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魯迅童年時就讀的私塾三味書屋，在科舉時代，遍布中國社會的無數私塾，承擔著支持社會階層流動，教化基層社會的功能。在科舉廢除后，這些私塾迅速衰敗了，與此同時終結的，還有中國的傳統社會。

科舉制度在中國歷史上承負著整合傳統社會生活并維系社會內部的文化生態平衡的功能。它對傳統中國的政治、文化、思想、教育、經濟與社會生活的運行均起到樞紐與調節作用。本文試圖通過分析科舉制度對傳統社會的整合作用，來研究這種制度在近代變革中的消失對20世紀現代化的長遠影響。在一個民族的現代化過程中，是否有可能調動其原有的傳統制度文化資源，來緩解社會轉型過程的整合困難，并盡可能減輕現代化轉型所引發的社會震蕩？本課題的研究或許可以提供若干有益的啟示。

一

歷史上中國傳統官僚集權社會的社會精英，主要是由地主、士紳與官僚這三個階層角色構成的。這些社會階層各自在經濟、文化與政治上承擔著維系社會生命體的組織功能。

自隋唐以來迄至近代，傳統中國與其他國家相比，一個顯著的特點是，上述這三個社會階層之間存在著相對頻繁的橫向流動。而這種階層之間的社會流動，主要是由科舉制度來實現的。例如，地主與庶民子弟可以通過科舉考試，取得秀才、舉人這樣的士紳的身份，士紳則又可以進一步通過更高層次的科舉考試而成為官僚政治精英。而官僚精英則可以利用自己的權勢與影響，通過所授予的職份田以及通過購置田產，進而在經濟上成為士紳地主。在傳統中國社會里，由于官僚的身份不是世襲的，而一個官僚在退出仕途之后，在傳統中國約定俗成的財產繼承方式的制約下，他的田產又在數個兒子中均分，這樣，其后人則很容易在二三代以后又下降為平民。而平民又可以通過科舉考試進而取得功名，從而再次進入上述地主、士紳與官僚之間的精英循環過程。

在中國歷史中，“君子之澤，五世而斬”，表明中國社會內部的稀缺資源（財富、地位、權力與名望等等）分配過程存在著相對頻繁的流動。自隋唐以來迄至近代，由于科舉已經相當制度化，中國社會很少能看到其他文明社會中存在的數百年乃至數十代延綿不絕的世家貴族，“世家無百年之運”，為社會精英的“君子”所享有的稀缺資源的非連續性與“五世而斬”的代際更迭，正是中國傳統社會中的較高頻度的社會流動性的具體寫照。

可以說，中國傳統社會正是以科舉制度為樞紐，在平民與精英之間，以及在社會精英的三大主要階層之間，形成周而復始的循環與對流。就傳統官僚專制社會所具有的社會流動程度而言，中國可以說是人類前資本主義社會中最具階層開放性結構的社會。無論是西歐的領主封建社會，日本藩封制社會，還是印度的種姓社會，均不同程度地存在著封閉性的階級等級制度，而不具有中國傳統社會如此高度的社會流動性。二這種社會流動性究竟對中國文化生命體的特點、延續與發展有什么意義？

首先，這種體制使歷代統治者可以不斷從平民階層中補充新鮮血液，吸納在智識能力上更具有競爭力的優秀分子。除了娼優等少數賤民之外，在中國傳統社會里，任何個人，都可以通過自己的攻讀生活，通過科舉制度提供的“金榜題名”的相對平等機會，進入統治精英階級。而統治階級中的部分成員則在同一社會循環中又不斷流動出政治領域。由于這種結構類似于近代“科層制”的開放性與自我更新，中國傳統社會的精英層始終處于不斷吐故納新的過程之中，科舉制至少是形成這種社會新陳代謝過程的一個重要因素。

其次，在科舉制度下，精英層之間的流動與上下層級之間的流動性，使文化知識與教育的覆蓋面，高于以身份等級為基礎的結構封閉性的社會。這一點可以通過歷史比較看出來。隋唐以前，在九品中正制這種封閉性的人才選拔制度下，功名的獲取所依據的條件，是世襲的身份，而不是個人的努力與知識積聚的水平。文化知識的傳播范圍，往往局限在少數具有貴族血統或較高的世襲身份等級的階層中。整個社會缺乏強大的獲取文化知識的利益激勵機制。而在隋唐以后的科舉制度下，功名、地位與權力這些社會稀缺資源的獲取，是需要社會成員以獲取這個社會的主流知識文化為基礎的，這就使社會的文化教育覆蓋面，在科舉制度下達到近代以前最為廣泛的普及與提高。而國家與政府卻可以不必為實現文化教育的這種相對普及支出巨額的教育經費。正如一位清末人士所指出的，“科舉辦法，士子自少至壯，一切學費，皆量力自為。亦無一定成格。各官所經營，僅書院數十區，（費用）率多地方自籌，少而易集，集即可以持久，無勞歲歲經營。”

第三，使社會價值的高度一體化。造成這種價值一體化的原因是，一方面，只有按照統治階級欽定的儒家經典所主導的價值規范來應試的人，才能獲得功名地位，這就使得士人為應試而浸淫于儒家經典的過程，自然成為中國知識分子學習以儒學為立身行事的標準的社會化（Socialization）過程。另一方面，由于在士紳、官僚與地主這三大社會精英層之間存在著相對頻繁的社會流動，這就使儒家價值規范在各精英階層的對流中得以廣泛的認同與普及。于是中國也就成為以儒家文化為主流文化的一統天下。

第四，在社會稀缺資源追逐過程中，失敗者自然會有一種挫折感，而科舉制度卻有著一種可以稱之為“自我消解挫折感”的功能。這是因為，每次科舉取士雖然只有少數幸運者獲得功名，但由于科舉取士沒有年齡限制，這樣，它就為每一個失敗者始終保留著下一次成功的機會與希望，而只要存在著這種機會與希望，個別的科場失意人固然可能成為現存秩序的反叛者，但群體性的社會不滿就不會凝結起來，而且不會形成對現存秩序的巨大反抗性的政治參與壓力。這一點與近代學堂教育制度頗有不同。

這樣，一千多年以來，科舉制度也就成為一種特殊的社會整合與社會凝聚機制。它也在長期的歷史中，造就并形成中華民族特定的政治文化心理與價值。它使傳統中國人重視儒家知識、重視以儒學為基礎的教育與風俗成為天經地義。以科舉為核心的教育制度與精英選拔制度，既是維系社會精英與政治精英相互依存關系的紐帶，也是維系社會各階層對君主、儒家意識形態和國家權威效忠的基礎。

自隋唐以來，中國文化之所以經過多次的朝代更選和“以馬上平天下”的外族統治，卻始終保持大一統的文化價值體系，乃是因為任何朝代的統治者，必須依靠士紳官僚來實施其對社會的治理，而在科舉制的鑄模中，士紳階級則已經是被儒學規范定型化了的階級。他們在文化價值上有著同樣的“基因”，他們可以在為任何統治者效忠的過程中，像春蠶吐絲那樣，不斷復制出同樣的文化價值。中國在近代以前之所以沒有出現春秋戰國時代那種文化上的多元化，中國傳統主流文化即儒學之所以具有如此悠長的歷史連續性與生命力，從制度層面上來說，可以從科舉制這一簡單的事實中得到解釋。

然而，眾所周知的是，社會文化價值的高度一統化，又導致社會文化缺乏活力與生氣?！翱婆e文化”不需要原創性、背誦經典條文的求同思維，對于科舉考生來說，遠比探索未知的精神與物質世界所需要的求異思維更為重要。久而久之，中國士大夫知識分子的思維方式、群體心理，也就蛻變為牽文拘義、循軌蹈矩、重守成而輕創新的積習。在以制藝為人生追求目標的士人們看來，豐富的歷史文化就被簡單地解讀為“十六字心傳，五百年道統，圣人之學不外乎是”的僵化教條。清末保守派士大夫的代表人物葉德輝之所以反對任何變革，乃是因為在他看來，孔孟之道，“乃大經大法，凡吾人所欲言，無不于數千百年前言之?！边@種陳腐保守的思想觀念，可以說正是科舉制所造成的文化思維定勢的必然結果。

于是，在前現代時期的中國，一種最具階層開放性的制度，又恰恰與最為封閉的思想模式有機地結合為一體并世代相傳。開放性的階層流動與精英新陳代謝，是這一制度的優點，但它們卻被充分利用來鞏固大一統的意識形態信條與士大夫官僚的定型化的思想行為模式。

近代以來的歷史表明，這種社會整合機制支配下的國家和社會建制，以及這種建制下的中國士紳官僚精英階級，是無法應付民族危機和現代化挑戰的。自近代以來，一代又一代的新型知識分子對科舉制度的消極面的批判乃至憤怒聲討，可以說是人們耳熟能詳的。對作為這種整合機制的基礎的各項制度進行改革，便成為清末新政的當務之急。

二

在改革科舉制度的問題已經成為社會共識之后，在如何改革，通過什么方式來進行改革的問題上存在著不同的選擇。

第一種選擇是漸進的變通的方式。清末新政初期，湖廣總督張之洞與兩江總督劉坤一在1901年和1902年初向清廷呈交的“江漢三奏”的改革建議中，就主張通過“變通”的方式來改革科舉制度。他們主張在科舉考試中增加考試“各國政治地理武備農工算法”的內容，并建議留學學成歸國者經清政府復試可以取得進士貢士的資格。清政府接受了這種改革思路，在清末新政初期，改革科舉制度的辦法也是漸進式的，例如辛丑年（1901年）七月，清廷命自從此為始，鄉會試等均試策論，不準用八股文程式，并停止武科考試，等等。此后，取消科舉的呼聲日益高漲，但清廷的主政者在具體措施上還是漸進的。1902年張之洞首先提出十年內逐步廢止科舉制度，這一建議受到清廷采納。方法是每科取士名額遞減，分三科減盡，十年之后，一律從學堂取士。

第二種選擇則是立即徹底廢除科舉。其代表人物有袁世凱、端方等人。清廷認為他們的奏議“不為無見”，此后不久，端方與袁世凱的廢科舉的建議被清廷采納。清廷于1905年采取更為激進的徹底廢止科舉的措施，其理由可以從袁世凱、端方的奏議中看到。該奏折的大意是：——根據現在危迫情形，實同一刻千金，科舉一日不停，士人皆有僥悻得第之心，不能專心一致砥礪新學，民間更是相率觀望，而且，私立學堂極少，公家財力有限，不可能普及學堂。因此，如繼續采取漸進方式，新式學堂就沒有大興的希望?！词宫F在立即廢止科舉，遍設學堂，也要等10多年之后，才能培養出足夠數量的各類人才。如以漸進的方式廢止科舉，那么要培養出所需人才則要到20年以后。而在強鄰相逼的窘迫環境下，中國大局必然危殆?！獙W堂最為新政大端，學堂對開通民智、普及教育、培養合格國民有根本的作用。因此，科舉不停，學校不廣，士心不能堅定，民智不能大開，故欲推廣學校，必自先?？婆e始。

從以上奏折內容來看，端方與袁世凱等人之所以要求迅速廢除科舉，其理由是，由于人心戀舊，從而妨礙了新制度的建立與開展，他們認為，在危機深重的情況下，只有迅速地取消科舉制，才能釜底抽薪地消除人們對舊制的依戀，迫使士紳知識分子接受新的教育制度。這種“先破后立”的觀點，反映了當時主流精英中普遍存在的一種思想方法。他們注意到了科舉制度的固有惰性對變革的阻力，并且以此作為徹底廢除科舉的理由，而又以中國所面臨的危機壓力作為迅速廢除這種制度的根據。但他們卻較少考慮到，這種作為現存社會有機體的組成部分的制度一旦突然取消將可能在社會整合上引發的問題。此外，他們也很少考慮到，一種新制度的建立與發揮成效，并非簡單地“破舊立新”就能達到，新制度的發揮效能尚需要一系列的復雜條件的配合。

激進的廢除科舉派實際上忽視了改革所必須注意的一個重要原則，那就是嚴復所指出的“非新無以為進，非舊無以為守”。一種富有成效的改革必須盡可能避免整合危機所引起的社會震蕩，這就必須在新舊規則之間形成一種過渡的連續性。對科舉制度不是采取變通，而是采取迅速取消的辦法，其結果是，一方面，變革舊制而導致傳統的社會整合方式的喪失，另一方面，新的社會整合方式（例如學堂教育體制）又無法單憑體制改變而及時形成，由此產生嚴重的社會脫序和社會整合危機。

三

這種取消科舉的“休克療法”至少導致以下幾方面的消極后果。

第一，由于原有社會凝聚機制的急劇瓦解，社會成員從原有的生存結構中脫離出來，又無法被新的生存結構所吸納，從而迅速“游離化”。這種“游離化”社會群體，對清末及民國初年的社會轉型過程構成巨大的政治參與壓力，并進而引發急劇的社會震蕩。造成這種“游離態社會動員”的原因是，一方面，大批士紳知識分子失去了通過原有的儒學知識資源獲取仕途的指望，又由于年齡、知識結構、經濟能力等種種原因，而無法進入新學堂，因而產生群體性的對現實的疏離與不滿。這一點正如當時人指出的：“科舉初停，學堂未廣，各省舉貢人數不下數萬人，生員不下數十萬人，中年以上不能再入學堂，保送優拔人數定額無多，……不免窮途之嘆?！?/p>

另一方面，舊的人才選拔制度雖然可以一夜里取消，然而新的制度卻又無從在短時間里相應建立，辦理學堂的條件遠遠不會因為單獨廢除科舉考試制度而相應地自然成熟。如師資、教材、經費、畢業后的出路、校舍等問題，均難以在短期內解決。正如當時有人指出的，“各省學堂經費匱乏，無米可炊，力不能支，提學紛紛請款，而官力民力羅掘俱窮”，以致出現學堂因缺乏經費而停辦。當時許多士紳知識分子認為，科舉制度的取消，乃是“竭全國之精華，成現形之惡果，此誠可長太息也。在清末新政時期，新式學堂的創辦，決非像一舉廢除科舉那樣容易。當時的現實是，由于“地方貧困搜刮已窮，以致一縣之中延至一二年，不能有一完全之學堂以資教育，官司茍為敷衍，人才坐見消亡?！背霈F“（書）院（學）堂兩無，中西并失”的情況。這樣就出現大批既無法進入新式學堂，又無法通過科舉取得功名的“無根人”。

民國初年的名記者黃遠庸把這些游離分子稱之為對社會穩定具有破壞力的“游民階級”。原來效忠舊王朝的士人階層成為不安現狀的游離分子，這不但使現政權陡然失去原有的社會支持基礎，而且也使傳統的聯結社會各階層的聚合力急劇削弱。其次，由于科舉制度的廢止，進入新式學堂與出國留學便成為士民獲取功名和社會地位的主要途徑。據統計，到1907年，中國到日本的各類留學生的總數已達7000余人。然而，晚清的中國作為一個起步伊始的后進現代化的國家，其社會經濟發展水平和文化發展程度，還遠遠無法提供足夠的位置與就業機會來吸納紛至沓來的從新式學堂中華業和留學歸國的青年知識分子。這樣，在科舉廢除之后，清末民初的都市中與各省充滿了大批因無法就業而對前途深感失望的青年知識分子。這些處于游離狀態的人們，由于社會地位的不穩定，前途的渺茫與心理失落感，就以異乎尋常的速度，急劇地涌入政治領域。紛紛競奔官場，以爭取權力、地位與財富資源，成為新政時期與民國初年的“政治參與膨脹”的巨大力量。另一方面，革命的情緒也最容易在這一富有理想而又在現實生活中備感絕望的處于“游離態”的青年知識分子中發展起來。

科舉制度取消所產生的第二方面后果是，群體性的社會心理挫折不斷聚結為反體制的力量。二千年以來，中國士紳知識分子以當官為人生基本追求目標。在官本位社會心態沒有發生根本變化的情況下，科舉制度卻突然取消，并被學堂教育取代。然而，學堂畢業是一次性的，它不像科舉制度那樣，可以無限期地對所有的落第者“許諾”“下一次機會”，正因為如此，清末的學堂制度不存在對功名追求者的挫折感的自我消解機制。每年將有大批學生從學堂畢業，并理所當然地要求政府滿足其進入仕途的要求，而由于客觀條件所限，這種要求注定得不到滿足，這種挫折感便形成群體性的社會不滿。這是20世紀初期以來政治參與膨脹的重要原因之一。換言之，清末新政推行的社會變革所實現的新的社會整合機制的發育程度，遠遠不足以制衡和吸附舊體制瓦解后大量出現的社會疏離分子和新型人材。正是這些在新政改革中產生的社會勢力和青年團體，成為這場變革運動的主要掘墓人。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清末新政這場在傳統集權體制下的社會改革運動，幾乎就成了不斷“搬起石頭打自己的腳”的社會動員過程。

第三，由于科舉制度是以儒家的政治標準和價值來選拔人才、凝聚人心和構成獲取地位、名望和權力的基本途徑的，科舉制度的廢止，從長遠來看，就使國家喪失了維系儒家意識形態和儒家價值體系的正統地位的根本手段。這就導致中國歷史上傳統文化資源與新時代的價值之間的最重大的一次文化斷裂。正是在這個意義上，由于科舉制度在1905年的廢止，從而使這一年成為新舊中國的分水嶺。它標志著一個時代的結束與另一個時代的開始。其劃時代的重要性甚至超過辛亥革命。正如歷史所表明的那樣，科舉制度的激進改革，起到了與清末新政的改革推行者意愿相悖的“釜底抽薪”的結果。美國學者羅茲曼在《中國的現代化》一書中指出，“（新政的）舵手在獲得一個新的羅盤以前就拋棄了舊的，遂使社會之船駛入一個盲目漂流的時代?！边@位作者還認為，中國的困難的實質在于，這種過渡階段破壞了久經考驗的選拔精英的程序，科舉制度的廢除，破壞了經典教育，嚴重地削弱了傳統價值的影響。代之以毫無章法可循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