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繞地球一周

一九四六年底有光所在的新華銀行派他到美國，我把小平送到蘇州的弟弟家，和有光上路了。

我們從上海坐美國軍艦改成的客輪梅格將軍號，途中用了十四天，到達舊金山時正是陰歷年三十。

我暈船，十幾天躺在床上只能靠橘子水和蘇打餅干維持。

船上的旅客們很活躍，常有自發組織的演出活動，語言學家李方桂的太太徐櫻和我們同船，有一天她把我拖起來去唱昆曲，她吹笛子，她的笛子上有個鮮紅的墜子，美極了。

我唱“原來姹紫嫣紅開遍……”

真奇怪，十幾天沒好好進食，我照樣唱得很帶勁。

一月十三日是有光的生日，船剛好過子午線，他過了兩個生日。

從舊金山到紐約，乘坐藍鋼車，是一種帶浴室的很豪華的火車。

有光的辦公室在百老匯一號十九層四十七號，一九四七，我記得很清楚。

有光工作很忙，我卻沒有事可做，初去時對一切都感到新鮮，每天購物逛街，對地鐵熟得不得了，四十二街的地鐵最亂。

那時外國人很看不起中國人，許多中國人模仿他們的打扮。

我不服氣，我行我素，上街從不穿洋服，只穿旗袍。

因為我鼻子高，又能講英語，常被人誤認為是墨西哥人，我大聲告訴他們:“NO,我是中國人！”

當時老舍、楊剛都在美國，我們來往很多，記得一九四七年年三十他們在我家吃的年夜飯，我準備的是什錦火鍋。

老舍風趣幽默，邊吃邊講笑話，講了很多烏龜王八的趣事，最后唱京劇《釣金龜》。

大家笑痛了肚子，沒有放過我，又是一曲“原來姹紫嫣紅……”

有光除了工作，大部分時間都泡在圖書館，紐約公共圖書館專門留給他一間兩人合用的房間，任何時間都可以去。

他從這時就開始研究語言文字，我也經常到那里幫他整理抄寫資料，他寫的《漢字改革概論》中的部分資料就是在這里收集的。

一九四八年，有光在美國的工作結束了。

我們不約而同地說:“不要原道而返，繞地球一周好不好？”

“好！”

我們一同說出這兩個字，心情無比輕松愉快。

我們似乎當時就意識到，這是我們一生僅有的一次，兩人攜手單純以尋訪古跡為目的的旅行。

況且我們的目的地是“新中國”，等待我們的是全新的生活。

“伊麗莎白皇后號"是當時最豪華的客輪，有七層。

來美國的時候，過太平洋，我們坐的是頂蹩腳的“梅格將軍號”。

回國時，過大西洋，我們乘的是頂豪華的“伊麗莎白皇后號”。

自由女神、哈佛大學、耶魯、劍橋、牛津、蠟像館、盧浮宮、艾菲爾鐵塔、龐貝古城、金字塔……

美國——英國——法國——意大利——埃及——緬甸——香港——上海……

行萬里路讀萬卷書，凡是有文化的地方我們都要去看看。

每到一地，圖書館、博物館、美術館、動物園是我們必去的地方。

上海解放后的第八天，我們乘“盛京輪”經香港回到了上海。

楊剛在碼頭接我們。

故土、故人，一切照舊，但我們呼吸到的每一口空氣都是新鮮的。

我一下子覺得自己年輕了不少，又回到了美好的學生時代，吳淞口，炮臺灣，依稀在眼前，我們四姊妹的青春年華和這里有千絲萬縷的聯系，這座城市在我心中留下了抹不去的印跡。

“'盛京輪’的歸客”，五十年來一直在我心中縈繞的標題，有生之年我一定寫出這篇文章來。

2.得意

解放后，我在上海光華附中教高一的中國歷史課，用的教科書是范文瀾的《中國通史簡編》。

我自知肚子里沒有多少貨，教高中歷史是不夠資格的，于是拼命地買書、看書，給自己補課。

沈從文曉得二姐底子不靈，也支持二姐學習，送了我不少書，現在我的書架上還擺著他當年送的《東洋讀史地圖》、《東洋文化史大系》等書。

教了一年半書，我開始不滿足，腦子歡喜亂轉的毛病又犯了。

當時上海每區有一個中等學校歷史教學研究會，光華附中屬北虹口區。

在一次會議上，我就教科書中一些問題，如年代不全，許多內容與政治、文學相同，缺乏趣味性等提出了意見。

參加會的老師都鼓勵我說，提的很好，你寫出來吧。

我這個人最大的毛病就是喜歡聽人家夸我，一高興，寫了兩萬多字，寄給上海《人民教育》雜志。

他們沒有登，又把稿子轉寄給了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我不知道這些，也很快把這件事忘了。

我繞世界轉了一周，卻還從沒有到過北京。

一九五一年春節，我帶兒子到北京玩，就住在沙灘中老胡同兆和、從文的家里。

一天，從文拿著一九五一年二月二十八日的《人民日報》問我:“二潔(姐)，弟格(這個)張允和是不是妮(你)呀？”

我拿過來一看，是一篇公開回答各界人土對歷史教科書的質詢的文章，占了幾乎一整版，標題是《敬答各方面對教科書的批評》。

再仔細讀過全文，不得了，提到別人的意見不過一兩次，卻五提張允和，如:

張允和先生在批評我們的“高中中國歷史”時說:“中國歷史上有許多優良的科學、文學、藝術、哲學……高中同學，需要了解自己的歷史上文化進展的情況。” 這些意見都是正確的。在我們的歷史教材中，沒有充分以中國歷史上偉大事變、偉大人物、偉大創造來具體生動地刻畫出中國歷史發展的面貌，以激發學生愛國熱忱，這是首先應該指出來的觀點上的錯誤。 張允和先生又指出，我們的中學歷史教材中對于“歷史各民族沒有系統的說明”，“講到各民族的關系，不容易叫人聯系得起來”，“在各章節中只說到許多奇怪的民族名字，而沒有說出各民族的源流和關系，使讀者摸不清頭緒，好像這些民族是突然出現的”。 張允和先生指出:“歷史教科書應以歷史事件、人物為主……這樣才可以了解社會各方面的進展，不是平面地靜止地講述社會經濟狀況就能夠達到教學目標的。” 張允和先生把“高中中國歷史”上冊中講到年代的句子作了一個統計之后說:“……一本歷史教科書只有三十幾處表明年代是不夠的。”“全書沒有用公元紀年作為線索，一會兒公元、一會兒年號、一會兒某帝幾年。尤其是春秋戰國，公元、周天子幾年、魯史紀年，又有秦宋諸侯的紀年，把春秋戰國的年代混淆在一處。” 這些意見指出了我們的歷史教材的寫作方法上的一個嚴重缺點……

我大為得意，反反復復地看，把催我吃飯的三妹和沈二哥晾在了一邊。

就因為這篇文章，當時任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長的葉圣陶先生將我推薦給出版社，并很快把我調到了北京。

我只身來到北京，參加了新編歷史教科書的編寫工作。

我為自己四十出頭又開始了一個全新的職業生涯高興得不得了，想盡其所能大干一番。

3.下崗

我高興得太早了，到北京還不到一年時間，“三反五反”開始了，我莫名其妙地成了“老虎”。

說我是地主，曾分到過兩年租，還說我是反革命，要我寫交代。

這是解放后的第一次運動，我嚇壞了，交上去兩萬字的“交代”沒有通過。

緊接著，我的家就被徹底翻了一遍(那時不叫抄家)，別的我都不在乎，因為本來我也沒什么東西，但最讓我難過的是，他們居然把周有光及朋友給我的信都拿走了。

這對我的打擊太大了，夫妻間的信居然被別人拿去當材料“研究”，簡直是一種恥辱，剛剛“得意”過的我被擊倒了，甚至覺得整個生活都完結了。

我好動筆，到北京來工作后，常給周有光寫信，我們互相信任，夫婦間什么話都講的。

我有一次寫信給他，說我收到一個相識了幾十年的“小朋友”的信，信中說他已愛了我十九年，你猜這個人是誰？

周有光在回信中幽默地一本正經地猜:是W君吧？是H君吧？那么一定是C君了？

就因為這些英文字母，被審查我的人說成是特務的代號，我又有了一頂帽子“特務”。

他們要我把所有的字母都改寫成名字，寫出詳細地址，供他們查找。

我含羞蒙辱，無地自容，不吃不喝，也睡不了覺。

夫妻間的一點“隱私”都要拿出來示眾，還有什么尊嚴可言呢？ 我的精神整個垮掉了。

原本我的體重就只有八十二斤， 兩個禮拜又輕了兩斤，只剩了整整八十斤。

我的牙床開始不停地出血，到醫院一查，是齒槽骨萎縮，醫生說如不抓緊醫治有很大危險。

我以此為理由要求請假回上海治療，得到批準。

行前，我忐忑不安地找到那位主管此事的副社長，口氣很謙和但態度很堅決地說:“如果我確實有問題，請處理我。如果沒有， 請把我愛人的信退還給我。”

結果他們把信全部退還了，我接過來時，覺得比火還燙手，燙得我心痛。

我離開了沙灘，離開了北京，臨走時不敢回頭。

回到上海兩個月，我的牙齒拔得只剩了三個，第三個月出版社來函催我回去，我的牙還沒裝好怎么能回呢？

按當時的規定可以請六個月的假，可到了第五個月，我接到出版社的信，告訴我不要再回來了，工資發到十月(六個月的)。

我從此沒有了工作，解放后的第一次運動我就下崗了。

我這個八十斤重的老虎，只好養在家里了。

4.焉知非福

“不要再出去做事了，家里的許多事都沒有人管，老太太(婆婆)的年紀也大了，需要照顧。”

有光向來尊重我自己的選擇，他這番話的意思我明白，是想把我從那種愁苦的情緒中拉出來，順理成章的一句輕松的話，過去的一切不快都淡淡然煙消云散了。

我這才安心做了四十六年標準的家庭婦女，沒再拿國家一分錢工資。

真正成了一個最平凡的人，也是一個最快樂的人。

有光建議我回蘇州散散心，在自己的娘家，在弟弟的精心安排下，我玩得很開心。

五弟一家陪我走遍了小時候留下足跡的地方。

舊時的曲友歡聚，拍曲按笛，《游園》、《佳期》又回來了，還有什么能比這更快活呢？

再回到上海，我已經完全擺脫了惡劣的情緒，又恢復了原來的我。

每星期六請唱花旦的張傳芳教我昆曲，我們把《斷橋》、《琴挑》、《思凡》、《春香鬧學》、 《游園》、《佳期》的身段譜一點點搞出來，昆曲于我，由愛好漸漸轉變成了事業。

我沒有完，結緣昆曲，有了一種新生的感覺。

“塞翁失馬”，時間越長我越體會到這是一種幸運。

如果我沒有及早下崗， 如果“文革”時我還在工作，那我必死無疑，不是自殺就是被整死。