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幾年，你如果看歐美的娛樂新聞，會發現一件很詭異的事。

　　一個明星，一個作家，一個大學教授，昨天還德高望重，受人敬仰。

　　今天，突然就“社會性死亡”了。

　　他們沒殺人，沒放火，甚至沒違法。

　　他們只是因為十年前在推特上開過一個不合時宜的玩笑，或者在某個私人郵件里用了一個“政治不正確”的詞，或者講了一個和主流論調不太一樣的觀點。

　　然后，風暴就來了。

　　成千上萬的網民，像一群聞到血腥味的鯊魚，蜂擁而至。

　　他們刷著“（#xxx完蛋了派對）的標簽，要求公司解雇他，要求出版社下架他的書，要求大學開除他。

　　他們不是在“討論”，也不是在“批判”。

　　他們是在“執行”。

　　執行一場沒有法庭、沒有律師、沒有上訴機會的公開處決。

　　這個詞，叫“取消”（Cancel）。

　　“取消文化”的本質，不僅是“打壓異見”。

　　它的本質，是新一代的“教衛兵”，在爭奪“釋經權”。

　　我們從歷史講起吧。

　　一）教皇與贖罪券

　　要理解“取消文化”，你不能把它放在“現代政治”的框架里。

　　你要把它扔回中 世紀。

　　中世紀的歐洲，誰權力最大？不是國王，是教皇。

　　國王管你的肉體，教皇管你的靈魂。

　　國王能把你關進監獄，教皇能把你“開除教籍”。

　　被開除教籍，在當時，比死還難受。

　　這意味著你死了以后上不了天堂，你的靈魂要下地獄永世被硫磺火燒。

　　這在一個人人信教的時代，是終極的恐懼。

　　更重要的是，它在現實世界里，也讓你寸步難行。

　　一個被開除教籍的人，是“行走的瘟疫”。

　　沒人敢和你做生意，沒人敢和你說話，你的封臣可以不認你，你的敵人可以名正言順地來打你。

　　因為你已經不是“人”了，你是一個被上帝拋棄的“魔鬼”。

　　德皇亨利四世，夠牛逼了吧。

　　就因為跟教皇鬧掰了，被開除了教籍。

　　最后還得光著腳，在雪地里站三天三夜，去求教皇原諒。

　　這就是“除你教籍”的威力。

　　這個權力的基礎是什么？

　　是教廷壟斷了“道德”的最終解釋權。

　　什么是“善”，什么是“惡”；什么是“神圣”，什么是“瀆神”；你犯了什么罪，該怎么“贖罪”。

　　這一切，都由羅馬的教廷說了算。

　　他們有一本《圣經》，但普通人看不懂，也看不到。

　　只有神父們，才有資格去解釋，去定義。

　　這個“釋經權”，就是中世紀最大的權力。

　　而我們今天看到的“取消文化”，本質上，就是一場在21世紀，用智能手機和社交媒體發動的，爭奪“釋經權”的戰爭。

　　那些在推特上、在TikTok上呼風喚雨的“激進主義者”，他們就是這個時代的新“教士”。

　　他們手里沒有《圣經》，但他們有“政治正確”這本新時代的經書。

　　什么是“種族主義”，什么是“性別歧視”，什么是“恐同”，什么是“文化挪用”。

　　這些詞匯的定義權，被他們牢牢抓在手里。

　　他們就是新的“教廷”。

　　他們通過不斷地“發現”新的罪名，不斷地“定義”新的禁忌，來鞏固自己的道德制高點和話語權力。

　　而“取消”一個人，就是21世紀的“開除教籍”。

　　當J.K.羅琳，因為說了一句“世界上只有兩種性別”，就被打成“恐跨者”。

　　然后，她就被“取消”了。

　　哈利波特主題公園要抹去她的名字，當年靠她吃飯的演員們紛紛出來跟她劃清界限。

　　互聯網上，燒她書的視頻到處都是。

　　她沒有違法。

　　但她“瀆神”了。

　　她觸犯了新教廷的“教義”。

　　于是，她被開除出了“進步人士”這個“現代教會”。

　　她被貼上了“不可接觸者”的標簽。

　　你看，這個運作邏輯，和一千年前，教皇對付一個異端國王，是不是一模一樣？

　　二）新時代的“告解室”

　　中世紀的教會，除了“開除教籍”這個大棒，還有一個胡蘿卜：贖罪。

　　你犯了罪，不要緊。

　　只要你向上帝（也就是神父）懺悔，并且付出代價，你的罪就可以被赦免。

　　這個“代價”，一開始是做善事，是苦修。

　　后來，就變成了更直接的東西——買“贖罪券”。

　　只要你錢給夠，你就可以洗清你的罪孽，拿到上天堂的門票。

　　這是一個完美的商業模式。

　　教會通過壟斷“罪”的定義權和“赦”的裁定權，建立起了一個龐大的精神與金融帝國。

　　“取消文化”的操盤手們，也深諳此道。

　　他們不僅擅長“制造罪人”，也擅長“提供救贖”。

　　喜劇演員凱文·哈特，本來要主持2019年的奧斯卡。

　　結果，他十年前發的幾條關于同性戀的“恐同”笑話被人翻了出來。

　　風暴瞬間席卷。

　　新教廷的“教士”們宣布，哈特有罪。

　　奧斯卡主辦方，也就是美國電影藝術與科學學院，給他下了最后通牒：要么公開道歉，要么滾蛋。

　　哈特一開始很硬氣，他拒絕道歉，說那是十年前的舊事了，他已經變了。

　　結果，他只能辭去主持人的工作。

　　你看，這是“懲罰”。

　　但故事還有后半段。

　　過了幾個月，哈特頂不住壓力，上了一檔著名的脫口秀節目，聲淚俱下地、公開地、為他十年前的言論進行了深刻的“懺悔”。

　　他懺悔了，他“贖罪”了。

　　然后，他就被“寬恕”了。

　　他的電影照樣上映，他的脫口秀巡演照樣爆滿。

　　他用一場公開的自我羞辱，買回了他的“天堂門票”。

　　這就是21世紀的“告解室”。

　　而當一個公司，比如Gucci，設計了一款毛衣，被指責其造型酷似“涂黑臉”，觸犯了“種族歧視”這條天條時。

　　Gucci會怎么做？它會去解釋自己的設計靈感來自古典滑雪面罩嗎？

　　不會的。

　　正確的做法，是“懺悔”和“納貢”。

　　Gucci立刻下架產品，發表一份充滿悔意的聲明，承認自己的“無知和遲鈍”。

　　然后，它宣布，成立一個“多元化委員會”，啟動一個全球性的獎學金項目，專門資助有色人種的設計師。

　　這就是21世紀的“贖罪券”。

　　通過購買這份“贖罪券”，Gucci洗清了自己的“罪”。

　　它不僅沒有被“取消”，反而因為其“覺醒”的態度，獲得了新教廷的“認證”，可以繼續名正言順地賣它的包。

　　三）寒蟬效應：權力的副作用

　　當“分封制”走到盡頭，周天子的實力被不斷削弱，最終只剩下幾個村莊。

　　當“郡縣制”推行到極致，秦帝國的權力全部集中于皇帝一人，最終被一個叫趙高的宦官玩弄于股掌。

　　任何一種權力結構，當它運行到極致，都會產生可怕的“副作用”。

　　“取消文化”這套新教廷體系，它的副作用是什么？

　　是“寒蟬效應”。

　　當任何一句不小心的話，都可能讓你萬劫不復時。

　　一個理性的人會怎么做？

　　他會選擇“沉默”。

　　他會閉上嘴，不再表達任何可能“有爭議”的觀點。

　　大學課堂上，教授們不敢再討論敏感的社會問題。

　　因為他不知道臺下哪個學生會把他的話錄下來，斷章取-義地發到網上，讓他丟掉飯碗。

　　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的一位教授，僅僅因為在回復黑人學生的郵件中，拒絕為他們“降低期末考試評分標準”（因為喬治·弗洛伊德事件），就被停職調查了幾個月。

　　他沒有發表任何歧視言論，他只是堅持了“學術公平”這個原則。

　　但在這個時代，“學術公平”本身，就成了一種“罪”。

　　喜劇演員們，不敢再開尖銳的政治玩笑了。

　　他們只能講一些關于貓貓狗狗的、絕對安全的段子。

　　查普利是這個時代最偉大的喜劇演員，就因為他的特別專場里講了太多關于跨性別群體的笑話，被Netflix內部的員工抗議，被無數媒體口誅筆伐，差點被“取消”。

　　他能活下來，一是因為他自己就是黑人，有“政治正確”的護身符；二是因為他太大牌了，Netflix不敢真的動他。

　　換個小一點的喜劇演員，早就消失了。

　　作家們，在寫作時，腦子里會有一個“政確審查員”。

　　這個詞能不能用？那個情節會不會冒犯到某個群體？

　　最近幾年，連阿加莎·克里斯蒂和伊恩·弗萊明（007作者）這些死了幾十年的作家的作品，都要被新的出版社找來的“敏感度讀者”進行“凈化”。

　　把里面所有今天看來“不合時宜”的詞語，比如“黑鬼”、“東方人”，全部刪掉或修改。

　　他們不是在“出版”，他們是在“洗稿”。

　　洗掉歷史，洗掉真實。

　　整個社會的思想，變得越來越“安全”，越來越“貧瘠”，越來越“無聊”。

　　當一個社會，只允許一種“正確”的聲音存在時，它就失去了自我糾錯的能力。

　　它會對正在發生的、真正的危機視而不見。

　　因為它把所有吹哨人，都“取消”了。

　　觀察中國歷史，任何一個大王朝的崩潰，都是從“思想的僵化”開始的。

　　當所有人都只會歌功頌德，當所有的奏折都變成了“圣明無過”，這個王朝離死也就不遠了。

　　而“取消文化”，正在把整個西方社會，推向這個危險的境地。

　　它以“追求正義”的名義，摧毀了“探尋真理”的土壤。

　　它以“保護弱者”的名義，賦予了一群網絡暴民“無限傷害”的權力。

　　它以“道德”的名義，建立起了一座新的、不容置疑的、讓人窒息的“思想牢籠”。

　　四）誰來終結

　　“取消文化”這個龐大的、自我循環的權力體系，最終會由誰來終結？

　　歷史的吊詭之處在于，終結一個舊教廷的，往往不是世俗的國王，而是另一個更新的、更極端的“新教廷”。

　　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推翻了羅馬教廷的權威。

　　但他建立的新教，在很多方面，比舊的天主教更嚴苛，更不寬容。

　　今天，我們看到一些反抗的跡象。

　　馬斯克收購推特，把它改成“X”，宣稱要把它變成一個“絕對自由”的平臺。

　　一些被“取消”的知識分子，比如巴里·韋斯，喬丹·彼得森，開始建立自己的訂閱社群和媒體平臺，繞開主流媒體，直接向他們的讀者說話。

　　這就像當年蒙古草原上的各個部落，在面對強大的中央汗國時，開始重新集結。

　　但他們能成功嗎？

　　很難。

　　因為“取消文化”的核心動力，不是來自上層的精英，而是來自底層的、龐大的、渴望權力的年輕一代。

　　對于一個在現實世界里一無所有、看不到上升希望的年輕人來說，在網絡上扮演一個“道德法官”，去審判一個比他成功得多的人，是一種極具誘惑力的“權力代餐”。

　　他不需要有錢，不需要有知識，他只需要站在“道德”的制高點上，敲幾下鍵盤，就能讓一個名人、一個富豪，身敗名裂。

　　這種“低成本、高回報”的權力快感，是會讓人上癮的。

　　這個體系，已經形成了一個完美的閉環。

　　媒體需要流量，所以他們樂于報道這些充滿戲劇性的“取消”故事。

　　政客需要選票，所以他們會迎合這些聲音最大的“激進”群體。

　　而龐大的網民，則在這場狂歡中，享受著審判他人的快感。

　　這是一個正在加速旋轉的絞肉機。

　　今天被取消的，是你討厭的人。

　　明天，就可能是你的朋友。

　　后天，就可能是你自己。

　　當然，這種事，哪國都有。

　　社交媒體時代，人人都可以拿上一本“經”，要求對方閉嘴。

　　美國進步主義群體，為什么這么討厭，也就在此了吧。

　　萬斯跑到歐洲去罵歐洲政客，你知道罵的是什么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