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七八十年代，我在浙江海軍部隊當兵。雖然頂著海軍的名頭，可我們連隊干的是無線電通信保障的活兒，扎營在太白山深處，平時難得有什么熱鬧可看。一九八二年八月一日，是建軍五十五周年，駐地村委為了慶祝，特意湊錢請來一個戲班子，說是要慰問我們全連官兵。

演出就在村委會一間舊倉庫里，下午開始。全連一百三十多號人，村里哪來那么多椅子？大家只好各自扛著板凳去。戲演的是古裝戲，一對青年男女反抗父母包辦婚姻的故事。演員們臉上涂著厚厚的油彩，可那皺紋和花白頭發怎么也藏不住，分明是些上了年紀的老漢和老太太。他們嘴里唱的硬邦邦方言，對來自天南地北的戰友們來說，簡直像聽天書。那時正是三伏天，倉庫里熱得像個蒸籠。村干部不知從哪兒弄來幾臺電風扇，放在四角嗡嗡地轉，可這老舊風扇吱嘎作響，吹出來的風都帶著熱乎氣，粘膩膩的。一百多個年輕小伙子擠在狹小的空間里，汗味一陣陣翻涌，熏得人直皺眉頭。

不少戰友忍不住嘀咕起來：臺上這群大爺大媽，穿著不知哪個朝代的戲服，花花綠綠，有的脖子上明晃晃掛著金項鏈，有的手腕上戴著亮锃锃的手表，腳上還蹬著嶄新的皮鞋，在臺上跑過來竄過去，汗流浹背，一會兒大笑，一會兒哭哭啼啼，一會兒尖叫，一會兒又吵吵嚷嚷——這到底唱的是哪一出？有人悄悄溜出倉庫，在附近閑逛、抽煙；膽子更大的，干脆找當地熟人去了。

不知怎么，這事傳到了上級首長耳朵里。首長先是對連領導劈頭蓋臉一頓訓斥：“太不像話！太像話了！搞不好要影響軍民關系！”接著又在晚點名時，把全連狠狠批評了一通。最后，他直接下令：連隊自己出錢，把那個戲班子再請回來，演的還是那出戲！

幾天后傍晚，首長在我們連簡陋的食堂里擺開三大桌酒席，招待村干部，戲班子的演員們也來了。酒足飯飽后，全連官兵戴上大檐帽或水兵帽，統一換上藍褲白衫，列隊整齊地走進連隊大教室。演出開始前，首長帶著一身酒氣，聲音洪亮地下了命令：“各排給我把兵盯緊嘍！必須認真看戲，必須使勁鼓掌！哪個兵敢溜，班長受處分；班長溜了，排長負責；排長要是也敢溜——”他頓了頓，哼了一聲，“我就處分連長、指導員！”說罷，他徑直走到教室門邊，拉過一張凳子坐下，紅著臉守在那里——親自把門！

大伙兒只好硬著頭皮坐定，汗水順著帽檐滴到膝蓋上，又看了一遍那根本聽不懂、也實在不想看的談情說愛戲文。只覺眼前人影晃動，鑼鼓聲里，汗濕的軍裝牢牢貼在后背上，像一層撕不掉的濕殼。心里再焦躁，在首長那不容置疑的目光注視下，也只得屏住呼吸，用力拍著巴掌。

常言道，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繩。后來很長一段時間，只要一聽“看戲”倆字，戰友們頭皮就發緊。以至于班長、排長布置任務時，都會板起臉來嚇唬：“誰要是不服從命令，就罰他去看那場戲！”

三十多年過去，當初那場令人坐立不安的演出，竟成了軍旅記憶里一塊溫熱的烙鐵——它笨拙而固執地提醒著我：那簡陋倉庫里悶熱的氣息，首長酒后通紅卻異常嚴肅的面龐，以及我們端坐板凳上、汗流浹背仍不敢稍動的身影……這一切，分明是軍民魚水情在歲月褶皺里最樸拙的刻痕。那場幾乎無人能懂的戲文，最終竟成了我們這一群年輕士兵共同記憶的密碼；它無聲地訴說著，紀律的威嚴與鄉土人情的質樸，如何在那個遙遠炎熱的下午，共同熔鑄成了我們青澀生命里一段不可替代的底色。原來軍民之間最深的聯結，有時并非靠鑼鼓喧天的頌揚，恰是在那笨拙的、甚至有些狼狽的“不懂”之中，彼此的心意才以最樸素的方式，默默抵達了對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