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孫權贊為“可與東方朔為比”的名士虞翻，是三國時代出了名的“暴躁老哥”。曹魏名將于禁輾轉投降東吳后，孫權曾邀請他同行，誰料虞翻直接開炮：“你一個降將，怎敢與我家主公齊頭并進？”言罷，還要揮鞭擊打于禁。若非孫權及時呵止住他，于禁恐怕要羞憤得當場自盡。

有類似遭遇的，還有劉備的小舅子糜芳。一日，虞翻乘船出行，恰與糜芳迎頭相遇。見糜芳船上侍從直呼“避將軍船”，虞翻大怒，當即破口大罵：

“失去忠信之人，如何再侍奉主君？（你憑借）獻出（蜀漢）兩座城池（茍且求生），又怎敢妄稱‘將軍’？”

躲在船里的糜芳聽了這話，從此對虞翻退避三舍。

按理來說，出身于會稽名門的虞翻，就算性情“疏直”，也不該如此無禮。可是，誰讓于禁與糜芳都是降將呢？須知，東漢士人“重名節而輕生死”，對侍奉二主乃至多主的行為，自然無比反感。但凡事常有例外。對三國時代的降將來說，蜀漢政權雖然偏安一隅，卻是他們的理想去處。

君不見，馬超、王平、姜維等降將入蜀后，個個都身居高位。那么，同樣重視“風骨”道德的蜀漢，為何會對這些降將如此厚待呢？

千金買馬骨，樹立典型

蜀漢政權善待降將，可追溯到劉備時期。蜀主劉備少時寒微，能折節下士，“士人豪杰多歸附之”。但入蜀之后，劉備卻漸生驕矜之心，學起了清流名士的作派。此前，他進圍成都，劉璋委任的蜀郡太守許靖曾打算翻墻投降，后被發覺，未果。于是，劉備便認為許靖私德有虧，欲“薄靖不用”。謀士法正見狀，勸說劉備道：

“天下有獲虛譽而無其實者，許靖是也。然今主公始創大業，天下之人不可戶說，靖之浮稱，播流四海，若其不禮，天下之人以是謂主公為賤賢也。宜加敬重，以眩遠近，追昔燕王之待郭隗。”

這里有一個典故，名為“千金買馬骨”。戰國時期，燕昭王有振興燕國之心，卻因為沒有賢良之才輔佐而時常感到擔憂。有個叫郭隗的人見狀，便給他講了一個故事：“從前有一位君王，欲用千金購買一匹千里馬，但三年都未曾實現。后來，有人替國君完成了心愿——他先花費五百金，購得了一匹千里馬的尸骨；而后用這件此事來宣傳國君對千里馬的重視。結果不到一年，便有人主動送來了千里馬。”講完這個故事后，郭隗便建議燕昭王效仿這個國君，想辦法讓世人看到他求賢若渴的誠意。燕昭王聽罷，當即便拜郭隗為師，并修建了大名鼎鼎的“黃金臺”，用以招攬四方俊杰。消息傳出后，諸葛亮的“偶像”樂毅、陰陽家鄒衍、變法圖強的劇辛等人，紛紛慕名而來，加入了燕國。

東漢后期，許靖、許邵主持的月旦評，是中原地區最負盛名的人物品評大會，這讓許靖在天下士人心中擁有很高的地位。法正用“追昔燕王之待郭隗”的典故勸說劉備，就是希望他能繼續重用許靖這個“馬骨”，以示其求才之心。劉備聽罷，覺得很有道理，便委任許靖為自己的長史；在稱帝后，他又加封許靖為司徒，將其列為三公。

除了文官中的許靖，劉備又把武將中的馬超提拔重用。馬超曾帶領關中軍閥反抗曹操，這恰好符合蜀漢集團“攘除奸兇、興復漢室”的目標。因此，盡管馬超被世人評價為“強而無義”“勇而不仁”，但劉備稱漢中王后，仍加封馬超為左將軍，令其與關、張并列。

這種厚待降將的行為，不僅體現出劉備的容人之量，也提前定下了蜀國后期“外附勢力”地位普遍較高的基調。如蜀國中后期名臣王平、姜維、夏侯霸等人，皆是魏國降將出身。他們“棄暗投明”，同樣符合蜀國的“抗曹興漢”的口號，所以也獲得了如馬超一般的待遇，得以身居高位。當然，這只是一個方面；王平、姜維等人的軍事才能可圈可點，這就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蜀國后期人才匱乏的窘境。

蜀漢有黨爭，引為外援

蜀漢派系林立，一般而言，主要分為元從集團、荊州集團、東州集團與益州集團。劉備在幽州、中原活動時加入的一些元老，謂之“元從”，武將有關羽、張飛、趙云等，文官有簡雍、糜竺、孫乾、劉琰等；荊州集團、益州集團以地域而命名，前者代表人物有諸葛亮、龐統、馬良、蔣琬等人，后者則指巴蜀地區的土著豪強，如秦宓、黃權、張裔、費詩等人；至于東州集團，則是劉焉、劉璋父子二人賴以維系自身統治的執政勢力，多為南陽、三輔地區的流寓士人組成，如法正、李嚴、董和（子允）、吳壹、射援等人。

蜀漢建立后，掌握朝堂話語權的主要是荊州集團與東州集團。元從集團中的文官多為談客，武將關羽、張飛又接連殞命，只余趙云等極少數人勉強維系，已算是“名存實亡”。劉備、諸葛亮執政時，為了鞏固自身統治，也提拔了一些益州土著入仕，但多將他們置于地方為官，鮮少讓他們進入中央。這體現出蜀漢執政勢力對益州土著的不信任。比如《蜀科》，便是由諸葛亮、法正、伊籍、劉巴、李嚴五人一起編撰的；一部治理蜀人、蜀地的法典，竟不見一個益州人主編，足見蜀漢對他們的打壓態度。

當然，這種做法也離不開益州土著的消極態度。在本地影響力較大的一些士人，如張裕，以善觀天象而聞名于世，他在私底下偷偷散播“歲在庚子，天下當易代，劉氏祚盡矣。主公得益州，九年之后，寅卯之間當失之”的說法。此外，被蜀人稱為“后圣”的大儒周群以及杜瓊、譙周等人，也經常鼓吹“天命在曹”的消極言論，令劉氏無比反感。

在此情形下，蜀漢執政勢力自然會極力打壓益州土著。從現有史料看，劉備、諸葛亮選拔人才常以“征”“辟”方式，這符合兩漢時期的察舉征辟制，其特點之一是帶有鮮明的地域、家族色彩。然而，蜀漢未得南陽、三輔地區，后又失去了荊州，這便導致蜀漢在選拔人才時，只能局限在一個很小的范圍內，“任人唯親”的現象自然也難以避免。為了防止益州土著“抬頭”，蜀漢也只能將選官范圍稍微擴大到“外附集團”當中。

上表可見，非但王平、姜維這樣的武將能在蜀漢位居高位，就連隨姜維一起投降的梁緒、梁虔、尹賞等文官，也能擔任三品大員，甚至位列九卿（大鴻臚）之一。因此觀之，降人組成的外附集團，其實已成了蜀漢執政勢力的補充力量。如此，他們方能以“替補”身份進入朝堂中心。

平定南中蠻，攻心為上

從表中還能看到，出身于南中大族的孟氏、爨氏，也能在蜀漢中央任職。這在一定程度上體現出了蜀漢對西南少數民族的重視。自蜀漢建立伊始，便頗為重視與周邊少數民族的關系。馬超少有勇略，在羌、胡、氐中頗有威望，故劉備安排他去懾服西南少數民族。正如他對馬超的任命中所說：

“海內怨憤，歸正反本，暨于氐、羌率服，獯鬻慕義。以君信著北土，威武并昭，是以委任授君……”

馬超之后，羌、氐無人震懾；疑為賨人（即板楯蠻）出身的王平與“涼州上士”姜維曾試圖聯系、交好西南少數民族，“欲誘諸羌、胡以為羽翼”。另一邊，諸葛亮平定南中，又以“攻心為上”，未曾留兵南中，反而將孟獲、孟琰、爨習等人收為屬官，以增進他們對蜀漢政權的歸附與認同感。正因如此，給予外附蠻人或其他投降而來的少數民族渠帥以中央官職或其他頗高待遇（金錦爵），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推動蜀漢民族戰略的實施。

南中大族臣服蜀漢后，愿“出其金、銀、丹、漆、耕牛、戰馬以給軍國之用”。有了良好開端，諸葛亮又“移南中勁卒、青羌萬馀家于蜀”，組建了大名鼎鼎的無當飛軍；其第一任統帥，正是王平。這種處理方式，讓姜維深受啟發。在王嗣的幫助下，姜維得羌胡歸心，以至于他“每出北征，羌、胡出馬、牛、羊、氈毦及義谷裨軍糧，國賴其資”。可見，蜀漢政權對外附集團的厚待，是羌、胡、蠻等西南少數民族愿意與蜀漢站在同一戰線的一個主要原因。

當然，外附蠻人所任官職，一般只是名義上的。他們拖家帶口，以蜀漢官員名義教化南中各部，自然不可能久留成都為官。與之相比，其他降將能更令蜀漢放心，反而是因為他們沒法“拖家帶口”。

降將無退路，更加放心

三國時代，質任制度逐漸成熟。將領、士兵外出征戰，其家屬往往會被集中到某個地方（將領、郡守的家屬一般在京都為質，機構名為“保官”；至于士兵們的家屬，可能在京都，也可能在其他地區）進行統一管理，此舉既易于監護，也能將他們作為人質，防止將士們臨陣投敵。據歷史學家高敏先生考證：曹魏以將領子弟為質任的制度，當在建安二、三年（197-198）之間。隨著曹魏政權的發展，各項政令逐步完善，質任也從權宜之計轉變為常制；至曹魏后期，質任制度已趨于成熟，默認為控制將士們的必要手段。鐘會伐蜀時，因其無子弟，司馬昭的心腹邵悌便曾以“單身無重任，不若使馀人行”對他表示質疑。

上述可見，原屬于魏國的將領投降蜀漢后，他們的家屬大概率會繼續留在曹魏；而曹魏對降將家屬的處置，又是非常殘酷的。建安中，有個叫宋金的士兵亡奔合肥，曹操聽說后，竟然親自過問，令人收押了宋金的母親、妻子與兩個弟弟，打算將其處死。雖然曹操后來放過了宋金的母、弟，但質任制度的嚴苛仍可見一斑。曹魏末年，鄧艾滅蜀，立下不世奇功，卻被鐘會、衛瓘誣陷有謀反之意。所以，鄧艾遇害后，他留在洛陽的兒子悉數見誅，妻子、孫子也被流放到西域。

鄧艾尚且如此，更別提其他將領了。一旦這些魏將選擇投降，其留在“保官”內的家屬很可能輕則流放，重則見誅。這樣一來，失去家屬的降將自然會對曹魏無比痛恨；但對蜀漢而言，沒了后顧之憂的他們反而更加可信。畢竟，很少有人愿意以犧牲家屬為代價，大老遠跑到蜀漢當間諜。

位高而權低，降將處境

前面這個原因，可能不適用于姜維與夏侯霸。他們一個是雍涼大姓出身，一個是曹魏宗室，背后都有倚仗。據《三國志·姜維傳》注引《魏略》記載：

“諸軍攻冀，皆得維母妻子，亦以維本無去意，故不沒其家，但系保官以延之。”

姜維降蜀后，其被質押在保官內的母親、妻子并未被處置；雖然夏侯玄被殺、夏侯霸臨陣脫逃，但夏侯氏余威仍在，加之司馬氏又試圖重構儒教體系，故夏侯氏其他族人也未必會遭到株連。

所以，蜀國要拿出足夠的資本來拉攏這兩人。如上文所述，外附集團是作為蜀漢執政勢力的補充力量存在的，主要用來“占位”，防止益州土著“抬頭”，因此職位高、名氣大，但實權低、話語權少，這便是蜀漢降將的顯著特點。如劉備時代的馬超，雖然作戰經驗豐富，但史書所載他在入蜀后參加的戰斗，唯有“下辯之戰”一次，還是跟張飛同去的。

唯有姜維與夏侯霸，能在軍中占有一定地位。夏侯霸走投無路，倒容易拉攏。劉禪曾親自下場與他拉關系，并指著自己的兒子稱：“此夏侯氏之甥（劉禪妻母為夏侯霸堂妹）也。”反倒是姜維，不僅出身于天水大姓姜氏，家屬還得到善待；那么，蜀漢對姜維便不能如馬超那樣，只給名而不放權。

在這一點上，諸葛亮看得最為清楚。姜維歸附后，他帶在身邊悉心培養、委以重用，同時又毫不吝嗇地向朝廷推薦他：

“姜伯約甚敏于軍事，既有膽義，深解兵意。此人心存漢室，而才兼于人，畢教軍事，當遣詣宮，覲見主上。”

經過諸葛亮的推薦，姜維漸露頭角，并逐漸得到軍中與部分朝臣的真正認可。

諸葛亮對姜維的知遇之恩，讓后者銘記于心。諸葛亮去世后，姜維繼承了丞相大人的遺志，繼續北伐。他雖然屢攻魏而不能克，甚至有窮兵黷武之嫌，但也的確做到了為蜀漢盡忠。蜀亡后，姜維還圖謀興復大業，最終以身殉國。誠如胡三省所言：

“姜維之心，始終為漢，千載之下，炳炳如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