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2月的上海，冬日的寒意籠罩著整個城市，中央特科的“紅隊”正在暗中執行一次秘密任務。

作為革命的先鋒力量，這支隊伍多年來執行了無數次暗殺任務，悄無聲息地清除了叛徒，成為敵人聞風喪膽的“紅色恐怖隊”。

然而，就在這支傳奇隊伍內部，潛伏著一顆未被察覺的定時炸彈——一個看似不起眼的實習生，張阿四。

他是誰？為什么他會成為中統手中的棋子？

當35名“紅隊”隊員，包括隊長鄺惠安在內，在一天之內集體被捕并慘遭處決時。

這一切的真相究竟如何？

鄺惠安的革命軌跡

1927年，鄺惠安加入了廣州起義，擔任工人赤衛隊敢死隊連長，率領隊伍在前線浴血奮戰。

起義遭到鎮壓后，他沒有選擇撤退，而是與部分殘部一起轉移到了海陸豐地區，繼續堅持武裝斗爭。

在海陸豐，他擔任了工農紅軍第四師的連長，繼續在艱苦的環境中領導和組織抗爭。

到了1930年7月，鄺惠安被派往香港，當時這里是中共廣東省委的所在地。

他在香港擔任了一個特別行動小組“打狗隊”的隊長，這個小組主要負責針對在港的反動派密探、特務和叛徒進行秘密行動。

鄺惠安和他的隊員們以嚴密的策略和果斷的行動，在香港執行了數次秘密任務，包括處決了知名叛徒游體仁和香港政府偵緝隊長謝安。

這些行動對香港的反動勢力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導致香港當局極度震動。

為了捕捉鄺惠安，香港警方在城市各處張貼了通緝令，并動用大量警力和密探進行地毯式搜查。

城市的每個角落幾乎都布滿了警察和偵探，試圖追蹤到鄺惠安的行蹤。

在這種高壓的追捕環境下，為了確保安全和革命工作的持續進行，黨組織決定撤離香港。

鄺惠安被組織調往上海。國民黨中統為了抓捕鄺惠安花了很大的力氣，其中我黨叛徒蘇成德在這中間有很壞很惡劣的表現。

蘇成德的轉變

蘇成德，原名蘇美一，出身于安徽蚌埠的一個普通家庭。

在青島紗廠的繁忙車間內，他以其雄辯和熱情，在工人中建立了崇高的地位。

作為罷工的領導者，他常在工人群眾面前發表激昂的演說，動員大家團結起來爭取自身權益。

紗廠的工人們在他的號召下，多次舉行罷工活動，爭取加薪和改善工作環境。

隨著斗爭的深入，蘇成德成為了抗爭的象征，工人們將他的故事傳唱，他的影響力日漸擴大。

在安徽蚌埠，黨組織的建立離不開蘇成德的努力。他是這一地區最早的黨員之一，也是組織的核心推動力量。

隨著黨組織逐漸壯大，蘇成德開始感到自己的才能并沒有得到足夠的發揮。

雖然他在基層工作中取得了不少成就，但他認為自己的知識和能力足以勝任更高層的領導工作。

他時常與身邊的同志談論自己對黨內事務的看法，認為自己理應進入中央，參與更高級別的決策，發揮更大的影響力。

正當他處于事業的十字路口時，他的老朋友蘇成修找到了他。

蘇成修是一名活躍在政治暗流中的特務。

蘇成修言辭巧妙，時不時提及蘇成德在當前位置的局限性，暗示他有更大的潛力等待發掘。

他甚至提出，蘇成德的能力和知識完全可以在更高層的政治舞臺上發光發熱。

這些言論逐漸影響了蘇成德，使他開始懷疑自己堅守的理念是否真的值得繼續追隨。

蘇成修看準時機，提出了一個“更好”的方向——轉而支持那些能讓他實現個人抱負的勢力。

他詳細描述了與中統合作的好處，包括能夠獲得的資源和影響力。

在蘇成修的持續勸說和自己內心的掙扎中，蘇成德成了一個背叛自己信念的叛徒。

中統的特工隊伍以蘇成德提供的地圖和文檔為基礎，發起了針對性的突襲。

這些行動中，許多蘇成德曾經的戰友和同事也遭到了牽連。

一些人在被捕時表現出驚訝和不解，他們不知道內部竟然有人背叛，將他們多年秘密建立的網絡出賣給了敵人。

張阿四的悲劇

1933年，張阿四，一個在中共地下工作中毫不起眼的交通員，被蘇成德悄悄策反，成為了中統的“細胞”。

他的工作看似簡單，就是在各個秘密地點之間傳遞文件和信息，不引人注目。然而，這正是他成為理想“棋子”的原因。

蘇成德和他保持著單線聯系，確保張阿四不會與其他中統特務有任何交集。

到了11月底的一天，蘇成德獨自在西藏路北泥城橋附近散步，思緒萬千。

突然，他瞥見一個熟悉的身影從遠處走來。那身形和步態，讓他隱約覺得似曾相識。

他揉了揉眼睛，定睛一看，才認出那是失蹤了一個月的張阿四。

張阿四離開這段時間沒有與蘇成德聯系，甚至在中統內部的聯絡也中斷了。

蘇成德一度懷疑張阿四出了問題，或者被組織察覺。

但眼前的這個人，顯然沒有遭遇什么不測。

原來，張阿四并非失蹤，而是被選拔進入了中央特科“紅隊”的秘密射擊訓練班。

“紅隊”是中央特科最為神秘和危險的組織之一，被內部成員稱為“打狗隊”，負責清除叛徒。

它的任務非常明確，情報科提供目標名單，“紅隊”則負責將這些叛徒送上不歸路。

作為“紅隊”的新人，張阿四并不是獨自行動，他在訓練期間由一位資深骨干趙軒負責指導。

趙軒經驗豐富，對“紅隊”的訓練要求極為嚴格。

在訓練場上，趙軒會站在一旁，冷靜地觀察張阿四的每一個動作，尤其是在射擊時的表現。

張阿四并沒有太多接觸武器的經驗，但趙軒的教導讓他逐漸適應了打靶的要求。

為了進一步隱藏張阿四的身份，蘇成德特別小心，避免直接參與張阿四在“紅隊”中的工作，但他會不時通過其他渠道獲悉張阿四的表現。

蘇成德安排了兩名資深特務李典和仇一九，租住在張阿四的住所附近，密切監視著他的行動。

兩人不分晝夜地跟蹤，尤其關注張阿四和趙軒的接觸。

“紅隊”的覆滅

12月5日，蘇成德認為時機已到。

他將所有掌握的情報整理好，詳細標明了每個關鍵人物的藏身處和活動規律，然后迅速向中統匯報。

12月6日，鄺惠安出門時，天空已開始飄起冰冷的雨，他隨手撐開一把油紙傘，快步走向街頭。走了沒幾步，鄺惠安突然察覺到后面有異常。

借著傘的掩護，他快速回頭掃了一眼，隱約看見兩個男人悄悄跟在他身后。

幾乎是在一瞬間，他做出了決定，突然收起傘，轉身向小巷的另一邊飛跑起來。

當他飛奔到前方的路口時，眼前的路卻被封死了。兩名中統特務從街角的陰影中突然冒出來，攔在了他的去路。

這四個人顯然是早有準備的，他們分工明確，一前一后，堵住了鄺惠安的退路。

鄺惠安見狀，沒有任何猶豫，手中的雨傘被他猛地一甩，扔到一邊，直接沖向前方的兩人。短短的幾秒鐘里，巷子里響起了拳腳交加的打斗聲。

鄺惠安的身手敏捷，動作迅猛，雖然對方人數占優，但他憑借豐富的戰斗經驗和技巧，暫時掙脫了包圍。

他一記重拳打退了前方的敵人，迅速側身，企圖尋找突破口。

然而，特務的大部隊已迅速趕到。十幾個人從街頭巷尾沖了出來，將鄺惠安團團圍住。雨越下越大，街面上很快積滿了水。

鄺惠安縱然身手再好，但面對十幾人的圍攻，也難以敵過。

他奮力反抗，幾次擊退靠近的敵人，但很快便被幾個人合力按倒在地。

與此同時，其他抓捕小組也在趙軒、孟華庭等人常出入的地點同時展開行動。

根據提前的計劃，這些地點已經被完全封鎖，無論他們如何反抗，都無法逃脫中統的包圍網。

特務們早已胸有成竹，因為他們對每個人的動向了如指掌。

這一天，35名“紅隊”成員，包括隊長鄺惠安在內，全部被捕。

那些曾在槍林彈雨中穿梭自如的革命戰士，在這場毫無征兆的圍捕中措手不及，紛紛落入敵手。

英雄的最后時刻

被捕之后，“紅隊”的隊員們被關押在上海的一處秘密監獄。

牢房里陰暗潮濕，空氣中彌漫著發霉的氣息。

這里沒有白天黑夜的區分，只有昏暗的燈光和沉重的鐵門，時不時傳來看守們的腳步聲。

鄺惠安、趙軒、孟華庭、祝金明等人被分別關押在不同的牢房，彼此之間無法見面。

中統的審訊手段兇狠而殘忍，尤其是在韓達的指揮下，每個被帶進審訊室的隊員都面臨著嚴酷的折磨。

韓達對“紅隊”成員的意志力早有耳聞，他知道這些人不是輕易能屈服的，所以他命令下屬用盡一切辦法，讓他們開口，獲取更多的中共內部情報。

審訊開始時，韓達親自坐在審訊室的中央，審訊室里的特務們迅速上前，用粗重的鐵鏈將紅隊”成員捆在椅子上。

接著，他們開始用竹針刺入他的指甲縫，用皮鞭狠狠抽打他的背部，每一下都帶起一陣皮開肉綻的聲響。

無論受多大的痛苦，紅隊”成員始終一言不發。韓達氣得拍案而起，吼叫著讓人加大力度。

審訊室內，刑具一件件被搬了出來，從老虎凳到辣椒水，各種酷刑輪番上陣，但他咬緊牙關，絕不泄露任何情報。

與此同時，鄺惠安也在另一間審訊室里遭受著類似的折磨。

作為“紅隊”的隊長，鄺惠安一直是中統的重點目標。

特務們希望能從他口中獲得更多核心信息，尤其是中共在上海的地下組織結構。

然而，鄺惠安在遭受長時間的折磨后，依然保持沉默。

他的身體多次因為酷刑而暈厥過去，但每次蘇醒后，依然沒有妥協。

時間一天天過去，轉眼到了1935年2月，韓達最終決定，既然無法從這些人身上獲取情報，那么就將他們全部處決。他下達了絞刑的命令。

在行刑的那天早上，天還未亮，鄺惠安、趙軒、孟華庭、祝金明等人被從牢房里帶出。

他們的犧牲沒有留下任何遺言，但他們的名字卻永遠刻在了革命的歷史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