察哈爾民眾抗日同盟軍（簡稱“抗日同盟軍”）是1933年在華北察哈爾地區（今河北省西北部及內蒙古自治區錫林郭勒盟南部）成立的一支重要抗日武裝力量。它又稱“察綏抗日同盟軍”，是抗戰初期時期，愛國將領馮玉祥等與共產黨人在張家口合作組成的抗日隊伍。雖然其存在時間較短（1933年5月至10月），但它在中華民族抗日戰爭史上留下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它率先舉起武裝抗日大旗，振奮民族精神，同盟軍成立于1933年5月26日。此時，“九一八”事變已過去近兩年，東北淪陷；“一二八”淞滬抗戰也被迫結束；尤其是1933年初，日軍侵占熱河，并大舉進攻長城各口（長城抗戰），直逼平津。

而南京國民政府仍奉行“攘外必先安內”政策，對日妥協退讓，甚至準備簽訂喪權辱國的《塘沽協定》。在民族危亡的關鍵時刻，抗日同盟軍的成立及其隨即展開的軍事行動，是當時中國境內第一支公開打出旗號、主動向日本侵略者發動進攻的較大規模武裝力量。當時何應欽發電報要求他們“忍辱負重”，但是后來將領們發表通電，表示抗日的決心。在1933年6月21日開赴前線。

它的率先行動打破了國民政府壓制下的沉悶局面，以實際行動證明了中國人民抵抗侵略的決心，極大地鼓舞了全國人民的抗日斗志和必勝信念。它成功收復失地，取得“九一八”以來首次重大軍事勝利，同盟軍成立后，在馮玉祥、方振武、吉鴻昌（共產黨員）等將領指揮下，迅速投入戰斗。

其最輝煌的戰績是于1933年7月12日，收復察東重鎮多倫！這個意義是非常重大的。多倫是連接熱河、察哈爾的戰略要地，被日軍占領。收復多倫是自“九一八”事變以來，中國軍隊首次從日偽軍手中收復重要城鎮的軍事勝利。這一勝利震動全國，戳穿了日軍不可戰勝的神話，證明了只要堅決抵抗，中國軍隊完全有能力戰勝侵略者，極大地提振了全國軍民的抗戰信心。同盟軍的積極抵抗，特別是收復多倫等地的行動，沉重打擊了日偽軍的氣焰，打亂了日軍在察哈爾及華北地區的侵略部署。 雖然同盟軍最終未能長期固守收復的失地，但其英勇戰斗在一定程度上牽制了日軍兵力，延緩了日軍向華北腹地進一步滲透的步伐！

同盟軍的成員構成具有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性質。它由原西北軍將領馮玉祥、方振武領導，吸引了部分原東北抗日義勇軍、察哈爾地方武裝、蒙古族抗日武裝、平津等地流亡學生、愛國知識分子，以及在中國共產黨影響和秘密組織下的力量（如吉鴻昌領導的部隊）。這體現了在民族大義面前，不同黨派、不同背景的愛國力量能夠暫時放下分歧，共同抗敵。這就是實踐和推動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早期形式！

尤其重要的是，中國共產黨（特別是北方黨組織）在同盟軍的醞釀、組建和發展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共產黨員宣俠父、張慕陶等參與謀劃，吉鴻昌等黨員將領更是身先士卒、英勇作戰。中共積極推動并實踐了聯合一切可能力量抗日的策略，為后來的全民族抗日統一戰線積累了寶貴經驗。

同盟軍的抗日行動與當時國民政府推行的對日妥協政策形成了鮮明對比。特別鮮明的是，揭露了不抵抗的政策是錯的，它以實際行動揭露了“攘外必先安內”政策的錯誤，證明了武裝抵抗是救國圖存的唯一正確道路。同盟軍的存在和戰斗，引發了國內外輿論對國民政府不抵抗政策的強烈批評，對其施加了巨大的政治壓力。同盟軍的短暫存在，為許多愛國志士提供了投身武裝抗日的實踐機會，積累了寶貴的對日作戰經驗。特別是其中受中國共產黨影響的部隊和人員（如吉鴻昌部），在同盟軍失敗后，其骨干力量或分散到各地繼續堅持抗日斗爭，或融入后來的八路軍等抗日武裝，成為全面抗戰中的重要力量。吉鴻昌本人后來在天津繼續從事抗日活動，不幸被捕犧牲，成為著名的抗日民族英雄！這個筆者以前介紹過。

所以說，察哈爾民眾抗日同盟軍雖然因遭到日偽軍和國民黨中央軍的聯合軍事壓迫、政治孤立以及內部困難等原因而最終失敗（馮玉祥于1933年8月通電下野，方振武、吉鴻昌部堅持到10月失敗），但其歷史功績不容磨滅。它是中華民族在最黑暗、最壓抑的時刻爆發出的不屈怒吼，是武裝抗日的一次重要先聲！

它收復失地的勝利振奮了全國人心，其聯合抗日的實踐為全民族抗戰積累了經驗，其英勇斗爭的精神成為激勵后人繼續抗戰的寶貴財富。同盟軍的行動有力地證明了，中國人民具有不畏強暴、反抗侵略的堅強意志和偉大力量，為不久后到來的全民族抗戰高潮進行了重要的精神動員和實踐準備。

我們說了，察哈爾民眾抗日同盟軍（1933年）雖存在時間短暫，但其英雄人物以血肉之軀點燃了華北抗日的烽火，成為民族危亡時刻的精神旗幟！

以下我們介紹幾位代表性的英雄。

一、吉鴻昌（1895—1934）是鐵血先鋒與共產黨員的信仰踐行者。

他的身份背景是原西北軍名將，1932年秘密加入中國共產黨，同盟軍北路前敵總指揮。

英雄事跡很多，就簡單介紹一下。以前就被人尊稱為吉大膽，他曾經領導是馮玉祥，以前就問這支部隊算誰的，他就說是洋人管的，念著洋人的教，還軟，聽洋人話替洋人辦事兒。所以這種敢于直言的個性，反而得到了贊賞。

他毀家紓難，為籌措軍費，變賣全部家產6萬銀元購買武器，作為“黨費”支援抗日。

多倫血戰是他最悲壯的一頁。1933年7月親率敢死隊千余人肉袒匍匐攻城，三次沖鋒未果后，最終在7月12日夜突襲中光復多倫。此役為“九一八”后中國軍隊首次收復軍事重鎮，擊碎“日軍不可戰勝”神話。同盟軍失敗后，在天津繼續抗日活動，1934年被國民黨逮捕，后來英勇就義。就義前于雪地寫下：“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國破尚如此，我何惜此頭！”。2009年入選“100位為新中國成立作出突出貢獻的英雄模范人物”，2014年被追認為著名抗日英烈。這位以前我們詳細介紹過。

二、馮玉祥（1882—1948），他是同盟軍的靈魂與旗幟。

他的身份和背景是同盟軍總司令，原西北軍領袖，聯合中共組建抗日武裝。

他主要是凝聚抗日力量，整合察哈爾零散部隊、義勇軍及方振武部，僅月余擴軍至10余萬人，形成華北最大抗日武裝。有突出的戰略領導：指揮連克康保、寶昌、沽源、多倫四城，收復察哈爾全境失地，重振國民抗戰信心。

他對抗南京政府，公開反對蔣介石“攘外必先安內”政策，以行動證明武裝抗日可行！

他留下了很厚重的精神遺產，同盟軍遭蔣日聯合鎮壓解散，馮玉祥后赴美考察，1948年歸國參加新政協時遇難，有的研究者認為他有可能是被謀殺的。他“寧戰死不投降”的宣言成為抗戰精神象征！

三、李海青（1889—1937），是縱橫九省的鐵血戰將。

他的身份是同盟軍第16軍軍長，原東北義勇軍名將。

他算是抗戰前期都全體經歷過了，是唯一親歷江橋抗戰（1931）、熱河抗戰（1933）、長城抗戰（1933）、察哈爾抗戰（1933）、盧溝橋抗戰（1937）的將領，足跡跨越黑吉遼、熱河、察哈爾等九省區！

1932年，率部奇襲農安縣城，重創關東軍；在察哈爾戰役中指揮機動部隊牽制日軍增援，支援多倫主戰場。可以說這是震懾敵膽的英雄。

后來，同盟軍解散后編入29軍，1937年他任平西抗日部隊長，同年犧牲于前線。

四、篇幅所限，其他核心人物先列舉兩位。

第一位是方振武，是抗日救國軍領袖，同盟軍北路前敵總司令，與馮玉祥、吉鴻昌協同指揮多倫戰役。后因拒絕改編遭蔣介石追殺，就離開了北方，本來還去過桂林，打算在那里集合力量抗日的，又流亡香港等地。1941年12月18日，日軍侵占香港，方振武于19日重返內地，決心奔赴抗日前線殺敵衛國。當他剛入廣東中山縣境時，不幸遭到蔣介石的特務暗殺，時年56歲。

第二位是劉桂堂（偽軍反正將領），原依附日偽，受同盟軍感召陣前倒戈，任第六路總指揮。其反正使沽源偽軍崩潰，加速察北光復。

這些英雄不是當時很高級別的將領，但是以“小人物”的脊梁撐起民族尊嚴。他們都在盡其所能，努力抗日救國。吉鴻昌變賣家產明志，馮玉祥整合十萬義軍，李海青九省轉戰不休……他們用收復多倫的炮火，刺破了“不抵抗”的陰霾，更以鮮血預演了全民族抗戰的必然勝利！這支部隊雖因政治絞殺而星散，其精神已化作抗戰史詩中永不褪色的赤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