殘酷的現實說明這不過是妄想。

戰爭結束時，北方所有6個工業城市、30個省會中的28個、116個區鎮中的96個和5,788個公社中的4,000個遭到嚴重破壞或摧毀。

更為嚴重的是，300萬軍民死亡，210萬難民外流，其中包括數萬名專業人員、知識分子、技術人員和熟練工人。

在蘇聯顧問的指導下，越南選擇了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模式。

當時的決策者們雄心勃勃，認為可以通過蘇聯式的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實現經濟騰飛。

1976年第二個五年計劃制定時，政府預算25億美元，計劃投資75億美元。這個數字在當時看來令人振奮，但現實很快就給了他們當頭一棒。

農業生產的急劇下降成為第一個嚴重信號。

湄公河三角洲這片越南的"糧倉"，稻米產量從1976年的190萬噸降至1977年的99萬噸，1979年進一步降至64萬噸。

街頭巷尾開始出現排隊買米的長龍，嚴格的配給制度使成人每月平均配給大米從9公斤降至6公斤。

那些曾經富饒的田野上，許多家庭被迫食用"bo bo"（一種粗糧）等替代品來充饑。

1979年的中越戰爭進一步雪上加霜。

這場持續28天的邊境沖突，讓越南邊境地區的城鎮化為廢墟，350萬邊境居民中近一半失去家園和生計。

戰爭的后果遠比表面傷亡更加深遠——中國完全停止對越南的援助，而美國的全面貿易禁運（1975-1994年）使越南在國際社會陷入孤立。

經濟數據觸目驚心：

1984年越南GDP僅為181億美元，人均收入不足300美元。

通脹率完全失控，1986年達到700%，1987年仍超過300%。

在河內和胡志明市的市場上，私人市場食品價格是政府控制價格的5-10倍，一只雞的價格約12美元，相當于普通工人月薪的一半。

人們開玩笑說，錢貶值的速度比印鈔票的速度還快。

更令人擔憂的是，計劃經濟體制已經名存實亡。

1983年的統計顯示，家庭經濟占農民總收入的50-60%，占食品供應的30-50%。

這意味著什么？意味著農民們已經用腳投票，拋棄了集體生產，回到了家庭經營。

國有企業的情況同樣糟糕，大量工廠停工半停工，工人們被迫尋找副業維持生計。

在這種內外交困的背景下，越南共產黨內部開始了深刻的反思。

這種反思是痛苦的，因為它觸及了統一戰爭結束后政策選擇的根本問題。

1982年，時任總書記黎筍在公開場合承認"我們黨和國家在經濟規劃方面犯了最大的缺點和錯誤"。

1985年的八中全會成為轉折點。會議決定給予工廠和個體農場生產自主權，結束對國有企業虧損的補償。

越南鄧小平：阮文靈

阮文靈這位改革家，此時開始嶄露頭角。

他在胡志明市任職期間就開始進行經濟改革試驗，允許私人小商販在街頭經營，鼓勵農民到城市銷售農產品。

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變化，卻讓人們看到了希望的曙光。

長征（原名鄧春區、因仰慕中國共產黨長征而改名）代表的老一代的越共高層，為改革提供了政治保障。

這些曾經從戰爭中走出來的政治人物，理解經濟發展對國家建設的重要性。

他們的支持，為即將到來的革新開放掃清了政治障礙。

終于，1986年，越南迎來了歷史轉折的關鍵時刻。

1986年12月15日，河內巴亭大廳越共六大召開。

越南主流媒體現在這么評價這次大會：

”這次大會不僅是一次黨的代表大會，更是一次思想解放的盛會，一次拯救國家的歷史抉擇。“

這次大會其實從1985年六月的五屆八中全會開始，歷經19天的十中全會，各地方和省級黨組織對中央政治報告草案提出了3,000多項建議和修改意見。

這種自下而上的討論過程，在越南黨的歷史上前所未有。來自基層的聲音匯聚成滔滔洪流，為革新開放政策的制定奠定了堅實的思想基礎。

長征（鄧春區）代表越共中央委員會向大會所作的政治報告成為會議的核心文件。

他毫不留情地進行自我批評，承認中央委員會、政治局、書記處和部長會議對經濟失敗負有責任。

更為難得的是，他主動退出總書記職位，推舉改革家阮文靈上臺，開創了越共領導班子任期輪換制的先河。

大會確立了五項重點決議，其中最為關鍵的是確立了"按照市場機制運行的，由國家管理的，堅持社會主義方向的，多種成分的商品經濟"的改革發展總路線。

這一表述看似平淡，實際上卻是對傳統觀念的根本顛覆。

越南的思想界一樣存在著"姓資姓社"的激烈爭論激烈。

此次會議，一樣是越南的思想大解放。

其一，承認市場機制的基礎性作用。這是對蘇聯式計劃經濟模式的根本突破，承認看不見的手在資源配置中的重要作用。

其二，堅持國家的宏觀調控職能。既不是完全的自由市場，也不是無序的資本主義，而是有管理、有方向的市場經濟。

其三，明確社會主義發展方向。在經濟體制改革的同時，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政治制度不動搖。

其四，承認多種所有制并存發展。國有、集體、私營等多種經濟成分如百花齊放，共同發展。

這四句，中國人太熟悉了。

阮文靈的當選具有深刻的象征意義。

這位長期在南方工作的政治人物，對南方經濟的活力和市場經濟的優勢有著切身體會。

1973-1977年擔任胡志明市委書記期間，他就開始進行經濟改革試驗，1981年因主張改革被黎筍逐出中央政治局，1985年重新進入政治局。

他的人生軌跡，恰恰反映了越南改革開放的曲折歷程。

革新開放不僅是經濟政策的調整，更是思想觀念的根本轉變。

自此，越南的革新開放就轟轟烈烈地展開了。

改革春潮

春潮這個字，就代表著希望，新生。

革新開放政策啟動后，越南的經濟改革如春潮般涌動，各個領域都發生了深刻而持久的變化。

先是農業改革，和中國一樣從集體化到家庭承包制。

農業改革成為越南經濟改革的突破口和試驗田。1988年第10號決議堪稱越南農業改革的"憲章"，將集體土地長期分配給個人農戶，這一決議的歷史意義不亞于中國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

北越地區90%以上的農民被組織在合作社中，生產效率低下，積極性不高。

而南越地區的情況截然不同，湄公河三角洲僅5.9%的農民參與合作社，家庭農場仍是農業生產的基礎。

這種南北差異也為越南改革提供了有力的現實依據。因為南方比北方要富得多。

1987年土地法確認土地為全民所有，政府只行使管理職能，農民獲得土地使用權。

1993年土地法大幅增強土地使用權保障，確立了農民土地使用權的"五權"：轉讓、租賃、交換、繼承土地使用權，以及以土地使用權作抵押向銀行貸款。

這些權利的確立，極大地調動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釋放了農村生產力。

應該說，在土地改革方面，越南的進度超過了中國。

直到2016年，中國農民才可以用承包地抵押貸款。

改革效果可以說是立竿見影。大米產量從1978年的979萬公噸最低點開始恢復，1989年越南首次出口140萬噸大米，2008年出口470萬噸大米，成為世界第二大大米出口國。

曾經食不果腹的越南，一躍成為世界重要的糧食出口國。

湄公河三角洲18.2萬公頃農田通過現代農業技術改造，農民投入減少50%，利潤增加30%。

和中國一樣，國有企業改革也是越南改革的重頭戲。

越南的國有企業改革是一個復雜而艱難的過程，經歷了三個主要階段：1980-1986年的初步調整期、1986-2001年的革新開放期、2001年至今的深化改革期。

股份化成為越南國企改革的模式。

1992年首次推出國企股份化政策，將企業轉為股份公司，國家、工人和私人投資者持有股份，通常國家仍保持多數股權。

這種模式被稱為"越南特色的私有化"，既保持了國家對重要企業的控制，又引入了市場機制和民間資本。

2022年，政府批準了"2021-2025年國企重組項目"，重點關注經濟集團和企業集團的現代化改造，基于現代技術、創新能力和世界標準管理模式進行重組。

目前，國企占GDP的28%，上繳稅收占財政收入近30%，在國民經濟中仍占據重要地位。

但同時也面臨著效率不高的問題，占經濟中60%的不良貸款，這表明國企改革仍然任重道遠。

真正讓越南超速發展的是對外開放。

1987年12月，越南頒布了第一部《外商投資法》，這標志著越南對外開放的正式啟動。

該法確立了外商投資的五種主要形式：100%外資或內資公司、合資企業、商業合作合同、資本出資參與公司管理、并購等，為外資進入越南提供了法律保障。

三星的投資歷程成為越南吸引外資的經典案例。

2008年，三星開始在北寧省投資，初始資本6.7億美元。當時很多人對這個韓國巨頭的到來還持觀望態度，但三星用實際行動證明了自己的決心。

截至2024年，三星累計投資超過224億美元，擁有6個制造工廠，雇傭超過20萬名員工，在越南生產近一半的智能手機，占越南總出口的15%。

富士康、英特爾、LG電子等跨國公司也相繼進入越南，形成了外資集聚效應。累計外商直接投資從1988-2004年的460億美元承諾，發展到2023年的394億美元年度流入，增長34.5%。

2019年全國建立了343個工業區和經濟區，外商投資企業占總出口的約70%，成為越南經濟增長的重要引擎。

金融改革也值得一提。

1990年以后，越南國家銀行專門發揮央行作用，商業職能分離，建立了四大國有商業銀行：越南投資發展銀行、越南外貿銀行、越南工商銀行、越南農業與農村發展銀行。

2022年數據顯示，124家銀行、約1200個基金、16家金融公司為農業和農村部門提供信貸服務，金融體系日趨完善。

我有時都想，為什么越南也叫四大行？

改革后，證券市場建立了，2023年底，合并市場資本化約2400億美元，相當于越南GDP的56%。

政府制定了雄心勃勃的發展目標，希望2025年股票市場資本化達到GDP的100%，2030年達到GDP的120%；債券市場到2030年未償債券市場債務達到GDP的58%。

以上這些數據，換個名字，我們不知道是在說越南還是中國。

在改革開放下，越南發生了巨變。

越南人生活好起來了

經濟改革如春風化雨，帶來了前所未有的社會變遷。

社會分層結構從1998年的金字塔形轉變為2018年的菱形結構，這種變化的背后是無數個人和家庭命運的改變。

中產階級在十年間增長了2.6倍，其中75%居住在城市地區。

技術工人階層顯著增長，成為社會結構中最大的群體，而非技術工人比例幾乎減半。

城市化進程如潮水般洶涌。

城市化率以每年3.4%的速度增長，2012-2022年間增長了7%。

胡志明市和河內成為兩大經濟磁極，吸引著來自全國各地的年輕人。

在胡志明市的街頭，你可以看到來自湄公河三角洲的農家子弟在現代化的工廠里工作，他們用勤勞的雙手改變著自己的命運。

高等教育毛入學率從1995年的3%飛升至2019年的30%，教育年限平均為10.2年，在東盟國家中僅次于新加坡排名第二。

1986年革新開放啟動時，越南人均GDP僅為不足300美元，這意味著普通越南人每月收入只有25美元左右，折合人民幣約200元。

而到了2023-2024年，情況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2024年，越南勞動者月均收入達到770萬越南盾（約合2224元人民幣），同比增長8.6%。

其中，男性勞動者月均收入為870萬越南盾（約2563元人民幣），女性勞動者月均收入為650萬越南盾（約1061元人民幣）。

城市地區勞動者月均收入為930萬越南盾，農村地區為670萬越南盾。

這意味著越南人的名義收入增長了約10倍以上。

2023年越南人均GDP達到4284美元，比1986年增長了超過14倍，這種增長速度在世界經濟發展史上都是罕見的。

健康指標是衡量人民生活水平最直觀的標準之一。 1986年的越南，由于醫療條件落后、營養不良和戰爭創傷，人均預期壽命僅為60歲左右，嬰兒死亡率高達60‰以上。 當時的越南醫療體系極其薄弱，農村地區尤其缺乏基本的醫療設施和藥品。

到2020年，越南出生時的預期壽命已達到75.38歲，比1986年增長了約15年。嬰兒死亡率從1986年的60‰以上降至2023年的12.1‰，下降了約80%。

這一改善幅度表明越南民眾在醫療衛生、營養狀況、生活環境等方面都有了質的飛躍。

孕產婦死亡率的改善同樣令人矚目。

1986年，由于醫療條件落后，越南孕產婦死亡率超過200/10萬，而到2023年這一數字已降至43/10萬，降幅達到80%以上。

1986年的越南，消費品極度匱乏。

當時實行嚴格的計劃經濟和配給制，私人市場食品價格是政府控制價格的5-10倍。普通家庭的消費主要集中在基本的食物和生存必需品上，家用電器、摩托車、汽車等現代消費品對絕大多數人來說是奢侈品。

2023年越南人口總數已達到1億零30萬，成功躋身"全球人口大國"行列。同時，消費結構發生了根本性變化。

在交通方面，摩托車已成為越南家庭的標配。

2023年越南摩托車保有量超過6000萬輛，平均每1.7人擁有一輛摩托車。汽車保有量也達到200萬輛，比1986年增長了約100倍。

在通信方面，手機普及率已達到95%以上，互聯網普及率超過70%。

1986年的越南，電話都是奢侈品，而現在幾乎每個越南人都擁有智能手機，農村地區也基本實現了移動網絡覆蓋。

在家用電器方面，電視普及率從1986年的不足5%提升至2023年的95%以上，空調、冰箱、洗衣機等家電在城市家庭中的普及率都超過了60%。

住房是民生之本。1986年的越南，由于戰爭破壞和經濟困難，住房條件極其簡陋。 城市居民人均住房面積不足8平方米，農村地區多數家庭仍居住在茅草房或簡易磚房中，缺乏基本的衛生設施和安全保障。

經過37年的發展，越南住房條件發生了根本性改善。

2023年城市居民人均住房面積達到25平方米以上，農村居民人均住房面積也超過20平方米。

現代化的住宅小區在城市中拔地而起，農村地區也普遍建起了鋼筋混凝土結構的住房。

在南部農村，農民的住房條件甚至遠遠超過了中國大多數農村地區。

我再告訴你一個事實，在越南胡志明市，一個公寓租金要三四千人民幣，四十平而已，寫字樓、廠房租金普遍超過了中國二線城市。

因為投資旺盛，帶來了大量的企業需求。

如中國一樣，越南吸引的最多的就是制造業外來投資。

1994-2004年，制造業GDP年均增長11.2%，2004年制造業貢獻GDP的20.3%，雇傭10.2%的勞動力。

頂級制造業部門包括電子產品、食品加工、紡織品、化學品、鞋類產品等。

越南充分利用接近中國、勞動力成本較低、國際環境更好的優勢，逐漸成為亞洲新興的制造業中心。

2020年，電子產品占越南出口的38%（2010年為14%），這一數字清晰地顯示了產業結構的快速升級。

1993年以來進出口占GDP比重翻了一番多，出口市場份額增長了三倍多。

2024年出口增長14.3%，達到4055.3億美元，越南已經成為名副其實的出口大國。

越南還建立了龐大的貿易協定網絡。

1995年加入東盟，2000年與美國簽署自貿協定，2007年加入WTO，隨后與東盟國家、中國、印度、日本、韓國等簽署雙邊協定，2019年CPTPP正式生效。

這些協定如同一張巨大的貿易網絡，為越南的商品出口提供了廣闊的市場空間。

從世界范圍來看，越南37年來的發展成就堪稱奇跡。在人類發展指數方面，越南從1990年的0.471提升至2023年的0.703，成功從低人類發展水平跨越到高人類發展水平，這一成就在發展中國家中都是罕見的。

越南和中國

應該說，越南和中國太像了。

均采用漸進式改革策略，避免激進變革的沖擊；保持政治體制的穩定；從農業改革入手，逐步擴展到工業和服務業；對外開放與國內改革同步推進；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框架。

不同點在于：中國更強調"摸著石頭過河"，政策試驗性較強；越南更多借鑒中國等國經驗，改革路徑相對明確；越南更早、更大力度地吸引外資，比如1986年即制定《外國投資法》。

但兩國太像了，甚至民情都高度接近。

2016年，臺塑河靜鋼廠污染事件 ，成為了越南環保史上的標志性事件。

臺塑鋼廠排放有毒廢水，導致越南中部沿海四省發生大規模魚類死亡，嚴重影響了數萬漁民的生計。

此事引發了越南罕見的大規模、跨地區的民眾抗議活動，從河內到胡志明市都有示威。民眾的口號直接指向“經濟發展不能以犧牲環境為代價”，批評政府監管不力，為了吸引外資而縱容污染企業。

河內和胡志明市常年位居全球空氣污染最嚴重的城市之列。媒體和民眾經常討論PM2.5指數，抱怨工業廢氣、交通擁堵和建筑粉塵。

紅河、湄公河等主要水系的污染問題也備受關注。

環保活動家、知識分子、受害的漁民和農民，甚至包括部分官方媒體也會進行報道和“有限度”的批評。

社交媒體是主要的發聲平臺。

痛恨貧富不均也成為了越南的民情。

越南媒體和網絡上充滿了強烈的視覺對比：一邊是駕駛勞斯萊斯、賓利的“大咖”，出入豪華餐廳和度假村；另一邊是城市里掙扎求生的體力勞動者、街頭小販和生活在貧困線以下的農村人口。

公眾輿論常常批評由官商勾結、土地投機和腐敗催生的“暴富階層”。

人們認為他們的財富來源不正當，加劇了社會不公。

對于教育、醫療等公共資源向富人傾斜的現象，批評聲音也非常普遍。

年輕人中流行著“努力工作不如有個好爸爸”（指官二代/關系戶）的消極看法。

越南的主流學者們也經常引用基尼系數等數據發出警告，對此響應的則是普通工薪階層、農民以及對社會公正有高度要求的年輕人。

作為“世界工廠”的后起之秀，越南的勞工問題也成為熱點。

越南是世界上勞工罷工（主要是非官方組織的“野貓式罷工”）最頻繁的國家之一，尤其是在外資企業（如紡織、制鞋、電子廠）。

罷工的主要原因通常是：工資低、工作時間長、勞動條件差、管理方式苛刻、社保繳納不足等。

這種罷工大多一兩天就平息了。

但背后反應的是越南的普遍觀念。

社交媒體上時常有工人爆料工廠的非人待遇。輿論普遍同情工人，批評一些企業（包括外資和部分本土企業）將越南工人視為廉價的生產工具，榨取他們的“血汗”。

人們呼吁政府加強勞動監察，提高最低工資標準，并保障工人的合法權益。

房價太高也成為了越南民情怨恨的重點

胡志明市和河內的房價在過去十年中飛漲，其房價收入比在全球都名列前茅。一個普通工薪家庭不吃不喝幾十年也難以在市中心買一套公寓。

“何時才能買得起房？”是越南年輕人社交媒體上的一個“痛點”話題。

輿論批評土地投機、房地產泡沫以及政府在規劃和調控上的不足。

很多人認為，高房價正在扼殺年輕人的夢想，并加劇了社會階層的固化。對“社會住房”項目進展緩慢、分配不公的批評也屢見不鮮。

儒家文化一樣影響越南。

輿論上有大量的老知識分子痛批一切向錢看 ，這些保守知識分子，對社會道德滑坡、傳統價值觀受到沖擊感到憂慮。

他們痛批越南社會中的商業欺詐、食品安全問題（為了利潤使用有害添加劑）、公共服務中的腐敗（辦事要塞紅包）以及人際關系的金錢化。

越南共產黨總書記阮富仲發起的聲勢浩大的“熔爐”反腐運動，其背后就有深厚的民意基礎。

阮富仲本人也多次強調，腐敗和黨員干部的道德敗壞正在侵蝕黨的執政根基和人民的信任。這本身就是對“一切向錢看”思潮的最高層級回應。

對上述問題的擔憂和批評，在越南城市人口和網絡用戶中 幾乎是主流共識 。可以說，絕大多數關心社會時事的越南人都或多或少地持有這些批評意見。

它們已經成為公共話語的一部分。你可以在越南的主流新聞網站的評論區、在Facebook的熱門帖子上看到海量的這類討論。

這些批評聲音在很大程度上 推動了政府的行動 。

越南政府是一個非常注重社會穩定的實用主義政權。他們清楚地認識到，如果放任這些問題惡化，將嚴重威脅其執政合法性。

臺塑事件后，越南政府出臺了更嚴格的《環保法》（2020年版），加強了對高污染項目的審批和監管，并對臺塑處以5億美元的巨額罰款用于賠償和環境恢復。

在勞工領域，政府每年都會根據經濟狀況和通脹率調整最低工資標準。新的《勞動法》也試圖在勞資關系、工作時間等方面做出更平衡的規定，以回應工人的訴求。

“熔爐”運動是最直接的體現。近年來，已有包括政治局委員、部長、高級將領在內的大批高官因腐敗落馬。

這場運動在很大程度上是為了回應民眾對腐敗和權力濫用的深惡痛絕。

而在房地產領域， 政府多次提出要大力發展“社會住房”，并試圖通過信貸、稅收等政策工具為房地產市場降溫，盡管效果往往不盡如人意，但行動一直在進行。

最新的進展是，越南正在開始推免費醫療。

2025年4月8日，越南總書記蘇林高調宣布“2030年實現全民免費醫療”

有點感慨，整個世界近八十年來，東亞是唯一一個不斷有大規模市場化改革的地區，但這些地區，無一例外，在快速發展后，也都開始走向了歐洲這一條社民主義的道路。

但盡管如此，市場化依然是主線，其帶來的生產力的增長，依然壓過了各種管制的加強，整個東亞依然是世界上最有生機的地方，也是世界上民眾們認為未來會一天比一天好的地方。

但愿東亞民眾能明白，市場化是東亞地區不斷發展的唯一要素，要是開始學上歐美的社民主義，那么，這條高速發展的路，有可能會逐步停滯。

但是東亞國家普遍有一點很好，那就是對外開放，大部分產業還是相對開放的，雖然不同的國家有不同的對外管制，但還是在國民生活中占比很少。

這就比關稅奇高對外管制奇多的印度和南美要好得多，其社民主義的程度也遠低于歐洲和美國。

因此，這依然是投資熱土。

你要問我未來最看好哪里，我的答案不是越南，不是阿根廷，則是沙特，阿聯酋。

下一代天選之國，我賭是沙特。

不過，這得五年后驗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