齊魯晚報·齊魯壹點 管悅

專業廚師上門烹飪、廚藝愛好者在社交平臺接單…… 近年來，上門代廚成為消費者熱門選擇。近日，記者走訪發現，這一服務在濟南日漸火爆，從業者月入過萬元。部分團隊月均訂單超百條，單日最高接單12 單。

三菜一湯六十元

有年輕人開始“外包”做飯

上午十點，小劉的刀尖準時叩響案板，紫皮洋蔥在她手中化作半透明月牙薄片。兩年前，出于愛好，她踏入上門代廚行業。起初，一周接不了一單。她一邊摸索，一邊經營自己的社交賬號，咨詢的顧客逐漸增多。

如今，她每天要跑四戶人家，周末接散單，時間排得滿滿當當。

“客戶備料，我掌勺，一小時30元。”小劉一邊說，一邊展示今日菜單：紅燒排骨、洋蔥肥牛、清炒西蘭花和西紅柿雞蛋湯——專為一位準媽媽設計的營養餐。

她主要服務對象是準媽媽、坐月子的寶媽或年輕小兩口。小劉說，月入4000多元，雖然賺得不多，但做的飯能受到認可，感覺很高興，跟不少客戶處成了朋友。

半年前升級為準媽媽的李青（化名）就是忠實用戶。“一開始，自己跟著視頻學做營養餐。”李青說，每頓耗時兩三個小時，最后收拾廚房還要半小時，“經常做完一頓飯，都沒力氣吃了”。

她算過賬，上門代廚一次60元，搭配四五十元食材，夫妻倆能吃兩頓，與外賣價格相當。但“能在家聞到廚房飄來的飯菜香，是外賣給不了的體驗。”李青說。

主打“精品私廚”

五星級酒店大廚上門炒菜

與小劉的 “家常派” 不同，曾為五星級酒店大廚的老范主打 “精品私廚”。

顧客線上下單后，他拉著裝有整套刀具、量勺、雕花模具等專業工具與新鮮食材的小推車，服務于家宴商務局與追求儀式感的家庭局。

老范說，食材做飯全包的話，人均200元起；客戶自備食材，則收取400元“手藝費”。

6月17日上午八點半，老范來到濟南市奧體附近一處小區。“范師傅，加道紅燒肉吧，孩子愛吃。”一進門，老主顧劉先生笑著商量。老范一邊應聲，一遍熟練地系上圍裙，在廚房里開始忙碌。

2021年，老范剛改行時，濟南市場上從業者寥寥無幾。“我說自己是上門廚師，別人還以為我是送外賣的。”第一個月，他僅接到3單，還都是朋友介紹的。

隨著消費需求變化和社交平臺推廣，上門私廚服務從去年開始進入大眾視野。從業者從最初的個位數擴張到超百人，還細分出了“家常派”“宴請派”等不同流派。老范的訂單也水漲船高，月均接單20余單，每月收入穩定過萬元。

鍋燒熱，老范拎起肉塊皮朝下沿著鍋邊轉了一圈，迸發出油花聲，引得小朋友跑來看熱鬧。三個多小時后，水晶肴肉、蓑衣黃瓜、蟹粉豆腐……十二道菜在轉盤上鋪開。中間擺著一碗長壽面，老范特意用胡蘿卜雕了個“壽”字圖案。

擦完灶臺后，老范將刀具、調料瓶按大小排列，快速裝箱。“劉老師，我先走了，菜品有什么意見，您發我手機上。”老范邊說邊往問外走，手里還提著一袋垃圾。

晚上的家宴訂單六點開始，他三點就要到，順路還得去趟海鮮市場。

不少餐廳轉型做上門私廚

有的團隊月訂單量達上百單

除了個人從業者外，不少餐廳也開始轉型做上門私廚項目。

“6-8位的中小型家宴最受歡迎，四涼八熱一湯兩點，平均客單價2500元-5000元。”麟德軒負責人冰冰介紹，商務宴請、家庭聚餐需求占比較高，注重私密性、品質化和定制化。

冰冰說，這一行充滿挑戰，永遠不知道下一單會在哪里。

她曾接到過在戶外空地上辦宴會的訂單。團隊六個人，拉著一車便攜式爐灶、全套廚具和鍋碗瓢盆，現場搭建臨時廚房。夜風時大時小，炒鍋里的火苗也忽高忽低。

“那頓飯我們做了快五個小時，”冰冰說，看到客戶在星空下開心舉杯的樣子，就覺得一切都值得。上門私廚的魅力，就在于能把美食帶到任何需要儀式感的地方。

除了場地不定外，客戶需求也逐漸精細化。冰冰翻看著手機里的訂單備注介紹：有人指定調料產區，也有人對擺盤造型有要求……

“目前，該月均訂單量已達150單，同比增長近五倍。最多一天接12單，20人團隊連軸轉。”冰冰介紹，春節、中秋節、周末都是預約高峰期，需要提前一周預約。

此外，濱州、泰安等周邊城市的訂單也逐漸增多，冰冰團隊的服務半徑在不斷擴大。

收費標準差距大

行業還需要規范

當日，記者在社交平臺以“濟南上門代廚”為關鍵詞搜索發現，該服務已呈現明顯的市場分層。既有標價“5-6個菜88元”的平價選擇，也有“12個菜1645元”的中端選擇。此外，還有不少酒店提供專業團隊，單次服務收費一兩千元到上萬元不等，價格差異主要體現在廚師資質、食材品質和服務內容上。

不過，上門代廚服務興起的同時，投訴也不鮮見。有市民反映，她曾支付200元定金預約上門做菜服務，結果廚師當天失聯。還有人反映，口味不符合預期、上菜速度慢等問題，影響就餐體驗。

“近幾年，隨著社會形態變遷、新科技興起，產業轉型升級持續推進、社會分工進一步細化，帶動了上門廚師、收納師、寵物保健師等新興職業不斷出現。”山東師范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劉強表示。

其建議，對于這些新職業，相關企業平臺應肩負起主體責任，設立門檻，對從業人員的專業素質嚴格把關。相關部門也應加大治理力度，創新監管手段，讓新興職業規范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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