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面新聞記者 | 丁欣雨
界面新聞編輯 | 姜妍

本屆上海國際電影節的“戛納零時差”單元，促成了電影《遠山淡影》來到中國與觀眾見面。在昨日舉行的“跨幕敘事者：文學之光，影視閃耀--最具轉化價值文學IP推介會”上，上海市作協主席孫甘露拿這部作品來闡釋自己關于文學影視化改編的觀點：

“原作講的是人們會在回望中重新塑造往事，而不論是文字敘事隱藏的不確定性，還是影像畫面呈現的相對明晰，實則都揭示了心理層面的復雜感受，探討了人物的內疚和自欺。”

在孫甘露看來，文學作品的影視轉化不能被簡單理解成IP改編，而是創作者依循不同藝術形式的規律，感知社會與人，并對時代中的種種變化做出自己的回應。

孫甘露與《遠山淡影》 導演石川慶見面 在文學改編中，影視要發現“戲”、放大“戲”

根據中國作家協會社會聯絡部與中國傳媒大學中國故事研究院聯合發布的《2024年文學改編影視作品藍皮書》，在當年熱度與口碑俱佳的劇集中，文學改編作品占比達54%，排名前十的劇集中有八部源自文學改編，其中包括《繁花》《我的阿勒泰》《玫瑰的故事》這樣的爆款作品。疫情過后行業大盤較冷，依靠耗資較大的電腦特效和其他高配置的幻想類劇集創作減少，延遲反應在2024年劇集上線的情況上，這也構成了近年來文學改編劇日漸貼近現實題材的特點之一。

在所有的文學文本影視化改編過程中，北京師范大學教授梁振華指出，最重要的是要完成創作思維從時間性向空間性的轉變，“這也是作家和編劇寫作時的不同側重”。中國電影家協會副主席張冀近期正在進行孫甘露《千里江山圖》的電影改編工作，看小說的時候，一段讀者并不太會注意到的描寫卻吸引到了他的注意：

故事在上海四馬路的菜場開始，男主人公經過電影院，上到對面的大樓，在天臺發現一個有點廢棄冷落的游樂場。

“三個空間的轉換，幾乎不存在什么戲劇沖突，但卻非常有‘電影感’，適合用視聽畫面來呈現。菜場是市民景象，電影院是當時人們消遣時一定會去的地方，而游樂場的凋敝也跟電影院的興起有關系。電影能提煉出原著里不容易被發現的點，鋪就開來展現一個時代。”

會上圓桌論壇

影視像一只放大鏡，不僅放大了文學文本中原本不惹人注意的細節，也放大了文學故事里的戲劇沖突和對立。今年4月，改編自石一楓同名小說的《借命而生》播出，講的是20世紀90年代初，警校高材生被分配到看守所，結果在他看管下的兩名嫌犯意外脫逃，以此拉開長達20多年不懈追捕的故事。

比起原著最大的不同，是劇集里增設了一些壞人人物，不再強調文學作品里的非善非惡，而是強化人性的黑白度。這種改編對于石一楓來說是可被理解和接受的，他覺得如果改編渴望完全保留文學性而違背影視劇的創作規律，風險就太大了。

“其實劇作里有一兩個所謂的壞人，未見得它一定代表著我們看待世界簡單。更大的原因是更強勁地推動劇情，讓觀眾看懂劇情，在很短暫的時間里就能產生共情。作家在寫小說的時候不面對這些創作上的挑戰，但這些是需要編劇、導演和演員來面對的。”

從左往右依次是張冀、石一楓、梁萌

同樣是這個原因，劇集《我的阿勒泰》才能在散文的字里行間抽出“好戲”，完成文學向影視的轉化。愛奇藝執行總編輯梁萌在現場分享了平臺在評估文學改編時一定會發出的“靈魂三問”： 能不能喚醒大眾的好奇，比如它講的是什么樣的故事，還是它里面會有觀眾喜歡的誰？能不能達到情感的鏈接，看了內容之后跟你共同笑，共同哭，甚至看完想去創業或者談戀愛？最后，能不能引發人的深度思辨？

“影視是一個眾人拾柴火焰高的東西，既是藝術，也是工業，我們一定要在其中考慮商業性。”楊萌拆解了《我的阿勒泰》之所以能取得商業成果的原因，即在沒有強情節的情況下，劇集讓文秀有了個人的成長線和跟巴太的情感線，抓著觀眾往下走，而文秀母親又被設置成一個當代城市女性的愛豆（idol）形象，她在價值觀的輸出中展現豁達、開朗和堅強，給當下人共鳴。

變動的審美與不變的情感，讓影視還有許多文學故事可講

一改此前數年浪漫幻想、類型化創作獨大的局面，像散文和嚴肅文學這些原本被看來改編難度較大的體例也得到不錯的收視成績，越發受到行業的注視與青睞。一方面，這體現了影視審美的改變與挑戰，例如《千里江山圖》群像敘事明顯，在張冀現在的劇本里就已經有14個有相當人物弧線的角色出現，“其實有一點違反電影的欣賞規律，但在互聯網時代，人們追求一種強大信息量的感覺，不怕內容多，也是給我們創作提供了新的機會。”

另一方面，梁振華援引莫言在《齊魯學刊》曾經發表的一篇文章，“很多作家特別想讓自己的作品被改編，所以把小說寫得像劇本，但莫言研究得出的結論是，當作家越把小說寫得像劇本，就越有可能被影視劇拋棄。”呈現出去影視化癥候的小說反而會被影視選擇，似乎意味著影視向文學索要的，恰恰就是文學超越影視、超越故事和人物的東西，而這個東西在純粹的劇作和類型思維上是缺乏的，這也是在強調、重構日漸式微的嚴肅文學的價值。

梁振華

這個能夠穿越時空，在不同藝術形式之間流動而持續吸引大眾的東西，在影視劇《長安的荔枝》原著作者馬伯庸看來，就是人性。他有一次參加陜西歷史博物館的采訪活動，被邀請在所有文物中隨便挑一件展品講5分鐘。就著玄奘大師的畫像，他講了一個唐僧晚年回到家鄉，在40多年未修的祖墳上痛哭流涕的故事。

“玄奘大師并不是我們所知道的《西游記》里懦弱的老和尚，也不僅僅是《大唐西域記》里面勇猛精進的求道者，他和我們普通人一樣有著七情六欲，有對世俗的深切眷戀。”馬伯庸走出場館后，他發現剛剛拍攝的編導們等車的時候都在打電話。一問才明白，在聽完玄奘的故事之后，他們無一例外地也都想起了自己遠在家鄉的爸媽，迫不及待地想要聯系他們，不說什么重要的事情，只是簡單的問候。

馬伯庸

馬伯庸在演講中總結，“過去和今天彼此之間的聯系并沒有那么缺失，從古至今，種種想法和故事被反復地講，我們始終處在一種理解歷史的狀態當中。因此，影視創作者最重要的工作，也是要在包括文學名著的各式題材中找到‘當下性’，找到和現在的人情緒相通的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